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标题：美国乔治亚州室内空气氡检测率及其与各类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因素的关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Indoor Air Radon Testing Rate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Various Socioeconomic and Public Health Factors in Georgia, USA Uttam Saha, Kushajveer Singh, Derek Cooper, Pamela Turner and Rebecca Cantrell

　　

**摘要翻译：**
氡（²²²Rn₈₆），作为肺癌的第二大诱因，在室内空气中普遍存在。然而，在整个美国，氡检测率普遍较低。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了来自美国乔治亚州的134,496项短期室内空气氡检测结果。研究人员调查了氡检测率与总计104个不同自变量之间的关联，这些变量属于七大类别：（1）人口统计学和邻里特征；（2）住房特征；（3）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4）就业和经济；（5）特定社会因素；（6）计算机/互联网可及性；以及（7）医疗保健、健康、福祉和生活方式状况。研究人员采用了双变量相关分析、多元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和因子分析，随后进行了基于因子得分的OLS回归。研究观察到，检测率与人口多样性、居住隔离、城市人口密度、年轻人口、住房年龄、家庭规模、低读写能力、失业率、育儿成本负担、贫困、肥胖以及心理和生理不健康天数的频率呈显著负相关。相反，检测率与老年人口、房屋价值、自有住房、较高读写能力、较高的机构教育水平、收入、社会交往普遍程度和预期寿命呈正相关。这些发现为识别那些开展社会文化相关的外展活动将能提高检测率并最小化环境氡的公共卫生后果的社区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
氡（²²²Rn₈₆）是一种由土壤和基岩中铀和镭衰变产生的天然放射性气体，无色无味，可通过地基进入建筑物并在室内空气中积累。在美国，氡暴露每年导致约21,000人死亡，是非吸烟者肺癌的首要原因，也是总体肺癌的第二大诱因。尽管氡暴露风险显著，但全国范围内的室内氡检测率普遍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这种检测差异可能加剧社区间在暴露认知和健康结果方面的不平等。以往研究多集中于预测氡潜在性的地质因素、影响氡进入的建筑特征以及缓解系统的技术性能，而对影响氡检测行为的社会和结构性因素关注相对较少。理解暴露检测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于有效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乔治亚州具有显著的人口多样性及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状况的明显差异，其部分氡潜在性最高的县也是该州最贫困和最乡村的地区，这引发了关于环境健康公平性的担忧。此外，该州通过州室内氡项目可获得大量长期的室内氡检测数据集。这些因素共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用以检验重要因素与人们氡检测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内容与目的**
本研究旨在全面评估乔治亚州“瀑布线（Fall-Line）”以上73个高氡潜力县的室内氡检测模式，并揭示检测率如何受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背景的深刻影响。研究人员链接了氡检测率与一系列广泛的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住房、读写能力和健康指标，以填补室内空气质量、环境健康和社会决定因素交叉领域的关键知识空白。具体研究目标包括：量化1990年至2022年间各县的室内氡检测率（每1,000个占用住房单元的检测次数）；评估氡检测率与七大领域（人口统计学和邻里特征、住房特征、读写和计算能力、就业和经济、特定社会因素、计算机和互联网可及性、医疗保健和健康状况）共104个自变量的双变量关联；利用因子分析识别预测变量的潜在模式，并通过适当的回归模型评估氡检测率对这些预测变量的依赖性；识别检测率系统性偏低的社区，以支持有针对性的、社会文化相关的公共卫生外展和室内空气质量干预。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乔治亚大学（UGA）氡项目收集的1990年至2022年间的短期室内氡检测数据，最终纳入分析的数据库包含134,496项有效测试结果。研究区域限定为乔治亚州“瀑布线”以北的73个县，这些县位于各种结晶岩上，具有较高的室内氡潜力，相关测试结果为106,264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数据（共104个变量）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计划（PIAAC）以及郡县健康排名与路线图（CHR&R）等可靠来源，涵盖了人口与邻里、住房、读写与计算、就业与经济、社会因素、计算机与互联网可及性、医疗保健与健康等多个维度。为解决县级空间方差和小样本县测试率波动问题，采用了空间经验贝叶斯（SEB）方法对氡检测率进行平滑处理。所有104个自变量数据均经过标准化（Z-score）处理。数据分析流程包括：首先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筛选出与氡检测率显著相关的55个变量；随后计算这些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发现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接着进行多元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但因共线性问题导致模型整体拟合不佳；最后，通过因子分析将这50个有效变量（剔除5个载荷过低的变量）降维为四个潜在因子，并基于因子得分进行OLS回归分析，以可靠地建模检测率与主要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样本来源为乔治亚州瀑布线以上各县自愿参与的居民家庭。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在乔治亚州瀑布线以上的73个县中，室内氡检测率差异巨大，从每1,000个占用住房单元2次到146次不等。通过对55个显著相关变量的双变量相关分析及随后的因子分析和回归，研究最终识别出49个变量作为研究区域内氡检测活动的可靠决定因素。这些因素被归入四个主要因子。基于因子得分的回归分析表明，前三个因子的回归系数在统计学上显著（p < 0.05）。具体而言：
（1）**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因子**（第一因子）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解释了最多的方差。该因子包含40个变量，如较高的教育水平（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收入、较高的房屋价值、自有住房比例较高、住房较新、就业率较高、贫困率较低、获得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比例较高等，均与较高的氡检测率呈正相关。相反，人口多样性较高、居住隔离程度较高、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失业率较高、单亲家庭比例较高等则与较低的检测率相关。
（2）**读写与计算能力因子**（第二因子）包含5个变量，如较高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水平，也与较高的检测率显著正相关。
（3）**健康与医疗可及性因子**（第三因子）包含4个变量，结果显示，初级保健医生（PCP）密度较高、可获得健康食品的途径较便利等与较高的检测率相关；而报告一般或较差健康状况的成年人比例较高、平均每月生理或心理健康不佳天数较多等则与较低的检测率相关。
（4）**住房自有率因子**（第四因子）仅包含“自有住房单元百分比”一个变量，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该变量已在第一因子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
研究特别指出，一些公共卫生指标，如肥胖率、吸烟流行率、体力活动不足人口比例以及年龄调整后的肺癌和支气管癌发病率，与氡检测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面临更高复合肺癌风险（如吸烟与氡暴露的协同效应）的社区，反而更少进行氡风险检测，从而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

**讨论总结**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强调，氡检测不仅仅是一个地质风险问题，更是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健康决定因素之中。研究表明，社会经济优势（如高收入、高教育水平、高房屋价值）独立地促进了人们对氡检测行为的参与，而社会经济劣势（如贫困、低教育、居住隔离）则构成了重要障碍。这揭示了自愿检测框架可能系统性地服务不足于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研究结果凸显了现有基于地质潜力的外展干预措施未能实质性改变氡检测背后的社会梯度问题。公共卫生指标的关联性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往往检测率更低，这与直觉相悖，并指向了更深层次的健康公平性问题。因此，研究主张将氡检测重新定义为一项公共卫生服务，而非个人消费品选择，并呼吁采取更具前瞻性、以公平为导向的氡控制策略，包括在高风险和服务不足地区提供补贴或免费检测、将氡教育整合到初级保健和戒烟计划中、加强房地产披露要求以及与地方住房和社区组织合作。尽管本分析聚焦于乔治亚州瀑布线以上的高风险区域，但所识别的将社会经济条件、公共卫生状况与环境风险检测联系起来的机制，可能适用于其他具有异质性氡潜力和分散化检测政策的州。

**结论翻译：**
乔治亚州的室内氡检测分布不均，并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变量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被用作乔治亚州美国氡易发地区检测率潜在决定因素的各种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根据最小二乘法，使用从这些变量中获得的因子分析得分，而不是直接使用这些变量，降低了模型中参数解释不准确的风险。此外，通过比较，本研究展示了在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下，使用基于经典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与基于因子分析得分的回归分析结果的适用性。在评估的104个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变量中，有49个被证明是研究区域内氡检测活动的可靠决定因素。基于这49个变量设计的具有社会文化相关性的外展活动，将有效提高检测率并最小化环境氡的公共卫生后果。因此，本研究强调了将社会决定因素纳入环境健康监测和政策设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