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quity》：Archaeology and the polycrisis: priorities for future-oriente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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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当前全球“多重危机”（polycrisis）这一复杂且棘手的“邪恶问题”（wicked problem），旨在探讨考古学如何超越传统研究范畴，通过整合系统思维、微小胜利心理学（small-wins psychology）及跨学科方法，为解决粮食安全等现实议题提供独特的、基于“深时”（deep-time）视角的洞见。文章认为，考古学有能力且必须承担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通过聚焦可实现的、小规模的成功，为解决看似无解的系统性问题贡献力量。
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不平等、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时，常常会感到无力与焦虑。这些议题是如此庞大、盘根错节，以至于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都显得苍白。学者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困境——多重危机（polycrisis），它描述的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而是全球不同系统中危机之间的因果纠缠，其总体危害远大于单个危机之和。Lawrence等人将其明确定义为“显著降低人类前景的多重全球系统危机间的因果性纠缠”。这种纠缠使得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和顽固，难以解决，因此也被称为“邪恶问题”（wicked problems），它们没有单一、清晰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被完全“解决”。面对这样的未来，一个似乎只专注于挖掘过去的人类学科——考古学，能做什么呢？
一篇发表在《Antiquity》上的文章《考古学与多重危机：面向未来实践的优先事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认为，考古学绝非一门孤芳自赏的学科。相反，它拥有独特的、横跨数千乃至上万年历史的“深时”（deep-time）视角，以及擅长跨学科合作的广泛潜力，这使得它在理解和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多重危机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考古学不仅仅是关于过去，更是理解当下、塑造未来的关键工具。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为了应对生存威胁，考古学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变得更加以问题和未来为导向，并肩负起一个学科和公民的“照护责任”。
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作者提出了三个具体路径。首先，是拥抱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这是一种将世界视为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性、关联性和互动性。有趣的是，考古学早已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理论，例如在研究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社会结构时，将其视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系统思维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空间上的联系，还要理解时间上的因果链条：过去的行为如何导致现在的困境，现在的行动又将如何影响未来。这与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追溯长时段社会、环境变迁的能力天然契合。其次，是采纳微小胜利心理学（small-wins psychology）的策略。面对似乎无法解决的“邪恶问题”，追求一劳永逸的“大胜利”是不切实际的，反而会引发挫败感和无力感。微小胜利策略倡导专注于达成一系列具体的、可实现的、有意义的小目标。每一个“小赢”本身或许影响有限，但累积起来，便能形成可观的势头，吸引盟友，降低阻力，并为后续行动铺平道路。最后，是进行更具创造性和行动性的跨学科合作。考古学需要更主动地与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对话，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以影响现实决策。
本文以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这一典型的“邪恶问题”为例，具体阐释了考古学如何通过上述路径做出贡献。粮食安全不仅涉及食物生产，还与社会公平、气候变化、文化认同等问题深刻交织。考古学能做什么？它可以分析古代的农耕方式、作物选择、社会应对饥荒的策略，从而为现代可持续农业和作物多样性提供历史借鉴。例如，对小米等“被遗忘的作物”的研究，展示了多样化作物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潜力。考古学还能追溯食物资源获取、利用和稳定性在长时段内的变化，揭示导致过去粮食不安全的社会、政治及环境原因。这些研究产出，正是应对粮食安全这一宏大问题的、具体的“微小胜利”。要实现这些贡献，考古学必须采取跨学科乃至于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路径，与相关学科及政策实践领域紧密结合。
本文认为，要减轻“邪恶问题”的影响并应对“多重危机”，需要具有创造性视野和宏大抱负的方法，这些方法必然是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考古学凭借其深时视角和对人类的关注，非常适合进行此类干预。文章最后呼吁，考古学教育需要改革，以培养学生应对“邪恶未来”的能力；遗产部门应更优先地与多重危机议题对接；并应创造更多资助机会，支持面向“邪恶问题”的创新性、跨学科研究项目。作者强调，考古学家对多重危机拥有宝贵而独特的视角，为了地球的健康，他们有责任、也有照护义务去运用这一视角来应对危机。这项照护义务，应成为所有考古工作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