《Rangeland Ecology & Management》:Perception of Rangeland Degradation in Mongolia: The Role of Herder Groups and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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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生态知识(LEK)日益被科学界和机构界认可为收集环境现状或历史数据、补充数据匮乏地区仪器监测数据以及识别环境和气候变化地方性相关指标的有前景工具。然而,部分研究指出,群体可能暴露于外部知识来源,从而影响其感知。本研究通过分析蒙古国牧民如何感知环境条件变化
地方性生态知识(LEK)日益被科学界和机构界认可为收集环境现状或历史数据、补充数据匮乏地区仪器监测数据以及识别环境和气候变化地方性相关指标的有前景工具。然而,部分研究指出,群体可能暴露于外部知识来源,从而影响其感知。本研究通过分析蒙古国牧民如何感知环境条件变化、该感知与其他评估手段的关系,以及识别塑造此感知的影响因素,为相关争论做出贡献。通过在蒙古国两个 district(苏木)开展全面调查,一地为设有牧场使用者群体(PUGs)的"处理组",另一地为未设PUGs的"对照组",本研究分析了这些制度对地方性感知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PUG district的牧户对草原退化的观察与另一地并无差异,但积极参与PUGs的牧户更倾向于感知草原退化。换言之,PUGs与环境变化意识提升相关,但并未改变地方性变化指标的性质。此外,将牧户报告与现有仪器数据比较显示,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单独使用似乎并非评估该地区早期草原退化的适宜工具。
**研究背景与问题**
蒙古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显著的环境、政治与社会经济变革。年均气温在过去70年间上升2.14
°C,降水格局发生季节性偏移,自然灾害频次倍增。同时,畜牧业——占全国农业产值80%与农村就业70%——自1990年代从国家组织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牲畜数量从2500万头激增至6600万头,山羊比例因羊绒需求增长而攀升,传统游牧规范如移动性与习惯用地权弱化。在此背景下,草原退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尽管关于退化程度与驱动因素(气候 vs. 人为)尚未达成共识。
地方性生态知识(LEK)作为补充仪器监测的数据来源日益受到重视,但关于外部知识源如何塑造地方性感知的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地方机构在信息传递与感知塑造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蒙古国 two district 的牧民如何感知草原与天气条件变化;这些感知与NDVI、植被采样点、降雨和温度等正式评估手段的关系;以及以牧户群体为代表的地方性制度在变化感知及知识传递中的作用。
Rudiak-Gould(2011)认为全球科学话语对地方性环境变化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强调接收研究的重要性;而Marin与Berkes(2013)则主张此影响微不足道,因科学话语通常过于宏观、与地方条件关联有限。Fernández-Llamazares等(2015)在玻利维亚Tsimane人群中的实验表明,经历信息工作坊与未经历者报告的环境变化无显著差异,得出经验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常凌驾于来自外部来源的描述性知识(descriptive knowledge)的结论。本研究通过蒙古国PUGs这一自然实验,为这一争论提供新的实证证据。
**研究设计与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结合一手社会文化数据与环境数据以及二手数据,选取蒙古国西北部森林-草原生态带的 two soum( district )进行准实验比较。IkhTamir soum(Arkhangai省)为"处理组",2007年作为five试点 soum 之一引入PUGs;Bugat soum(Bulgan省)为"对照组",无PUGs建制。两地在道路通达性、aimag(省)城市中心距离、主要经济活动(畜牧)、物种组成(绵羊、山羊、马、牛、牦牛)及生态脆弱性方面具有可比性,海拔分别为约2100 m和1400 m。
**社会数据采集**:2018年春季开展田野工作,包括9次焦点小组讨论与12次半结构化访谈,共接触61名牧户(IkhTamir 34人,Bugat 27人)。样本覆盖各 soum 所有 bag(最小行政单位)及IkhTamir的11/13个PUG。访谈采用中性方式询问环境变化感知,避免使用"退化"一词;后续完成57份问卷调查,内容涵盖PUG参与度、养殖经验、牲畜数量、年度移动次数、环境变化感知方向、变化原因归因、恢复信念及牧业实践调整等。受访者平均年龄49岁,75%为男性。
**空间数据库构建**:整合多源数据构建空间显式数据库。人口与牲畜密度数据:Bugat采用NSO(2017)bag 级数据,IkhTamir采用更精细的PUG级数据,统一转换为绵羊单位(SU)后除以ALAGaC(2014)土地覆被数据提取的草原面积。**植被健康仪器数据**包括:(1)NAMEM基于状态-转化模型(state-and-transition method)的采样点数据,该方法由Green Gold项目协同设计,将草原划分为22个生态位点类型,通过叶冠覆盖度、植物组成、多年生植物基盖度、植株高度及生物量等指标评估健康状态,IkhTamir和Bugat分别获取7个和4个采样点2014年与2016年数据;(2)基于Landsat影像的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时间序列分析,IkhTamir选取2010年10月15日与2017年10月18日影像,Bugat选取2011年9月25日与2017年9月18日影像,经ALAGaC草原覆被掩膜处理后计算像元尺度变化率,再聚合至 bag /PUG尺度。**气候数据**:采用NAMEM 2005-2015年(IkhTamir)和2007-2017年(Bugat)的降水与温度记录。
**分析方法**:访谈文本采用主题分析法(Bernard 2011);空间数据库分析采用Fisher精确检验(分类变量)与Mann–Whitney U检验(连续变量,无需正态分布假设),显著性水平设为 P<0.05。因变量为牧户是否感知草原退化的二分变量(1=感知到负面变化,0=未感知或感知正面变化);核心自变量为PUG活跃性,基于问卷中"是否属于PUG/非正式群体/无"的回答构建,尽管IkhTamir原则上所有牧户均属PUG,仅48%自认"属于"PUG,研究采用实际回答构建"activeness in PUGs"变量。
**研究结果**
**牧户感知与经验知识驱动**:两地牧户对草原退化的本地指标高度一致,均观察到植株高度下降、可食性植物被不可食或低适口性植物替代、特定植物消失。牧户采用"细草"(nariin uvs,高营养)与"粗草"(boduun uvs,低营养)的地方分类体系,报告Elymus sp.(khiag)、Festuca sp.(botuuli)等消失,Artemisia adamsii(Adamsiin sharilj)等不可食植物及Chenopodium(luuli)等一年生植物增加,"药用花卉"减少而"有毒植物"春季率先萌发。两地唯一差异为IkhTamir更多提及Stipa sp.(khyalgana)增加。牧户还通过牲畜健康状况感知退化:动物体型变小变弱、母畜产奶量下降、弃崽率上升、挤奶期缩短、冬春饲草短缺迫使购买更多干草。退化感知在夏季牧场重于冬季牧场,两地无差异。
**与仪器数据的一致性**:NAMEM采样点显示两地草原均呈退化状态,2016年无健康状态样点,IkhTamir 57%轻度退化、14%中度退化、29%重度退化,Bugat 100%中度退化;2014-2016年间除IkhTamir两点稳定外其余均恶化,Bugat退化速度快于IkhTamir,与牧户感知一致。状态-转化方法与牧户方法学相似(均关注物种分布与关键种),但关键种不完全重叠:A. adamsii在两种知识体系中均为退化指示种,但A. frigida未被牧户提及(反被视为良好牧草),Stipa sp.为牧户特有的退化指示种,而NAMEM使用的F. lenensis、Poa attenuata等未在牧户报告出现。这强化了牧户未通过PUG接收并整合"自上而下"科学指标的论点。
**NDVI与感知的矛盾**:NDVI分析显示2010/2011至2017年间两地草原NDVI均上升(Bugat +96%,IkhTamir +64%),与牧户退化感知及NAMEM结果相悖。可能解释在于:退化初期阶段,牧户观察到的"粗草"替代"细草"可能伴随总生物量增加,而NDVI仅反映生物量变化而非植物组成或牧草质量。
**气候感知与数据的张力**:牧户普遍感知降雨减少、"夏季缩短"(开始晚、结束早),但实际上年度降水量呈微弱正趋势(Bugat显著),仅月度分布显示雨峰推迟、春季生长季降水减少。温度数据未反映牧户感知的变暖趋势,可能因数据时段(2005/2007年后)未能捕捉长期趋势,且月均温无法反映牧户关注的日尺度极端变异(如"倒春寒")。
**PUGs的信息传递功能**:PUG地区存在"自上而下"信息传输渠道——Green Gold项目植入期家访动员、后续培训工作坊、2016年信息包发放(IkhTamir 894/1782户签名登记),以及NFPUG(National Federation of Pasture User Groups)的多层级代表系统。同时,牧户间存在水平信息交流,PUG会议为讨论提供正式框架。
**PUG活跃性与退化感知**:统计分析显示,活跃参与PUGs者感知退化的比例(93.3%)高于非活跃者(86.8%),而非正式群体成员与否无差异(88.5% vs. 88.9%)。就整个 soum 而言,IkhTamir牧户感知比例(82.1%)未高于Bugat(96%),这与Bugat实际退化更严重(NAMEM评分?1.85 vs. ?1.14)一致。男性感知比例(92.3%)高于女性(78.6%)。与退化感知正相关的因素还包括:与其他牧户讨论草原状况(90% vs. 81.8%)、认为人为因素起作用(94.6% vs. 78.6%)、已改变牧业实践(95% vs. 84%)。地理与环境变量中,NAMEM指标与感知一致(感知退化者所在区域退化更严重:?1.5 vs. ?1.2),NDVI趋势则相反(感知退化者区域NDVI增幅更大:+73% vs. +61%);人口密度与牲畜密度与退化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即人口和牲畜更稀疏区域的牧户反而更多感知退化。
**讨论**
研究确认牧户感知主要依赖经验知识而非外部信息输入。PUG地区牧户未采用Green Gold/NAMEM的科学分类体系,两地指标高度一致,表明PUGs未定性改变地方性指标。这与Fernández-Llamazares等(2015)的实验结论一致:经验观察常凌驾于描述性知识。PUGs的作用在于提升环境变化的显著性(salience)而非改变感知内容——"自上而下"信息使退化过程更易被注意,但具体通过什么指标被感知仍由地方性经验决定。
不同知识系统的比较揭示其互补性。NAMEM方法系统定量但空间代表性受限(采样点间距可达25 km),牧户感知空间覆盖完整且具长期时间深度;NDVI空间分辨率高但未达亚年度尺度且无法区分植物组成。更重要的是,NDVI在早期退化阶段的解释力存疑:当"粗草"(高生物量但低饲用价值)替代"细草"(低生物量但高营养价值)时,NDVI可能不降反升,与牧户对草原"质量"退化的感知产生根本背离。这提示NDVI单独作为早期退化指标的局限性,尤其当退化定义涉及牧民生计相关性状时。
气候数据的"矛盾"可通过两种知识系统的尺度差异理解。气象站点的 soum 级平均数据所未录的极端事件、空间分布不均的降雨及生长季关键期的降水时机,对牧户生计影响深远却被仪器记录所忽略。Marin(2010)与Reid-Shaw等(2021)亦发现类似差异,强调地方性生态知识对捕捉与生计相关的气候变化信息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与预期相反,牧户的地方性草原退化指标不受PUG参与情况的塑造,活跃参与PUGs的牧户所报告的变化性质仍保持经验性特征。PUG地区与非PUG地区牧户的主要观察相似,均围绕植物组成转变、植物产量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牲畜健康状况恶化展开。通过与其他信息源比较,发现地方性指标在方法学上与状态-转化方法相近,关键植物指示种部分重叠但不完全一致。
NDVI数据显示的"改善"与牧户感知、植物学证据相悖。Respondents所采用的"细草"与"粗草"地方分类揭示了退化第一阶段(易于逆转的植物组成转变)可能导致总生物量增加而非下降,从而解释了NDVI上升现象。这说明NDVI单独使用时不足以检测早期草原退化,尽管其与退化动态的具体关联尚需进一步研究。
活跃参与PUGs、男性身份、较低的人口与牲畜密度、就环境议题的讨论、对人为退化因素的认识以及牧业实践的改变,均与更高的退化感知倾向相关。研究人员认为,PUG活跃性通过两种机制提升感知:一是Green Gold和NFPUG的"自上而下"信息传递提高了环境问题的显著性;二是PUGs促进了更密集的社会网络与更频繁的水平信息交流。最终结论是:尽管环境变化的地方性感知在定性上不受信息交换的影响,但这些传递过程可使变化对个体更加显著和可见。这符合建构性可见性(constructive visibilism)学派的主张——地方性环境变化报告是观察与外部信息接收的组合结果。研究再次证明地方性生态知识在环境研究中的相关性,以及对比整合不同知识体系以评估环境变化、制定更优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