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态度与偏好对西班牙碳足迹登记处森林碳抵消的影响

《Ecological Economics》：Organisational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s towards forest carbon offsets in Spain's Carbon Footprint Registry

　　

自愿参与碳抵消的企业行为仍然有限，然而对于组织如何评估森林碳移除方案以及驱动其抵消决策的因素了解甚少。本研究考察了西班牙碳足迹登记处（Carbon Footprint Registry）内组织参与森林碳抵消相关的经济和行为因素。通过结合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和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的调查，我们分析了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控制如何与对项目属性的偏好相互作用。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和内部管理层态度在抵消行为中起主导作用，但其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组织细分市场中有所不同。高排放组织表现出更强的与内部抵消态度的一致性，而低排放组织中来自客户、股东和竞争对手的外部期望更为显著。在这两类群体中，组织均表现出对国内造林和森林恢复项目的强烈偏好。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自愿抵消战略中进行市场细分的重要性，并为支持净零目标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了证据。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企业、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缓解战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巴黎协定》和2050年脱碳目标促进了公共行政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NGOs）和投资者之间的合作，推动了受管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VCMs）的扩张。林业和基于土地利用的项目已成为自愿碳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使组织能够通过购买碳信用额来抵消排放，同时为更广泛的脱碳目标做出贡献。然而，尽管需求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寻求成本效益高的缓解选项的组织中，关于自愿森林碳抵消（VFCOs）的可信度和质量问题的担忧日益增加。与强制性的合规市场不同，自愿碳市场的参与通常由企业社会责任（CSR）、声誉担忧以及对未来法规的预期所驱动。尽管消费者对自愿碳抵消偏好的研究广泛，但关于企业动机和偏好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大型企业的参与动机，而对于中小企业（SMEs）在自愿抵消中的角色关注不足，且现有研究样本量有限，难以代表整体情况。此外，各国政府正在加强对本国碳市场的影响，例如西班牙于2014年建立的碳足迹登记处，旨在促进自愿气候披露、排放减少跟踪和国内抵消。然而，该登记处的企业参与度仍然较低，这表明需要更好地理解塑造企业参与自愿抵消决定的行为、制度和经济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查与抵消选择相关的经济和行为因素，深入理解组织如何通过自愿森林碳抵消项目参与碳移除，并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哪些经济和行为因素影响企业参与二氧化碳抵消的决策？项目属性、行为构建和组织特征如何与森林碳抵消的偏好相关联？高和低温室气体排放者之间的结构性或行为差异是否影响抵消决策和偏好？

研究人员采用了结合计划行为理论（TPB）和离散选择实验（DCE）的综合方法论框架，在单一调查工具中整合行为构建与对项目属性的陈述偏好，以分析组织的抵消选择并估算支付意愿（WTP）。研究数据来源于249家主要注册在西班牙碳足迹登记处的私人组织，其中受访者主要为负责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部门的人员及拥有环境行动决策权的CEO。样本根据年度排放量中位数（130 t CO2/年）被分为低排放者（A组，中位数23 t CO2/年）和高排放者（B组，中位数821 t CO2/年）两个细分市场。研究首先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TPB构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信任和感知风险等变量对抵消行为的影响假设。随后，研究人员利用混合逻辑模型（Mixed Logit Model, MXL）分析了离散选择实验的数据，以捕捉组织在项目属性（项目类型、物种类型、位置、价格）上的偏好异质性，并计算边际支付意愿。这种方法有效克服了条件逻辑模型中无关选项独立性（IIA）假设的限制，更准确地反映了组织在面临不同项目特征时的权衡决策。

在研究结果部分，测量模型和分析显示TPB框架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态度（ATT）和主观规范（SN）对抵消行为（Behaviour）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H1和H2假设。具体而言，组织对碳抵消的态度主要受农村就业机会、生物多样性改善、团队建设和净零努力可见性的正面影响。主观规范受客户价值、股东价值和同行行动的影响，其中同行竞争者的行动影响最强。信任（TR）对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H4支持），而感知风险（RSK）对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H6支持）。然而，感知行为控制（PBC）、信任对行为的直接路径（H5不支持）和感知风险对行为的直接路径（H7不支持）并不显著，表明这些变量主要通过态度间接影响行为。在离散选择实验方面，模型结果显示价格系数在所有规范中均为负且显著，表明价格升高会降低项目接受率。项目位置（西班牙国内）表现出最大的正向边际效应，支持了H8假设，即组织更偏好国内项目。此外，低排放组织（Segment A）显示出对本土物种的显著偏好（部分支持H9），而高排放组织则无此显著偏好。服务行业部门与项目接受率正相关，而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或CSR部门在B组中显示出负向影响。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主观规范在组织自愿碳抵消意图中是最具影响力的决定因素，这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符，即企业不仅对股东负责，还对客户、投资者和社区负责。与以往消费者行为研究通常将态度作为主要预测因子不同，组织背景下的决策往往受到外部社会期望和声誉考量的强烈驱动。对于低排放组织（主要是中小企业），其抵消选择更紧密地与社会规范相关，反映了其在有限资源下对利益相关者期望和合法性追求的敏感性。相比之下，高排放组织（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的抵消选择更多受内部态度驱动，如战略整合、创新声誉和长期价值观，同时表现出对价格的更高敏感性。研究还发现，低排放组织对碳单位的支付意愿（WTP）显著高于高排放组织，特别是针对具有生态属性（如本土物种）的项目，而高排放组织则更关注成本效率。这些发现强调了市场细分在自愿抵消战略设计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结论认为，组织在自愿森林碳抵消方面的行为受到社会、经济和行为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在不同排放规模的组织间存在显著异质性。高排放组织的抵消决策主要源于决策者的内部态度和对成本效益的关注，而低排放组织则更受外部社会期望（如客户、股东和竞争对手的压力）驱动。组织普遍表现出对国内森林项目的强烈偏好，且低排放组织对本土物种等非经济属性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这些发现表明，在设计自愿抵消方案和制定支持净零目标的政策时，必须考虑市场细分。对于高排放企业，应强化内部态度并支持战略整合，如提供税收激励；对于低排放中小企业，则应提供简化的程序、技术指导和行业指南，以降低参与门槛并利用社会规范促进扩散。研究还指出，单一的项目模型可能无法满足不同组织的异质性偏好，灵活的抵消框架可能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