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Joint Determination of Perceived Favorable and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Mega-Dam by Residents: The Case of Merowe Dam, Sudan
Sanzidur Rahman and
Al-Noor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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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尽管特大水坝在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提供电力、灌溉和防洪功能，但人们对于其贡献的认知仍然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环境影响方面。方法：本研究采用双变量Tobit模型（bivariate Tobit model），基于对苏丹麦洛维大坝上游、上游搬迁安置区和下游
背景：尽管特大水坝在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提供电力、灌溉和防洪功能，但人们对于其贡献的认知仍然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环境影响方面。方法：本研究采用双变量Tobit模型（bivariate Tobit model），基于对苏丹麦洛维大坝上游、上游搬迁安置区和下游社区300户家庭的聚类随机样本调查，联合识别受影响居民所感知的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模型诊断结果表明，对有利环境影响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感知之间存在显著且正向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对此类感知进行单变量分析会产生偏误，从而证明采用双变量方法具有合理性。此类基于双变量Tobit模型（bivariate Tobit model）的联合感知分析进一步证实，受影响居民对大坝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均具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而这一点在既有文献中并不常见。结果：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社区在大坝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各项具体指标上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教育程度、农业收入以及搬迁安置显著降低了感知不利环境影响的可能性，而各类农户则会提高这种可能性。特定农业类型以及大坝建成后土地规模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对有利环境影响给予较高评分的可能性，而渔业收入则显著降低这种可能性。结论：对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感知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存在显著且正向的相关关系，这证实了受影响居民意识到了麦洛维大坝两类环境影响的并存。上游搬迁安置居民较不可能报告大坝显著的不利环境影响，而上游居民和上游搬迁安置居民均较不可能报告大坝显著的有利环境影响。政策含义：应在受影响地区建立教育机构、配置农业用地，并通过设立社区环境监测项目减轻不利环境影响，以提升社区对特大水坝有利环境影响的感知。
该文发表于《Economies》，聚焦苏丹麦洛维大坝（Merowe Dam）建成后受影响社区对环境后果的主观认知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背景在于，特大水坝作为发展中国家能源供给、灌溉扩张和防洪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长期被赋予促进经济增长和区域现代化的政策功能，但其环境与社会代价同样持续引发争议。现有研究多从国家或区域尺度评估大坝对国内生产总值、能源供给或生态系统的总体影响，较少深入考察直接受影响居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与生计变迁中理解这些环境后果。尤其是，既有文献往往默认居民对大坝环境影响的评价要么偏正面、要么偏负面，较少检验同一居民是否会同时意识到有利与不利影响并形成并行判断。因此，有必要从微观层面考察社区感知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以弥补宏观分析无法呈现的经验维度。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苏丹北部麦洛维地区为案例，调查大坝建成后约10年间不同社区居民对环境影响的认知。研究将受访者区分为三类：拒绝搬迁而仍居上游库区附近的上游居民、已搬迁至上游安置区的居民，以及虽未直接搬迁但受水流变化影响的下游居民。论文的核心目标包括两方面：其一，评估受影响居民对麦洛维大坝有利环境影响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其二，识别塑造这种感知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区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居民对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感知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同一群体通常能够同时识别大坝带来的收益与代价。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社区经验出发，证明特大水坝环境认知具有“复合型”与“并存型”特征，从而对既有将态度简单二分化的研究路径提出修正，也为基础设施治理中的环境正义、风险认知与地方参与提供了经验依据。
方法上，研究人员于2017年4月至9月在麦洛维地区开展多阶段聚类随机抽样调查，样本来源为上游、上游搬迁安置区和下游3类社区共300户家庭。问卷涵盖人口学特征、教育、职业、生计来源、土地拥有与变化情况，以及居民对12项环境影响指标的李克特五级量表（Likert scale）评分。研究据此构建有利环境影响与不利环境影响两个综合认知指数，并采用双变量Tobit模型（bivariate Tobit model）进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同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控制聚类抽样偏差；此外还通过Spearman秩相关检验比较不同地区居民对两类影响感知的一致性。
4.1. Favorable and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Merowe Dam
这一部分首先比较三类社区对大坝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总体评分及各具体指标差异。结果显示，除一项指标外，各地区在几乎所有环境感知指标上都存在统计显著差异。在不利环境影响方面，下游居民的批判性最强，平均排序得分为2.34，上游居民为2.08，上游搬迁安置居民为1.81，表明安置居民最不倾向于强调大坝的不利环境后果。在有利环境影响方面，下游居民同样评分最高，为2.82；上游居民次之，为2.28；上游搬迁安置居民最低，为1.86。对所有社区而言，“洪水减少”是评分最高的有利环境影响指标，说明防洪效应是最被普遍认知的正向结果。总体上，居民将麦洛维大坝视为具有中等程度的环境收益和相对有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的Spearman秩相关分析表明，三类社区对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居民并非只看到某一单一面向，而是能够在不同强度上同时承认其利弊并存。
4.2. Determina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Merowe Dam
这一部分使用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环境感知的决定因素。样本描述显示，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7.5岁，男性占主导，这与当地社会文化情境相符；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5年，家庭平均规模为5.82人。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其中枣椰树种植最为常见，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最高；大坝建成后，家庭农业土地面积平均增加19.6%。模型诊断结果支持双变量设定：扰动项相关系数ρ显著不为0，拒绝“有利影响方程与不利影响方程相互独立”的原假设，说明如果分别对两类感知进行单变量分析，将导致估计偏误。因此，联合建模是必要且合理的。
在具体变量效应方面，年龄、性别和家庭规模对环境感知没有显著影响。教育变量则主要作用于不利环境影响认知：具有小学和高中教育水平的居民，显著较不可能认同大坝存在显著不利环境影响，说明教育会影响其对环境后果的判断框架。农户类型变量表现出复杂性：枣椰树种植户、粮食作物种植户、蔬菜种植户和畜牧养殖户均更可能认同不利环境影响；但与此同时，粮食作物种植户和畜牧养殖户也更可能认同有利环境影响。这一结果直接说明，不同类型农业生产者往往最能体会到大坝效应的双重性。收入来源方面，来自农业的收入显著降低居民认同不利环境影响的可能性，而来自渔业的收入显著降低居民认同有利环境影响的可能性，提示渔业群体可能更敏感于大坝对水生态和渔业资源的冲击。大坝建成后农业土地面积增加，显著提高居民给予有利环境影响更高评分的可能性，表明资源扩张与正向感知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区位变量方面，上游搬迁安置居民显著较不可能认同大坝具有显著不利环境影响，而上游居民和上游搬迁安置居民都显著较不可能认同大坝具有显著有利环境影响，反映不同空间位置与安置经历塑造了感知差异。
4.3. Discussion
讨论部分将实证结果置于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和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三个分析框架下加以解释。首先，从环境正义视角看，麦洛维大坝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并未在地方社区间均匀分配。部分居民因农业、灌溉或基础设施改善而受益，但另一些居民则经历了位移、传统生计受损、生态扰动及决策参与不足等问题，因此社区对大坝的评价呈现明显分化。下游居民更为批判，而上游及安置社区态度相对温和，这与基础设施收益分布及损失承担的不均衡性相吻合。
其次，从风险感知角度看，居民并不是被动接受官方发展叙事，而是依据自身经验、知识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对水流变化、农业用地、生态退化及长期环境成本作出判断。论文指出，三类社区总体上认为麦洛维大坝具有中等程度的环境收益和有限的不利影响，但不同群体对这些影响的理解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有利与不利感知之间显著正相关，说明地方居民并未简单落入“支持”或“反对”的二元立场，而是在经验层面形成更具层次性的风险—收益并存认知。
再次，从政治生态学角度看，麦洛维大坝并非单纯的技术工程，而是国家发展议程、基础设施投资、治理权力与地方现实相互交织的产物。论文强调，大坝建设主要服务于全国层面的发电、灌溉与基础设施改善目标，而地方社区的利益与代价未必在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正是在这种权力结构背景下，居民的环境感知不仅是对自然变化的判断，也是对发展分配格局和治理过程的一种经验回应。
论文讨论还进一步指出，农户类型、教育水平、收入来源与居住区位等因素共同塑造了混合型感知结构。受益于灌溉和水资源便利的粮食作物种植户与畜牧户，更有可能感知到积极影响；而依赖渔业的居民则较少认同积极环境效应。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与既有关于特大水坝感知差异性的研究大体一致，即社区态度很少是完全正面或完全负面，而是在具体生计条件与空间位置作用下表现出复合性。
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基于300户家庭调查数据，联合识别了上游、上游搬迁安置区和下游社区居民对麦洛维大坝有利与不利环境影响的感知。研究发现，两类感知并不独立，而是存在显著相关性，证明受影响居民同时意识到大坝的正向与负向环境后果。不同社区在感知强度上虽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都体现出类似的利弊并见特征。上游搬迁安置居民较少报告显著不利影响，而上游居民与上游搬迁安置居民较少报告显著有利影响。小学和高中教育水平居民较少认同显著不利影响；大坝建成后土地规模扩大提高了正向感知概率；各类农户更倾向于识别负向影响，而部分农户类型同时也更倾向于识别正向影响。基于这些结果，论文提出政策启示：在受影响地区完善教育机构建设，提升居民对大坝环境收益的理解；通过土地配置和生计恢复项目改善农业生计；围绕水传播疾病、泥沙淤积、渍涝和侵蚀等问题建立政府与社区共同参与的环境监测机制，并结合卫生筛查、疾病监测、环境健康宣传和农村医疗设施建设，降低环境健康风险及其负向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