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Gossip or confrontation? Sanctioning environmental norm violations and the reputation of pun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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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研究已表明同伴惩罚（peer punishment）能够促进规范遵守，但人们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应对环境有害行为的感知仍探索不足。阐明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关于环境行为的规范性共识存在显著差异，从强烈且广泛共享的规范到薄弱或缺失的规范不等。研究1通过映射18种
先前研究已表明同伴惩罚（peer punishment）能够促进规范遵守，但人们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应对环境有害行为的感知仍探索不足。阐明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关于环境行为的规范性共识存在显著差异，从强烈且广泛共享的规范到薄弱或缺失的规范不等。研究1通过映射18种环境友好和环境有害行为的规范感知，记录了这种规范性变异。研究2和研究3考察了针对被视为规范违反的环境有害行为，不同非正式制裁（即，流言（gossip）、排斥（exclusion）和对峙（confrontation））的感知适当性。此外，研究人员检验了这些制裁如何影响惩罚者在多个维度（即，温暖感（warmth）、道德性（morality）、能力（competence）和攻击性（aggressiveness））上的声誉，以及第三方对惩罚者的信任决策。研究结果在环境领域概念性地重复了先前研究，表明更严重的环境规范违反导致非正式制裁的感知适当性更高。在延伸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还发现：（1）流言被视为针对中度违反的最适当非正式制裁，而对峙则被视为针对严重违反的最适当制裁；（2）与环境规范破坏者对峙的惩罚者相比采用流言或排斥回应的惩罚者获得了更有利的声誉和更大的信任。本研究表明非正式制裁是应对环境规范违反的适当方法，且其声誉后果取决于所采用的制裁类型。
环境保护代表一种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其中短期自我利益常与长期集体利益冲突。环境规范在能源消耗和促进可持续交通等领域的有效性已得到证实，然而实践中环境保护的社会困境在各种日常环境相关行为中持续存在，从低成本的回收家庭垃圾、减少用水到高成本的减少航空旅行或投资家庭能源系统。当人们目睹这些有害环境的行为时，他们面临选择：是否应该干预，如果是，如何干预？理解人们如何通过制裁行为应对环境规范违反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记录了人们通常通过各种形式的制裁应对规范违反，可能直接通过对峙，或更间接地通过社会排斥或流言。这类直接和间接制裁对维护群体秩序和保障集体利益至关重要。然而，制裁他人者可能面临混合的社会评价——他们可能被视为集体利益的可信赖倡导者，或被视为攻击性或自私的惩罚者。理解环境领域制裁的适当性和声誉后果至关重要，因为集体福利的赌注尤其高。
研究1开展了描述性研究以提供经过验证的环境情境库。研究人员开发了涵盖环境友好和环境有害行为的综合情境池，测量了四种结果类型：（1）自身遵守（own adherence）：个人对环境行为的遵守情况；（2）个人规范（personal norms）：个人对环境行为适当性的感知；（3）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对多少他人遵守环境行为的经验预期；以及（4）禁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对多少他人认为从事环境行为适当的规范性预期。研究1纳入了250名荷兰参与者（最终样本240名），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研究采用项目反应理论（IRT）分析二元变量，对描述性和禁令性规范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结果显示四因子结构。
研究2旨在考察规范违反严重程度对非正式制裁感知适当性的影响，同时使用相同的22个情境在不同国家（英国）中检验情境库的普适性。474名英国参与者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被随机分配阅读22个描述环境规范违反情境中的两个。针对每个情境，参与者首先评估规范违反行为的（不）适当性，然后对四种回应（无作为、流言、排斥、对峙）的适当性进行评分。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MMs）分析，结果显示规范违反严重程度与制裁类型存在显著交互作用：随着规范违反变得更加严重，对峙的适当性显著增加（b=1.40），流言（b=0.62）和排斥（b=0.28）的适当性也有所增加但较弱。
研究3采用混合实验设计操纵规范违反严重程度和制裁类型，测量非正式制裁的适当性和惩罚者声誉。991名荷兰参与者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被随机分配到具体姓名版本（n=499）或抽象术语版本（n=492）。基于研究1的禁令性规范评分，选择8个情境分为四类：高严重程度（不关灯、不关水龙头）、中等严重程度（航空旅行、购买快时尚服装）、低严重程度（购买鲜花、不使用电动汽车）以及无共识（扔掉过期但未发霉的食物、不使用可重复使用塑料容器）。参与者在阅读情境后完成情境理解检查、适当性评级，随后对三种制裁类型分别进行声誉评估（温暖感、道德性、攻击性、能力）和假设信任博弈（hypothetical trust game）测量。结果显示，对峙者在所有规范违反严重程度水平上均被视为最温暖、最有能力、最道德，攻击性最低，并获得最高信任。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1采用项目反应理论（IRT）的两参数Logistic（2PL）潜在特质模型量化行为项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线性混合模型（LMM）；研究2和研究3主要采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重复测量数据，研究3还纳入了蒙特卡洛敏感性分析和基于摘要统计的敏感性功效分析。所有研究均通过Prolific平台进行在线数据收集。
**研究结果**
**研究1：环境规范感知分布**
研究1成功捕获了常见和相对罕见的环境行为。对于自身遵守，12个项目的遵守率超过70%（如关灯96.25%），7个项目低于30%（如电动汽车使用13.75%）。对于个人规范，仅三个行为被超过70%的参与者反对（不关灯85.00%、不关水龙头81.67%、不使用分类回收箱77.92%），21个环境有害行为被不到30%的人反对。描述性规范显示，日常环保行为如关灯和水龙头被认为在生活中最常见（中位数7.0-8.0），而电动汽车和捡垃圾被认为较不普遍（中位数2.0-3.0）。禁令性规范显示，参与者最强烈反对未履行基本环保行为（不关灯和水龙头；中位数6.0-7.0），而对生活方式选择如肉食消费的反对相对较低（中位数2.0）。项目反应分析显示广泛的难度范围（自身遵守：-5.85至4.06；个人规范：-2.21至2.54），多数项目具有良好区分度（a>0.5）。
**研究2：规范违反严重程度与制裁适当性**
参与者对环境规范违反严重程度的评级揭示了情境库捕获了广泛的环境规范违反。直接资源浪费行为（如不关灯）被视为严重规范违反（中位数=3.00），而其他消费选择如买花和吃肉被评为相对较轻的违反，平均而言不被参与者负面评价（中位数=-5.0至-4.0）。相关性分析显示，规范违反严重程度与所有三种非正式制裁的适当性正相关：流言（r(946)=0.23）、排斥（r(946)=0.12）、对峙（r(946)=0.50），与无作为的适当性负相关（r(946)=-0.57）。交互模型显示，随着规范违反变得更加严重，对峙的适当性评级显著增加，超过流言和排斥；对于中度违反，流言被视为最适当的制裁，而对于严重违反，对峙被视为最适当。
**研究3：制裁类型与惩罚者声誉**
规范违反严重程度的评级验证了初始情境分类：高严重程度情境被评为最不适当（M=1.32），中等严重程度（M=-0.53）和无共识情境（M=-1.46）次之，低严重程度情境获得最低的不适当评分（M=-3.51）。制裁适当性分析显示规范违反严重程度与制裁类型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在声誉维度上：温暖感——对峙者在所有严重程度水平上均被视为最温暖；道德性——模式与温暖感相似；能力——制裁类型主效应显著，但规范违反严重程度主效应不显著；攻击性——制裁类型主效应显著，规范违反严重程度主效应不显著。信任分析显示，在所有规范违反严重程度水平上，参与者对对峙者的信任最高，对排斥者的信任最低，对流言者信任居中。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环境保护中的社会困境使得短期自我利益与长期集体利益冲突，而环境领域的规范共识从强烈共享到薄弱或缺失不等。研究开发了新型环境情境库，涵盖生态友好消费、能源节约、减量/再利用/回收、食物/植物、水和交通六个领域，为理解环境规范提供了基础性描述理解。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减少航空旅行和肉食消费是减少环境影响最有效的行动，但它们并未被公众一致视为明确的规范违反；一些环境有害行为（如快时尚购物）缺乏社会共识，其他违反则在社会情境中受到较少关注。
关于非正式制裁与声誉，研究证实了随着环境违反被认为更不适当，使用非正式制裁被认为更适当，这概念性地重复了严重程度-适当性关系的基本发现。流言被感知为最适当的制裁，这概念性地重复了跨文化规范违反研究，凸显了流言作为灵活且低风险的社交调节机制作用。然而，随着违反严重程度增加，对峙变得越来越适当，这一发现概念性地重复了Eriksson等人关于一般社会违反的研究，但与Molho等人发现的人们面对严重违反时更愿意流言而非对峙的结果不一致。研究人员解释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适当性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区别——人们可能认为严重违反值得对峙，但因报复风险而不愿行动。此外，环境规范违反涉及扩散性危害影响集体福利而非直接伤害个人的独特性质，可能使严重环境违反被视为更客观地错误，从而合法化更直接的回应。
惩罚者声誉的多维度考察揭示了对峙者获得广泛积极评价，这与先前研究中对峙者常被负面感知形成对比。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研究中使用的中性措辞描述对峙，而非暗示愤怒倾向的措辞。这种中性框架下，对峙者被相当?
?积极评价，可能反映了"光环效应"（halo effect），也与惩罚者行为归因于亲社会而非竞争动机时获得积极评价的研究一致。信任测量进一步表明，这些积极感知可以转化为与这类执法者形成合作关系的更大意愿。
研究局限性包括：依赖假设性情境而非日常环境中的实际反应；未来可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探索日常环境行为反应；未考察元规范干预（meta-norm interventions）的有效性；样本仅来自两个西方社会（荷兰和英国），跨文化差异未能充分捕捉。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通过综合的环境行为情境库，考察了环境规范违反与非正式制裁之间的关系。研究2揭示流言通常被视为最适当的制裁回应，而研究3表明随着违反严重程度增加，对峙变得越来越适当，且对峙者比使用流言或排斥的人获得更好的声誉。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环境保护可能受益于平衡处理规范违反同时最小化惩罚者声誉成本的适当非正式执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