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Social Capital,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Coproduc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Ziteng Yu and
Zhigu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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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环境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路径。为解决“社会资本如何转化为公众具体的环保共治行为”这一核心问题，作者以“公众环保共治行为(PECB)”为核心，引入“环境质量感知(PEQ)”作为中介变量，基于2025年中国沛县761名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揭示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网络(SN)、社会参与(SP)、社会信任(ST)）对PECB的差异化影响及其通过PEQ发挥的间接作用机制。研究发现，SN、SP、ST均能显著促进PECB，其中SN影响最大，ST最弱；PEQ在其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作用。该研究不仅为理解公众参与环境共治提供了新的“认知-行为”解释路径，也为地方政府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提升民众“环境获得感”来推动环境共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品，其污染和治理都具有极强的外部性，这导致企业和公众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地方政府也常陷入“单打独斗、效率不彰”的治理困境。面对这种集体行动难题，如何将既是受益者也是潜在污染者的公众，真正动员起来，成为环境治理的“合伙人”，共同构建环保责任共同体，是全球公共治理领域的热点与难点。以往的研究多从社会资本能直接促进公民参与的角度展开，但“拥有社会资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转化为“采取共治行动”的，其内部的认知“黑箱”与传导机制，一直缺乏清晰、系统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本研究正是要打开这个“黑箱”，探究社会资本这把“钥匙”，如何通过公众的“环境感知”这把“锁芯”，最终开启“环保共治”这扇大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选取了江苏省沛县的生活垃圾分类这一典型的基层环境共治实践作为案例。该县产业以煤炭、化工为主，环保压力大，且地处四省交界，存在治理碎片化难题，其垃圾分类试点具有高度典型性。研究人员在2025年1月、6月进行实地调研，并于8月通过随机抽样，对当地居民发放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61份，有效回收率达71.32%。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回归分析。首先，基于文献和理论，将核心变量操作化：公众环保共治行为(PECB) 从知识、经济、时间资源投入，以及宣传动员、监督投诉五个维度，用5个李克特量表题项测量；社会资本 解构为三个独立变量：社会网络(SN)（从共同决策、会议讨论、日常交流、协同监督4个维度测量）、社会参与(SP)（从参与居民会议、志愿服务、建言献策3个维度测量）、社会信任(ST)（从邻里信任、熟人信任2个维度测量）；环境质量感知(PEQ) 则从居住环境满意度和生态环境满意度2个维度测量。所有量表均采用5点计分，并通过了信度检验。随后，研究将所得数据视为连续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变量间的直接与间接（中介）效应，并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等六项人口学变量。
研究结果
1. 社会资本对公众环保共治行为的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SN、SP、ST，均对PECB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a、H1b、H1c均得到支持。其中，SN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影响最为强劲；SP 次之；ST 的影响系数虽然显著为正，但在三个维度中相对最弱。这证实了社会资本是驱动公众参与环境共治的重要资源，但不同维度的“推力”存在差异。
2. 社会资本对环境质量感知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SN、SP、ST 均能显著提升公众的PEQ，假设H2a、H2b、H2c成立。这说明，丰富的社会互动网络、积极的社会参与经历以及高度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助于公众形成对本地环境质量（包括居住与生态）更积极的评价和更高的满意度。
3. 环境质量感知对公众环保共治行为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PEQ 对PECB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H3成立）。即，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其参与垃圾分类等共治行为的意愿和实际投入就越强。
4. 环境质量感知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并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PEQ 在社会资本（整体及其三个维度）与PECB 的关系中，均扮演了显著的部分中介角色，假设H4得到验证。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不仅直接促进PECB，还通过提升公众的PEQ，间接地激发了PECB。这意味着，社会资本一方面作为“结构推力”直接动员公众，另一方面也作为“认知催化剂”，通过改善公众的环境主观感受，间接促使其采取行动。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构建与沛县的实证检验，系统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影响公众环保共治行为的内在机制。核心结论在于，环境质量感知 是连接“资源”与“行动”的关键认知桥梁。社会网络(SN) 通过拓展信息渠道、构建协作规范，社会参与(SP) 通过强化亲社会价值取向、提升自我效能感，社会信任(ST) 通过强化身份认同、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共同塑造了公众对环境的积极感知。而这种“环境获得感”与“满意度”，进而基于价值认同与互惠预期机制，驱动公众为维持现状、期待未来收益而主动投入环保共治。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它超越了将社会资本视为直接前因的传统视角，引入了认知心理学的分析路径，构建了“社会结构-认知评价-行为决策”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理解环境共治的微观动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清晰的治理启示：要有效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如垃圾分类），不能仅靠行政命令或物质激励，更应注重“软环境”的培育。这包括：积极搭建和利用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平台，促进多元主体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创造更多渠道鼓励和接纳公众的社会参与，让其在实践中获得效能感与归属感；并通过透明、有效的治理绩效，持续积累政府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社会信任。归根结底，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通过培育丰厚的社会资本来提升民众的“环境获得感”，从而将环保内化为社区的共同价值与自觉行动，最终实现环境共治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本文发表于国际期刊《Sustainability》，其研究发现为全球范围内，特别是面临类似治理碎片化与集体行动困境的地区，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中国案例与理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