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倦怠影响急诊护士健康的作用路径：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与工作环境的调节中介模型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path mechanism of occupational burnout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emergency nurse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work–family behavior role conflict and the work environment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职业倦怠（occupational burnout）影响急诊护士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并检验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work–family behavioral role conflict, WFEBRC）的中介效应。设计：多中心横断面研究。环境与对象：2023年12月26日至2024年1月18日期间，对中国30所三级医院的1,540名急诊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在线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收集人口学资料及职业倦怠、工作环境、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与急诊护士健康状况的相关信息。运用SPSS 26.0的PROCESS宏程序分析调节中介模型，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研究发现57.3%的护士经历过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与躯体症状（somatic symptoms）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93, 0.534; p < 0.001）。职业倦怠是躯体症状的显著预测因素，工作-家庭冲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β = 0.616, t = 13.295, R² = 0.488, p < 0.01）。研究还发现，护士的工作环境在职业倦怠与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之间起调节作用（β = 0.007, t = 3.647, p < 0.01），表明积极的工作环境可能减轻职业倦怠对家庭角色冲突的影响。结论：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和护理工作环境在职业倦怠与急诊护士健康结局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提示，尽管旨在缓解工作-家庭角色冲突和改善工作环境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但仅凭这些措施尚不足以保护护士的健康。需要采取额外策略综合应对与职业倦怠相关的健康风险。此外，职业倦怠、工作-家庭冲突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了采取综合性、多维度干预方法以有效减轻急诊护士健康负担的必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职业倦怠（occupational burnout）已成为全球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现有数据表明，全球约30.7%的护士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而中国一项涵盖51,406名护士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这一比例高达50%。职业倦怠可引发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及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同时损害护士的工作绩效，增加医疗差错和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对其影响护士健康的具体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探讨不足。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作为现代职场的特殊工作要求，在职业应激与护士身心健康之间扮演重要角色。工作-家庭平衡是重要的健康保护因素，但高工作负荷往往消耗急诊护士的时间与精力资源，引发工作指向家庭的冲突（work-to-family conflict, WFC）；而家庭资源如配偶的情感支持、稳定的家庭经济状况及灵活的家庭角色安排则可缓解家庭指向工作的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 FWC），使护士更能专注于职业职责。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包括心理压力、抑郁、焦虑以及危害身心健康的不良习惯养成，还会导致医护人员的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和主观幸福感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主要从工作相关因素解释工作场所变量如何影响护士健康结局，常忽视家庭领域变量的作用。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 model），工作资源包括自主权和社会支持等，在工作要求与职业紧张之间发挥关键缓冲作用。护理工作环境（nursing work environment）指协助护士实现工作目标、缓解工作要求所致损耗并促进其专业成长的因素。根据人-环境匹配理论（person–environment fit model），工作压力源于个体能力与工作期望之间的不匹配。尽管健康的工作环境可提升照护质量、增强工作满意度并降低职业倦怠，但Havaei等的研究发现，在健康工作环境中暴露于职业应激源的护士反而报告更多的身心健康问题，关于工作环境调节效应的研究结论存在矛盾。此外，尚不明确护理工作环境的调节作用是否受家庭相关变量的影响。

为阐明职业倦怠影响急诊护士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JD-R模型为理论框架，整合家庭相关因素与组织因素，构建调节中介模型，检验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的中介作用及护理工作环境的调节效应，同时考虑工作资源的潜在缓冲影响。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研究设计，研究团队通过问卷星（Wenjuanxing）平台创建电子问卷。样本来源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的30所三级医院，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招募急诊护士，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且具备≥1年急诊护理工作经验。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朱祖德等修订的职业倦怠调查通用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MBI-GS）、邵蓉等编制的护理实践工作环境量表（26条目，7维度，6点Likert计分）、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量表中文版（Work–Family Behavioral Role Conflict Scale, WFEBRC，19条目，2维度，5点频率计分），以及江光荣等编制的中文自评躯体症状量表（Self-Reported Somatic Symptom Scale, SSD-CN，20条目，4维度，诊断临界值36分）。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运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检验中介效应，Model 7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生成95%置信区间（95% CI）以评估效应显著性。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共调查1,540名急诊护士，平均年龄32.23±6.80岁，女性占78.6%，已婚者占63.6%，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7.9%，57.3%报告存在职业倦怠。

相关性分析：职业倦怠与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r = 0.493）、工作指向家庭冲突（r = 0.553）、家庭指向工作冲突（r = 0.389）及躯体症状（r = 0.534）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与护理工作环境呈显著负相关（r = ?0.272, p < 0.001）。

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的中介效应：职业倦怠显著预测躯体症状（β = 1.180, t = 24.763, p < 0.01）。纳入WFEBRC、WFC和FWC作为中介变量后，职业倦怠仍显著预测躯体症状（β = 0.616, 0.513, 0.826；t = 13.295, 10.634, 17.866；p < 0.01）。Bootstrap分析显示直接效应及各间接效应的95% CI均不包含0，表明WFEBRC、WFC和FWC在职业倦怠与躯体症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WFC的中介效应占比最高（56.53%）。

护理工作环境的调节中介效应：职业倦怠与护理工作环境的交互项显著预测WFEBRC、WFC和FWC（β = 0.007, 0.002, 0.005；t = 3.647, 2.724, 3.555；p < 0.01），提示调节效应存在。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高水平护理工作环境下，职业倦怠与各角色冲突变量的关系更为显著（简单斜率分别为1.268、0.592、0.676；p < 0.01），优于低水平环境（简单斜率分别为0.944、0.493、0.451）。此外，在工作环境三个水平（M?1SD、M、M+1SD）上，职业倦怠经WFEBRC、WFC和FWC对躯体症状的间接效应递增，提示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可能放大职业倦怠通过角色冲突导致躯体症状的路径。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职业倦怠对急诊护士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职业倦怠越严重，躯体症状越明显、健康水平越低，这与既往研究一致。慢性职业倦怠耗竭急诊护士的身心资源，造成身心双重打击。

研究首次从一揽子工作环境角度探讨角色冲突在职业倦怠与急诊护士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支持假设模型。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的两个方面均中介了职业倦怠与躯体症状的关系，表明职业倦怠的负面影响可超越职场延伸至家庭领域。职业倦怠水平较高的急诊护士更容易经历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这种冲突对护士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的不利影响，是职业倦怠影响急诊护士福祉的关键中介机制。WFC在三个中介通道中占比最大（56.53%），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扰乱时间和精力分配加剧职业倦怠。急诊护理的高强度工作负荷和长时间工作频繁侵入护士的个人时间，造成家庭紊乱；而家庭压力渗入职场时，急诊护士耗竭的心理资源无法通过家庭支持得到充分补充，导致职业倦怠不断累积，不仅损害工作表现、降低职业资源利用，还加剧工作-家庭冲突，最终损害急诊护士的健康。

另一意外发现是健康工作环境的"助推效应"。研究结果确认了工作环境在"职业倦怠通过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影响急诊护士健康"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即工作环境与职业倦怠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在健康工作环境中，职业倦怠对急诊护士健康的影响反而强于非健康环境。这一发现初看似乎与JD-R模型的缓冲假说相矛盾，但恰恰揭示了工作资源作用机制的复杂性。经典JD-R模型主要强调资源对工作要求的直接缓解作用，而本研究结果提示"健康工作环境"作为组织情境时可能同时承担资源与要求的双重角色：工作资源的保护作用存在阈值，超过临界点后过多的资源可能反而加剧员工的心理紧张。当健康环境需要员工持续投入，如维持和谐人际关系或参与团队建设活动时，可能侵占本应用于恢复的时间和心理资源，使已出现倦怠症状的员工无法获得必要的休养，从而加剧工作-家庭冲突。此外，家庭支持性环境与心理困扰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环境不仅影响个体幸福感，个体的心理困扰也反过来塑造其对环境的感知。这种互惠机制支持了本研究的结论，即倦怠水平较高的员工可能受认知一致性驱动而过分强调其工作环境的"健康性"。

因此，管理者应认识到当员工已出现倦怠症状时，仅培育和谐氛围可能不足以缓解问题，必须辅以明确的边界管理支持（如禁止非工作时间的工作侵扰），才能使健康工作环境从"隐性压力源"恢复为真正的缓冲器。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证实，角色冲突在急诊护士职业倦怠与不良健康结局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护理工作环境的调节作用放大了这一关系，尤其在更具支持性的条件下。从组织角度出发，护理管理者应优先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营造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创新型组织支持来降低职业倦怠。有效的时间管理是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基础；此外，寻求家庭支持、明确职业与个人责任的边界也至关重要。通过综合实施这些策略，护士可望缓解职业倦怠、实现更好的工作-家庭平衡，并改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