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dolescence》：Standing Up or Standing By: The Interplay of Moral Identity,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and Teacher Responses in Adolescents' Responses to Ethnic Vic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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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政治极化加剧，拥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在校园中面临基于族裔、文化或宗教身份的负面对待风险增高，这成为了促进多元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障碍。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学模型，探讨了青少年的道德认同和观点采择能力与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教师对族裔欺凌事件的反应如何调节这些关联。研究发现，个体的共情能力和道德价值观是干预意愿的重要预测因素，而教师的积极干预行为能显著增强这些个体特质对保护行为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强调了教师在塑造校园氛围、赋能青少年成为社会正义践行者方面的关键作用，对学校干预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却也充满分歧的世界里，校园本应是知识与价值观的摇篮，但对于许多拥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来说，它有时也意味着不公与伤害。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有7%至18%的学生曾在学校经历基于种族或族裔的骚扰或欺凌，而当聚焦于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时，这一比例会大幅上升。例如，荷兰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包括荷兰、土耳其、苏里南和摩洛哥在内的各族裔少数群体学生中，有33%至42%曾遭受辱骂，26%至30%则报告遭遇了基于族裔的排斥。这些负面经历不仅直接伤害了受害者的福祉、行为适应和学业成就，也对构建团结、包容的校园及社会氛围构成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紧迫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干预，并激发青少年中“旁观者”的保护行为，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核心。
在此背景下，一项发表在《Journal of Adolescence》上的研究《Standing Up or Standing By: The Interplay of Moral Identity,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and Teacher Responses in Adolescents' Responses to Ethnic Victimization》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察。该研究旨在探究青少年自身的“软实力”——道德认同（即道德价值观在自我概念中的核心地位）和观点采择技能（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理解他人视角的能力），如何与校园“硬环境”——教师对族裔欺凌事件的反应——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挺身保护受害同学的行为意愿。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在瑞典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样本来自“IDEA项目”的第一波数据，包括来自15所高中的792名青少年（平均年龄Mage= 16.47岁，标准差SD = 0.67；59.3%为女性；31.1%有移民背景）。研究采用了多种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使用《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测量观点采择技能；通过自评重要性的方式评估道德价值观；采用改编的《教师对欺凌反应问卷》(Teachers' Responses to Bullying Questionnaire) 中的情景问卷，测量学生对教师应对族裔欺凌反应的感知，并将其归纳为“主动干预”和“不予干预”两个维度；通过自编的五项量表评估青少年在假设的族裔欺凌情景下采取保护行为（如帮助受害者、告诉老师、要求欺凌者停止）的可能性。研究还控制了性别、移民背景、对多样性的开放态度以及班级移民学生比例等因素。数据分析采用了多水平模型，以处理学生个体嵌套于班级的数据结构。
研究结果清晰地揭示了个人特质与环境因素交织影响的复杂图景。
首先，个人特质是干预意愿的基石。 研究结果完全支持了第一个假设。数据分析表明，青少年的观点采择技能和道德价值观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其采取保护行为的意愿。具体来说，那些更善于从他人角度看问题、且将公平、正义等道德品质视为自我核心的青少年，更愿意在同学因族裔背景受欺凌时挺身而出。这印证了共情-利他假说和社会认知道德认同模型的观点，即共情能力帮助青少年识别他人的痛苦，而强烈的道德认同则内在地驱动他们采取与自我概念一致的行动。
其次，教师反应塑造了干预的“气候”。 研究进一步检验了教师反应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教师的不作为产生了“冷却”效应。当学生感知到教师对族裔欺凌采取不干预或漠视态度时，他们整体上更不愿意采取保护行为。更重要的是，教师的“不予干预”显著削弱了观点采择技能与保护行为之间的正向关联。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孩子天生富有共情心，老师的冷漠也可能“冻结”他付诸行动的勇气。另一方面，教师的积极干预则产生了“催化”效应。虽然教师“主动干预”（如支持受害者、惩戒欺凌者、组织班级讨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它显著增强了观点采择技能和道德价值观对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对于已经具备高共情能力和强道德认同的青少年而言，看到老师积极、明确地反对不公，仿佛为他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更有信心和动力将内心的道德准则转化为实际行动。
此外，敏感性分析揭示了移民背景的独特影响。 研究还发现，教师的“不予干预”对移民背景青少年保护意愿的负面影响，比对其瑞典背景同学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这表明，对于那些自身或家庭可能经历过歧视的青少年来说，来自权威人物（老师）的沉默，所带来的失望和无助感可能更深，进一步抑制了他们为自己或同类群体发声的意愿。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得出了明确而有力的结论：青少年在族裔欺凌事件中是“挺身而出”还是“袖手旁观”，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其内在道德品格、共情能力与外部校园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的道德认同和观点采择技能构成了干预意愿的“发动机”，而教师的反应则像是控制这台发动机功率的“变速杆”——积极的干预能将其效能最大化，而不作为则会使其效能大打折扣，甚至对最需要支持的移民背景学生造成更深的抑制。
这项研究的意义深远。它超越了仅仅关注欺凌者与受害者的传统范式，将目光投向了能够改变局面的“大多数”——旁观者，以及塑造旁观者行为的校园关键成人：教师。研究结果强烈提示，有效的校园反欺凌与包容性教育，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课程与活动，有意识地培养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和道德认同，筑牢其内在的“正义感”；另一方面，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必须赋能教师。学校需要通过培训、工作坊和支持系统，提升教师识别、重视并有效干预族裔欺凌事件的能力与意识，让他们明白，自己每一次果断的介入、对受害者的支持、对不当行为的明确否定，不仅是在解决一次冲突，更是在为所有学生——尤其是那些已经具备道德勇气的学生——示范何为公正，并为他们营造一个敢于行动的、安全的环境。唯有如此，学校才能真正成为培育社会凝聚力、践行社会正义的摇篮，为构建更加包容、和平的多元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