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Charge towards green finance ignores risks of nature commodifi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K's climate and nature recovery polic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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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全球气候与自然恢复进程中日益依赖私人“绿色金融”的浪潮，指出了其中潜藏的重大风险。通过对英国相关政策文件的内容分析，研究人员揭示了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投资和市场风险，而严重忽视了将自然商品化(CES)可能带来的社会、文化与生态风险。该研究呼吁，在狂热追逐资金的同时，至少应投入同等精力去构想不以商品化为核心的替代方案，这对全球自然恢复实践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应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全球竞赛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填补资金缺口”。联合国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需要填补4.1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才能实现相关目标。当公共资金捉襟见肘时，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解决方案被推到了台前：大力引入私人投资，即所谓的“绿色金融”。从碳信用、生物多样性补偿到各种“自然市场”，全球范围内旨在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自然恢复的倡议、机构和金融工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在这股为自然“定价”的淘金热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质疑声音似乎被淹没了：将森林、湿地、物种乃至空气的净化能力打包成可交易的金融商品，这本身会带来什么风险？
这正是Julia Martin-Ortega、Joshua B. Cohen和Ruth Bookbinder三位研究者在其发表于《People and Nature》期刊上的论文中探讨的核心问题。他们观察到，在政策、环保甚至部分学术圈层，引入私人投资已被视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在参加英国一系列高规格绿色金融研讨会时，研究者们听到的满是美元、消费者信心和市场，而关于以这种方式将自然商品化可能带来的广泛社会、政治和文化风险，讨论则微乎其微。更有甚者，有观点认为，为了“拯救”自然，需要“放弃我们的道德”。这促使研究者们决定，以英国这个自诩为绿色金融领导者的国家为案例，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在关于绿色金融的喧嚣政策辩论中，自然商品化的风险究竟是被审慎考量，还是被彻底忽视了？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对构成英国绿色金融战略基础的20份政策和咨询文件进行了系统性的内容分析。他们采用了一套基于商品化风险学术文献的编码框架，主要考察了四大类风险：金融风险、伦理与文化影响、对环境结果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权力关系的负面影响。他们以一种宽容的态度进行编码，允许讨论和解释的空间，并通过团队讨论来确保编码解读的一致性。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得以量化并深入理解这些政策文件如何构建和讨论风险。
研究结果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3.1 聚焦金融风险：分析发现，政策文件对风险的讨论非常有限，且主要集中在金融风险上，例如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信心丧失或“漂绿”(greenwashing)对市场信心的打击。政策将自然主要框定为一种可产生经济效益的“自然资本”或“基础设施”，其价值常以货币形式呈现（如泥炭地恢复的收益是成本的5-10倍），而对非经济价值的讨论则少之又少。3.2 关于“漂绿”与超越金融风险的有限讨论：“漂绿”是最常被提及的风险概念，但其内涵模糊。有时它被视为一种可能损害实际环境成果的测量问题（例如，无法准确衡量投资的环境影响）；更多时候，它被框定为一种“消费者伤害”，会破坏投资者信心，从而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仅有极少数文件浅尝辄止地提及了更广泛的社会风险。例如，一份文件提到林地碳信用需求可能导致地价上涨，引发社区与项目开发者之间的冲突，或使农业政策迅速从粮食生产转向环境改善，从而影响农民。然而，对这些风险的“解决方案”被归结为建立对市场的“信心”，而非从根本上质疑商品化本身。一份2025年的新标准文件提到了“永久性自然丧失”的风险，但将其归因于“为创建自然市场而采取的措施失败”，而非自然商品化过程固有的风险。
基于以上发现，作者在讨论部分发出了深刻警示。他们认为，英国的政策分析表明，当前策略几乎完全从投资者或市场的角度来构建风险，存在一种隐含的、支持商品化的叙事。这种忽视并非源于无知，因为学者们早已详尽论述了商品化的风险，包括加剧不平等、侵蚀保护自然的伦理动机、边缘化非西方和非功利主义的自然互动方式等。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对话依然主要聚焦于“如何让市场更好运作”的技术细节，而非其带来的根本性变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然商品化在“真正”吸引资金方面表现平平。数据显示，自愿碳市场交易量和价值在2023年大幅缩水，英国最大的自然市场之一“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iodiversity Net Gain)在运行初期几乎未售出任何异地信用额度。私人对自然解决方案的投资仅占预估需求的3%。与此同时，损害自然的私人资金规模是投资于自然的私人资金的140倍。将碳和生物多样性等打包成金融产品的尝试，其基本属性与机构投资者追求的高回报、低风险 profile 并不匹配。
然而，这种不佳的“业绩”并未阻止金融化逻辑在气候和自然政治中日益扩张，并可能在全球南方引发新的“碳殖民主义”(carbon colonialism)担忧。鉴于商品化自然的长远历史和其造成的社会生态破坏，以及当前碳市场和自然市场在实效和引资上的双重乏力，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否在以巨大的风险，博取微不足道的收益？
在结论中，研究者们强调，将自然的“免费馈赠”（如碳封存、生物多样性）本身转变为可替代的商品，这是一种微妙但意义重大的转变，意味着资本向生命世界新疆域的潜在扩张。他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范例，表明在这种为自然恢复而疯狂追逐绿色金融的浪潮中，商品化的风险实际上被政策忽略了。既然这关乎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根基，那么投入至少同等（如果不是更多）的精力去想象替代方案——例如，基于重新点燃与自然的亲缘关系，而非继续试图将绿色金融塞入它本可能根本不属于的领域——就显得至关重要。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引入私人投资是唯一出路”的迷思，迫使政策制定者、环保人士和公众直面一个更根本的选择：我们究竟希望与自然建立一种基于交易和利润的关系，还是一种基于共存、责任与亲缘的关系？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十字路口，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任何资金缺口都更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