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Sociodemographic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human–coyote interactions and human attitudes towards coy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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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北美城市中日益普遍的人类-郊狼互动，探讨了人口社会特征（性别、收入、种族）和居住地域如何通过户外活动参与和直接经验等中介因素，影响人们对郊狼的态度与恐惧感。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女性、低收入、亚裔/太平洋岛民/黑人群体以及库克县居民普遍对郊狼态度更负面、恐惧感更强。这项研究强调了理解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社会结构对塑造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重要性，为制定更具环境正义视角的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策略提供了依据。
随着城市版图不断扩张，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如何管理这些互动，实现和谐共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与生态议题。在众多城市野生动物中，郊狼因其广泛的分布、高度的适应性以及与人类复杂的历史纠葛，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一些人视其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因其对宠物、儿童的可能威胁而感到担忧。要有效管理人类-郊狼关系，关键在于理解形塑人们态度与情感的深层因素。过往研究表明，直接与野生动物的经验至关重要，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人都有均等的机会接触自然。社会结构、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差异，是否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人们与郊狼的关系？它们是如何通过影响人们参与户外活动、遇见野生动物的频率，最终影响到对一种颇具争议的捕食者的看法？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一项聚焦于美国两个大都市区——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的研究得以开展。
该研究发表于《People and Nature》期刊，旨在探索人口社会特征、居住地域与人们对郊狼态度及恐惧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特别关注“户外活动参与”和“直接经验”（郊狼遇见频率、遇见时郊狼的行为性质）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这一统计分析工具，构建并验证了一个包含多个潜在变量和观测变量的因果路径模型，以厘清各因素之间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应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线上调查平台，于2013年4月对库克县和洛杉矶县的成年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集了608份有效回复，最终分析样本为577份。调查内容涵盖了受访者对郊狼的态度、恐惧感、遇见郊狼的频率与经历、参与户外活动的频率以及详细的人口社会信息（包括教育程度、性别、收入、种族）。其次，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数据进行分析。该模型包含潜变量（如“对郊狼的积极态度”，由多个李克特量表问题测量）和观测变量。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 评估了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并使用模型拟合指数（如RMSEA、CFI、SRMR）和重复随机子抽样验证 方法来评估和确保最终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与预测稳定性，从而系统性地检验了各变量间的假设路径关系。
研究结果揭示了人口社会特征、地域差异与人类感知之间的多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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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态度与恐惧感的直接预测因子：对郊狼的“积极态度”直接受到“遇见频率”和“遇见性质”的正向预测。即，遇见郊狼越频繁、观察到郊狼的行为越中性（如逃跑而非攻击），人们对郊狼的态度就越积极。而“恐惧感”则仅与“遇见性质”显著相关，观察到更中性行为会降低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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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参与的中介作用：“户外活动频率”虽不直接影响态度或恐惧，但它通过正向预测“遇见频率”，间接关联了“积极态度”。这表明，更多参与户外活动增加了遇见郊狼的机会，进而可能改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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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受访者表现出更低的积极态度和更高的恐惧感。这种差异部分由女性较低的郊狼遇见频率和观察到较少中性行为所中介，但也存在直接的性别效应，可能源于生理脆弱性、社会性别角色或安全担忧等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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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影响：高收入与更高的户外活动参与度、更频繁的郊狼遇见以及观察到更中性的郊狼行为相关，通过这些中介路径，高收入最终与更积极的郊狼态度和更低的恐惧感间接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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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的复杂关联：与白人受访者相比，自我认同为黑人或非裔美国人的受访者表现出更低的积极态度和更高的恐惧感，且这种关联是直接的。亚裔或太平洋岛民受访者也表现出更低的积极态度和更高的恐惧感，但这主要是通过他们较少的户外活动参与和较低的郊狼遇见频率所中介。而包含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或多种族认同者的“其他”种族类别，则表现出比白人更积极的郊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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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差异的间接路径：洛杉矶县居民比库克县居民表现出更积极的郊狼态度和更低的恐惧感。有趣的是，居住地域本身并无直接效应，其影响完全由洛杉矶县居民更高的户外活动参与度，以及该参与度对增加郊狼遇见频率的积极作用所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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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影响不显著：与一些先前研究不同，本研究中教育水平对任何内生变量均无显著预测作用，这可能与样本中低学历群体代表性不足有关。
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了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及其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管理的多重意义：
首先，研究证实了直接经验（特别是频繁且中性的相遇）对于培养人们对郊狼等野生动物的积极态度至关重要。这提示野生动物管理者，在冲突率较低的地区，通过促进公众在安全条件下的野生动物观察体验（例如，增加自然区域的可达性），可能有助于改善公众态度。
其次，也是更具革新意义的发现是，研究揭示了社会人口结构通过塑造人们的自然体验，进而系统性影响其对野生动物感知的机制。女性、低收入群体以及亚裔/太平洋岛民等群体对郊狼更为负面的态度和更高的恐惧感，部分源于他们更低的户外活动参与度和更少的郊狼遇见机会。这指向了更深层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由于历史上和持续存在的环境不公正（如绿地和自然空间获取不均、环境污染物和有害物种的负担过重），边缘化社区往往与自然和“理想”野生动物的积极互动更少，这可能导致“经验灭绝”，并可能将对害虫的负面体验泛化到郊狼等物种上。
因此，该研究主张，促进人类-郊狼共存，不能仅着眼于郊狼行为管理或公共安全教育，还必须纳入环境正义的视角。这意味着，管理策略需要致力于解决根本性的社会不平等，例如通过公平的城乡规划和社区共同参与的自然解决方案，增加所有社群，特别是边缘化社群，平等接触安全和有益的自然体验的机会。同时，必须警惕单纯的“增绿”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和对原有社区的驱逐，这反而会加剧不平等。
总之，这项研究阐明了对郊狼的感知差异不仅源于个人经历，更深深植根于由阶级、种族和性别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它呼吁未来的研究和野生动物管理实践，必须更细致地考量这些结构性因素如何差异化地塑造不同社群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从而设计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实效性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