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Empowering Sustainable Education: A Study on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and Cross-Border EdTech Entrepreneurship of Globally Mobile Talent
Yanmei Xu and
Yudong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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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跨境数字教育具有显著优势,包括因学生和教职员工通勤时间减少而带来的低碳足迹,以及对弱势学习者可及性的扩展。然而,全球流动人才,包括国际学生与跨国专业人士,如何利用其全球化技能与网络创建可持续教育科技(EdTech)创业倡议,
作为一种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跨境数字教育具有显著优势,包括因学生和教职员工通勤时间减少而带来的低碳足迹,以及对弱势学习者可及性的扩展。然而,全球流动人才,包括国际学生与跨国专业人士,如何利用其全球化技能与网络创建可持续教育科技(EdTech)创业倡议,其内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与资源编排逻辑(resource orchestration logic),本研究通过对318名跨国流动行为者所收集数据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考察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如何经由资源整合能力(RIC)塑造创业参与。研究发现,这两类资本均未对创业进入产生直接关联;相反,它们均通过资源整合能力(RIC)间接关联于创业进入,使流动人才能够跨越制度与文化边界,对知识、网络与数字技术进行组合与配置。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跨境教育科技创业如何通过可扩展、可适应且低碳的教育服务,促进包容且公平的优质教育以及全球伙伴关系,从而回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第4项目标与第17项目标。本研究揭示了以资源整合能力(RIC)为中心的转化过程,强调有必要构建从“吸引人才”转向“赋能人才”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结果凸显了资源整合能力(RIC)在将全球流动性转化为可持续数字教育解决方案中的重要性。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聚焦跨境数字教育情境下全球流动人才如何将其跨国经历、知识储备与社会网络转化为可持续的教育科技(EdTech)创业行动。研究背景在于,数字教育伴随全球教育服务数字化而持续深化,能够在降低实体流动相关碳排放、缓解教育基础设施压力、扩大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展现可持续优势,与优质教育目标和全球伙伴关系目标高度契合。然而,数字技术的引入并不会自动带来教育公平与可持续性,现实中仍存在数字准备度差异、资源获取能力不均、制度运作能力不足等问题。已有研究虽已证明国际流动经历能够提升个体接触多元制度环境、技术生态和知识体系的机会,也肯定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创业的重要性,但对于“拥有资源”如何进一步转化为“采取创业行动”,尤其是在跨境EdTech与可持续教育这一复杂场景中,解释仍显不足。正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缺口下,研究人员将资源整合能力(RIC)界定为连接资本禀赋与创业行为的核心微观机制,试图揭示全球流动人才何以突破资源分散、情境复杂和制度差异所造成的创业瓶颈。
围绕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强调资源感知、把握与重构)和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资源整合能力和跨境EdTech创业选择为核心变量的理论模型。文章提出四项假设:人力资本正向影响资源整合能力,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资源整合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正向影响EdTech创业选择,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创业选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最终表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创业进入;只有在资源整合能力的作用下,这些资本才能被转化为可操作、可扩展且具有包容性的数字教育服务方案。换言之,真正决定全球流动人才能否从跨国知识与网络中孕育可持续教育创业的,并非资源占有本身,而是对资源进行识别、获取、整合与利用的能力。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318名在中国高校学习或工作的非中国籍全球流动人才为样本,受访者包括国际学生和跨国专业人士,来源覆盖亚洲、非洲等29个国家。量表使用七点Likert量表,测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资源整合能力及创业选择。其中特别将资源整合能力(RIC)建模为二阶形成性构念,由“资源识别与获取”(RIA)和“资源整合与利用”(RIU)两个一阶反映性维度构成;同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LSpredict外样本预测、稳健性检验、多群组分析、共同方法偏差与内生性检验。
在结果部分,文章首先通过“Measurement Model”证明测量模型具备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所有指标载荷均超过0.70,Cronbach’s α、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达到推荐标准,表明各潜变量测量稳定、聚合效度良好。进一步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与异质特质—同质特质比率(HTMT)验证判别效度,结果显示各构念间概念区分清晰,模型具备进入结构分析的测量基础。
在“Higher-order construct specification (second-order formative RIC)”部分,研究人员论证资源整合能力(RIC)不是单一静态能力,而是由资源识别与获取(RIA)以及资源整合与利用(RIU)共同构成的动态能力。前者对应机会感知与外部资源引入,后者对应资源重组、配置和价值转化,两者在逻辑上递进、在功能上互补。实证结果显示,RIA和RIU对二阶形成性构念RIC的权重均达到显著水平,且方差膨胀因子(VIF)较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这说明RIC作为二阶形成性构念具有坚实的理论与统计支撑,能够有效刻画全球流动人才在跨境EdTech创业中的微观动态能力。
在“Structural Model”部分,研究验证了核心路径关系。人力资本对资源整合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1;社会资本对资源整合能力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2;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EdTech创业选择,支持H3。效应量(f
2)分析显示,资源整合能力对创业选择具有较大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RIC表现为小到中等效应。这说明在整体机制中,RIC是推动创业行为发生的关键力量,其作用强于单纯资本禀赋。
在“Mediation Analysis”部分,研究通过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经由RIC影响创业选择的间接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经由RIC影响创业选择的间接效应同样显著,支持H4。文章强调,两类资本并非直接转化为创业行为,而是借助资源整合这一中介环节实现作用发挥。该发现回应了创业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即为何一些拥有丰富知识和广泛网络的全球流动人才并未进入创业领域。文章据此指出,资本是必要条件,但不足以构成充分条件,关键仍在于将分散的知识、网络、制度信息和数字技术重新组织为可行创业方案的能力。
在“Predictive Assessment (PLSpredict)”部分,研究使用SmartPLS 4.0进行10折交叉验证,结果显示PLS模型在创业选择各指标上的预测误差均低于线性基准模型(LM),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外样本预测能力。也就是说,RIC不仅在统计解释上显著,而且在预测跨境移动人才创业选择方面具有稳健性与推广价值。
在“Robustness and Sensitivity”部分,研究通过替代因变量编码、协方差型结构方程模型(CB-SEM/MLR)与基于因子得分的逻辑回归,以及加入性别、年龄、既往创业经验和培训经历等控制变量进行检验,核心路径的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变化。这说明模型结论并非由特定测量口径或估计方法驱动,而具有较强稳健性。
在“Multigroup Analysis (MGA)”部分,研究进一步考察个体异质性。结果显示,对于接受过创业或创新培训的受访者,人力资本对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更强,说明系统训练有助于提升个体对资源的识别与调动能力;而对具有既往创业经验者而言,社会资本对资源整合能力的作用更显著,意味着创业经历增强了个体借助网络建立制度联系与获取支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资源整合能力形成,其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并无显著差异,说明RIC本身是较为稳定且普适的创业驱动机制。
在“Common-Method Bias and Endogeneity Test”部分,研究通过匿名和随机化问卷设计、Harman单因子检验、标记变量法、全共线性VIF检验、Gaussian copula方法以及两阶段残差纳入模型(2SRI)对共同方法偏差和内生性进行控制。结果均表明,模型不存在显著共同方法偏差、病态共线性或严重内生性威胁,因此结构路径估计具有较高可信度。
在“Synthesis of Findings”部分,文章综合指出:人力资本使个体更有能力识别数字教育需求、理解专业技术与分析复杂情境;社会资本使个体能够接入跨国网络、寻找合作伙伴、信息来源和制度支持;但资本本身并不直接生成创业行为。只有当个体具备资源整合能力时,才能将这些潜在资源转化为可实施的EdTech创业行动。文章进一步将这一发现置于可持续教育框架下加以解释,认为跨境EdTech通过数字化服务方式替代部分实体流动,不仅有助于减少碳足迹,也可通过规模化与可及性提升促进教育公平。但这种可持续价值并非技术自然赋予,而是依赖于行动者将技术、制度、人力与关系资源整合为长期、可接近、可扩展教育项目的能力。
讨论部分进一步强化了RIC的理论地位。研究将RIC界定为微观层面的动态能力,而非一般技能。RIC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体现出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与适应性,能够帮助全球流动人才应对跨境EdTech创业中常见的资源碎片化问题。文章报告,RIC可解释跨境EdTech创业选择29%的方差(R
2 = 0.29),说明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该结果扩展了动态能力理论在跨国创业和数字教育场景中的应用,也呼应了资源编排理论关于“价值创造来源于资源结构化整合与利用,而非静态占有”的核心观点。更重要的是,该机制揭示了跨国创业中的“转化鸿沟”:丰富的国际经验、知识和网络并不必然导向创业,若缺乏主动识别、获取、重构与配置资源的能力,资本便可能处于闲置状态。文章还指出,RIC对于实现联合国教育公平和数字包容目标具有现实价值,因为高RIC个体更能开发兼具可扩展性、文化适应性与包容性的数字教育模式。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以三方面丰富了现有文献。第一,在基础层面阐明了资源向创业行为转化的核心逻辑。既有研究多强调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机会识别与把握中的重要性,却忽视这些资源如何被转化为实际创业行动。本研究提供证据表明,仅仅拥有资源并不足以促成创业,资源整合能力对于全球流动人才参与创业至关重要。第二,研究将资源整合理论拓展到跨境教育科技创业情境。教育科技不同于一般数字创业,其深度嵌入教育与文化,教学预期、师生互动以及教育机构与平台间合作都会影响最终服务效果。研究发现,资源整合能力不仅关系到个体是否开展创业活动,也关系到其是否能够高效配置教育资源,而这正是保障教育服务在不同情境中顺利运行的关键。第三,从可持续教育供给视角看,结果表明资源整合能力在实现数字学习服务的可扩展性、可及性与文化适应性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当创业者能够使技术工具适应本地教学需求与治理结构,并满足用户个体化需要时,跨境EdTech创业便能够促进全球教育公平。研究同时明确指出,可持续数字教育并非技术普及的自然结果,而是个体将知识、制度资源和平台资源整合为包容性、长期性学习方案的产物。因此,资源整合能力是构建可持续数字服务体系的基础要素。
总体而言,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全球流动人才从“资源携带者”重新界定为“资源转化者”,强调跨境EdTech创业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国际背景,而在于能否把分散于不同制度和文化空间中的知识、网络与技术组织为低碳、包容、可持续的教育服务方案。文章因此提出,大学、政府与数字平台不应仅停留于吸引国际人才或部署技术基础设施,更应围绕能力建设打造创新生态,使全球流动人才真正成为可持续教育转型的驱动力。这一结论不仅深化了对跨境数字教育创业机制的理解,也为《Sustainability》所关注的教育可持续发展、数字包容与全球合作议题提供了扎实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