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能力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高管环境认知的调节与中介效应研究

《Sustainability》：Digital Transformation, Gre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Wenjing Chen, Xinran Liang and Ruoyu Li

　　

研究人员以2014—2023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ST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 TFE）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以绿色专利申请或综合评分衡量绿色创新能力（Gre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GIC），以财务绩效（ROA等）与环境绩效（ESG环境得分）综合构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To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DPit），并以高管环境关注度（Executiv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Egpit）为调节变量。通过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绿色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并引入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环境关注度的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β1＞0, p＜0.01）；绿色创新能力在二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γ1＞0, α2＞0均显著）；高管环境关注度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能力路径（δ3＞0, p＜0.05）。经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及剔除2015年异常样本后结论保持稳健。上述发现为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创新驱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论文解读：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高管环境认知的调节与中介效应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前全球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被视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绿色创新能力（Gre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GIC）的重要抓手，但数字化转型是否及如何通过内部传导机制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SDP，通常指涵盖经济、环境维度的综合绩效TDP_it），以及高管环境认知（Executiv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Egp）在其中发挥何种边界作用，现有文献尚缺乏系统实证。该研究对此展开探讨，以明确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路径及内外部情境因素，相关成果发表于《Sustainability》。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选取2014—2023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非ST/*ST/PT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经筛选后获319家企业共3190条非平衡面板观测值。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为：数字化转型（Dig_it）采用年报MD&A部分数字化相关关键词词频取对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TDP_it）由财务绩效（ROA）与Bloomberg ESG环境得分标准化后加权合成；绿色创新能力（GIC_it或gic_it）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或绿色创新综合评分；高管环境认知（Egp_it或egp_it）通过年报中环境关键词频次测度。构建三模型：基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3)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模型(4)(5)以三步法（Baron & Kenny）检验GIC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模型(6)加入Dig×Egp交互项检验高管环境认知对Dig→GIC路径的调节。稳健性检验采用1:1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PSM，卡钳值0.05）及剔除2015年异常年份样本再回归。数据分析使用Stata 18.0完成。

研究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1.642（SD=1.346），呈金字塔分布，表明多数企业处于信息化初期；TDP均值0.161，环境得分（esrp）均值0.149，说明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尚可但个体差异大，符合进一步回归前提。

5.2. 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各变量相关系数介于-0.5至0.5，无严重多重共线性；数字化转型与TDP、GIC及Egp与GIC均呈正向关系，初步支持研究假设。

5.3. 基准回归分析（Baseline Regression Analysis）

模型(3)结果显示，未加控制变量时Dig系数为3.99（p＜0.01），加入控制变量后为3.39（p＜0.01），均显著为正，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假设H1成立。

5.4. 绿色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 of Gre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Step1：模型(3)中Dig→TDP显著（β₁=3.39, p＜0.01）；Step2：模型(4)中Dig→GIC显著（γ₁=2.94, p＜0.01）；Step3：模型(5)同时纳入Dig与GIC后，Dig系数仍显著（α₁显著，p＜0.01），GIC系数显著为正（α₂显著，p＜0.05），表明绿色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成立。

5.5. 高管环境关注的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 of Executive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模型(6)回归显示，Dig主效应系数δ₁=0.006（p＜0.05），Dig×Egp交互项系数δ₃=0.001（p＜0.05），均为正，说明高管环境认知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高管环境关注度越高，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假设H3成立。高低Egp情景下边际效应分别为7.59与6.20。

5.6.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ests）

5.6.1 倾向得分匹配（PSM）：匹配后ATT=2.60（p＜0.01），Dig系数2.29（p＜0.05），方向与主回归一致，支持H1。

5.6.2 调整时间样本（剔除2015年）：Dig系数0.009（p＜0.01），结论不变，主模型稳健。

讨论与结论（Conclusions）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绩效，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与业务流程融合可优化资源配置并激活市场转化潜力；(2)上述促进效应部分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中介路径实现，即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技术与组织支撑，进而助推可持续发展绩效；(3)高管环境认知对"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前端路径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具备较高环境战略意识时可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但对"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绩效"及直接路径调节有限。局限在于数字化转型测度采用文本分析法未能完全反映组织流程与文化变革，未来可结合问卷或案例深化；可持续发展绩效当前仅含经济与环境二维，后续可纳入社会（Social）与治理（Governance）维度完善ESG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