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Weaving threads of knowledge: Reflecting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co-production in loc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search
编辑推荐：
尽管知识共生产在跨学科适应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但对于不同共生产方法如何塑造跨学科工作及其知识产出，当前仍缺乏充分理解。本文通过对德国西南部一项地方气候变化适应跨学科项目（2020–2023）的事后反思性分析，回应了这一研究空白。该项目由一支跨学科团队与6个公共
尽管知识共生产在跨学科适应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但对于不同共生产方法如何塑造跨学科工作及其知识产出，当前仍缺乏充分理解。本文通过对德国西南部一项地方气候变化适应跨学科项目（2020–2023）的事后反思性分析，回应了这一研究空白。该项目由一支跨学科团队与6个公共行政机构合作开展，包括3个市镇和3个县区。研究基于项目文件、访谈和焦点小组等定性资料，对项目内部两种知识共生产模式进行了比较：一种是规范性—程序性（normative–procedural）、以产出为导向的模式，旨在形成可服务于实践的适应知识；另一种是哲学性—分析性（philosophical–analytical）、以过程为导向的模式，旨在理解小型市镇和县区行政机构内部的适应过程。研究人员在两种模式中考察了位置性（positionality）与权力关系如何塑造跨学科协作中哪些内容能够被表达、优先排序并制度化。研究表明，以产出为导向的共生产能够生成高度相关的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从而支持地方适应，但也可能固化解释权威、收窄问题框架，并边缘化争议。相比之下，以过程为导向的共生产使研究人员能够更深入探究行政体系内部的约束因素与促进条件，超出通常由产出驱动模式所能揭示的范围；但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反复带来了角色界定、问题框架所有权以及在生产被期待具有可行动性的知识时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等挑战。本文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共生产是否“有效”，而在于它排除了什么：不同的共生产模式会影响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与认知封闭（closure），这表明在与地方政府共同设计跨学科适应项目时，有必要将这些权衡明确化。
该文发表于《Environmental Science》，聚焦地方气候变化适应研究中跨学科合作与知识共生产的内部机制，核心目标并非单纯报告项目成果，而是对同一研究干预内部两种共生产模式进行事后反思性比较，揭示其如何塑造问题框定、知识权威、行动可行性及制度化结果。文章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LoKlim项目为经验基础，围绕地方政府与研究团队在气候适应合作中的互动，讨论跨学科研究如何在“可用性”与“变革性”之间展开复杂权衡。
从研究背景看，知识共生产已被广泛视为跨学科气候适应研究中生成“可用知识”的重要路径，尤其在科学—政策界面（science–policy interface）上，研究者与公共行政部门的合作被寄望于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知识向地方行动转化。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尽管知识共生产实践不断扩展，不同共生产模式在实际项目中如何被设计、实施，以及它们如何与公共行政合作中的障碍和促进因素发生作用，仍缺乏比较性分析。其二，跨学科合作常被描述为包容性和赋权性的过程，但其内部通过议程设定、解释权威和参与边界所再生产或重构的权力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检视。正因如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打开知识共生产这一“黑箱”，分析不同共生产模式分别放大了什么、压制了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地方气候适应知识的形成和应用。
研究围绕LoKlim项目展开。该项目于2020—2023年实施，由人文地理学与气候学/自然地理学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团队，与6个地方公共行政机构协作推进地方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包含两条并行主线：一条是以气候服务为核心、面向产出的工作流；另一条是围绕地方适应治理障碍与促进因素展开、面向过程的工作流。研究人员并未将项目生成的气候适应战略文件视为主要“结果”本身，而是将其作为经验痕迹，分析这些成果如何在特定协作关系、组织程序与权力结构中被共同塑造。
本文的重要结论在于：不同知识共生产模式并非简单地对应“有效”或“无效”，而是分别通向不同类型的认知权威配置和知识封闭机制。产出导向模式能够快速形成可传播、可操作的边界对象，为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气候适应信息和行动依据，但也更易强化量化知识与科学身份的权威，从而压缩争议表达和替代性框架。过程导向模式则更有助于揭示地方行政系统内部的能力结构、制度摩擦、参与差异和行动约束，但其开放性也更难在时间紧、成果导向强的项目治理环境中维持。文章的意义在于推进了对跨学科气候适应研究中知识共生产“机制层面”的理解，提醒研究者和资助方在项目设计阶段即明确不同共生产取向的目标、代价与边界。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采用事后反思性分析（ex-post reflexive analysis）与反思民族志式书写（reflexive ethnographic writing）相结合的方法路径，以LoKlim项目干预整体为分析单元。样本来源包括德国巴登—符腾堡州3个市镇与3个县区公共行政机构。经验材料涵盖项目申请书及相关项目文件67份、焦点小组讨论18场、项目结束后的市政代表验证性访谈6次，以及研究团队联合焦点小组1次。研究人员借助MAXQDA进行开放编码与聚焦编码，并围绕议程/范围设定、参与设计与代表性、知识权威与知识转译、资源与审批控制等维度展开跨案例比较分析，同时结合研究者位置性类型进行解释。
在研究结果部分，文章保留并围绕三个主标题展开比较分析。
4.1. 规范性—程序性共生产：生成可服务的适应知识
该部分讨论围绕市镇尺度气候画像（climate profiles）开发所展开的共生产实践。研究表明，这一模式以形成可供行政使用的边界对象为核心，通过信息表达方式、指标选择和不确定性沟通，深刻影响了问题框定、参与方式与认知权威。
4.1.1. 协作性问题框定
研究人员最初基于地方政府可能缺乏气候素养与本地化数据的假设开展项目，后续针对268名市政行为者的调查支持了这一判断。项目据此开发免费气候服务，通过将全球和区域尺度气候预测“转译”到市镇尺度，生成简明的气候画像。研究表明，这一转译过程使研究人员居于模型规范与行政需求之间的中介位置，并在指标选择、尺度聚合和不确定性呈现上掌握较强影响力。最终形成的气候画像以市镇边界为可视化单元，以高温日、强降水日等指标呈现过去、近期未来和远期未来变化，强化了地方用户对气候信息的直观把握。
4.1.2. 共创可用知识
这一部分显示，气候画像开发的关键挑战在于兼顾科学严谨性、方法透明度与行政可用性。研究人员并未追求满足精细化城市气候生态规划的全部需求，而是提供面向地方适应启动阶段的基础性气候指标。通过多轮研讨，研究团队与实践者围绕不确定性细节、表达复杂度和图示方式进行协商，例如以象形图替代纯数值方式传达模型不确定性。研究表明，这种共生产主要表现为围绕“可沟通性”与“科学有效性”的反复校准。与此同时，原本只面向项目合作市镇的气候画像，后来扩展到全州所有市镇，这一决策引发了与州级数据提供机构之间的张力，也揭示了机构权威、程序谨慎与知识发布边界之间的博弈。
4.1.3. 对气候服务的感知
调查与访谈结果表明，气候画像主要被用于公共传播、行政内部汇报和政治简报，发挥了议程设定和合法化功能。研究进一步指出，画像之所以被快速采用，与其背后附着的大学专业权威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及其数字形式赋予了知识较强的权威性，使科学家成为气候画像的主要解释者。这说明，在规范性—程序性模式中，共生产虽增强了地方使用性，但也强化了由科学专业性和数字化表达所支撑的解释权威，并将不确定性压缩为一种“受控披露”，而非持续性协商议题。
4.2. 哲学性—分析性共生产：生产适应过程知识
该部分聚焦项目中面向过程的工作流，即与小型市镇和县区共同设计和促进适应规划过程。研究将这一工作流解释为哲学性—分析性共生产，强调其贡献不在于交付可转移产品，而在于揭示地方适应过程中的约束、促进条件和可行路径。
4.2.1. 协作性问题框定
在项目早期共设计阶段，研究团队原拟开发一个基于网站的决策支持工具，用于促进最佳实践交流；但地方行政部门反馈指出，此类工具已较多，真正缺乏的是资源有限的小型市镇和县区关于如何克服适应障碍的知识。由此，项目问题框定转向探索地方挑战与创新解决路径。研究指出，这种共设计增强了项目合法性与共同所有权，但也因资助框架和利益相关者对直接适用成果的期待，使项目从一开始就被导向实践性解决方案，压缩了更深层反思和变革性实验的空间。
4.2.2. 共创可用知识
实施过程中，地方化气候数据与过程路径的开发对建立研究团队与地方伙伴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许多地方官员将大学参与视为一种合法性装置，借此推动本机构内的适应议程，并依赖研究团队提供“最新”知识。研究表明，这种信任虽有助于行动启动，但也造成了认知委托（epistemic delegation），即地方行为者较少质疑研究人员在问题界定与知识生产中的影响。由于项目中缺乏专门的反思检查节点（reflexive checkpoints），反馈通常被嵌入受时间限制的成果交付活动，研究者角色和问题框架因而趋于固化。
4.2.3. 面向过程的适应规划
项目预设了脆弱性工作坊与三轮利益相关者工作坊，但在具体内容设计、参与范围和输出形态上保留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地方背景。研究显示，小中型地方政府往往缺乏独立组织此类复杂过程的能力，研究团队因此不得不超越传统科学家角色，转而承担过程促进者（process facilitator）、知识中介者（knowledge broker）乃至某种转型推动者的功能。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角色转换使其在实践场域与学术评价体系之间承受持续张力。案例比较还显示，6个案例在利益相关者纳入方式上差异明显：部分案例广泛吸纳市民、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代表，部分案例则主要限于行政内部。研究据此得出结论：参与扩展并不自动带来能力建设效果，其作用取决于参与设计、权威结构与资源动员能力之间的具体组合关系。
4.2.4. 在成果导向与变革目标之间求衡
地方伙伴普遍期待项目最终形成一份正式的地方规划文件，并认为只有经议会通过的战略文本才能获得长期合法性和制度嵌入。然而，这一期待与项目最初希望理解地方行政如何在不依赖外部主体“代写方案”情况下推进适应的研究取向存在张力。研究团队最终选择回应这种期待，编制了详细的适应战略文本。研究表明，这一转向增强了项目成果的制度锚定，却也使原本更具变革色彩的目标趋于增量化。后续在地方议会审批过程中，两起行政高层干预案例进一步揭示，权力并不仅在协作过程内部发挥作用，也通过组织层级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s）和把关机制（gatekeeping）重塑共生产结果的表达、延迟或删改。
4.3. 在可用性与变革性之间：综合分析
综合两种模式后，研究指出，跨学科框架之所以能够产出可传播的气候服务和过程指引，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与研究团队之间的制度互补：前者提供授权、部门接入、召集能力和会间行动能力，后者提供分析、知识转译以及过程设计和促进。然而，这些推动项目取得进展的安排，同时也压缩了分阶段反思的时间，并因促进与文本撰写角色的叠加而使问题框架和角色授权更趋黏着。研究团队在回顾中认为，尽管项目形成了适应战略并加深了对地方能力的理解，但明确的交付要求、固定里程碑与双重角色配置，也显著压缩了更具系统性变革潜力的实验空间。
讨论部分进一步提升了上述发现的理论意义。首先，知识共生产确实能够增强地方政府的行动能力，尤其在资源有限的小型市镇中，通过边界对象和大学合法性帮助地方推动适应议程、拓展参与者基础并动员更广泛联盟。但这种赋权并非中性的，其伴随认知权威集中、角色不对称和问题框架收窄。其次，跨学科共生产中的限制性力量往往并非来自显性的冲突，而是嵌入于日常设计和治理安排中，例如缺乏角色/权威映射、缺少独立的反思节点、正式审批前无法重新开放方案讨论等。文章因此强调，若要兼顾“可用知识”与“变革目标”，项目设计需在起始阶段就明确不同工作流的取向，区分边界对象生产与持续探究的空间，并配置专门时间与资源开展反思性实践。资助机制也应为合作协调、过程促进与阶段性调整提供支持，而非只奖励短周期、可量化、立即应用的成果。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翻译如下：研究表明，面向市镇尺度气候适应的跨学科项目能够为实验、反思、学习和多元知识整合创造空间，并可通过扩大参与基础提升地方行政部门应对复杂可持续性挑战的能力。然而，共同设计项目和共同生产知识与成果的社会过程，始终嵌入组织层级、政治行动与风险管理的制度情境之中，因此需要谨慎引导。即便经过细致的过程共设计与预期管理，项目中的权力动态也并非总能被项目主导者控制。反思性（reflexivity）因此构成跨学科过程中的基本要求，但反思所需时间往往恰恰是成果导向型跨学科项目中最为稀缺的资源。研究进一步指出，关键张力并不只是“更多”或“更少”共生产，而在于偏向可用性封闭的模式与保持探究开放的模式之间的差异；而在地方政府合作中，后者尤其难以在程序性和时间压力下维持。整体而言，跨学科研究对于应对复杂可持续性挑战具有重要价值，但若资助周期过短、项目设计过于僵化且过度强调即时影响，则容易产生项目化增量主义（project-based incrementalism），从而削弱应对复杂气候适应挑战所需的变革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