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Diverging results with converging opera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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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操作（converging operations）使研究人员能够聚焦于某一构念，无论是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ASC），抑或是特质和/或状态冲动性。然而，本应为此类构念提供汇聚操作的测量工具有时也会呈现
汇聚操作（converging operations）使研究人员能够聚焦于某一构念，无论是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ASC），抑或是特质和/或状态冲动性。然而，本应为此类构念提供汇聚操作的测量工具有时也会呈现趋异的结果。本文讨论了三种情况：特质冲动性，其理应与状态或认知冲动性呈正相关，但有时却无果；状态吸收的主观体验，其理应与特质吸收呈正相关，但有时并非如此；以及特质正念，其理应与特质冲动性呈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可能被问卷项目的语义模糊性所削弱。研究人员建议，冲动性构念的决定性特征应是对特质冲动性的自我报告。同样，ASC构念的决定性特征应是对主观体验的报告。在这两种情况下， predominant weight均被置于个体主观体验与评估所提供的证据之上。本文提出了三个未来研究与理论思考的方向：（1）鉴于汇聚测量并非处于同等地位，研究人员应考虑哪一测量是所研究构念的决定性测量，以及哪些测量对于界定其范围至关重要；（2）当测量之间出现不匹配时，明确这对该构念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3）应考虑研究的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是否模糊了对所研究构念的诠释。
**1. 引言**
该部分首先追溯了"汇聚操作"概念的历史渊源，指出其源于Garner等人于1956年提出的通过多种非完美相关但可汇聚于单一概念的测量手段来界定知觉等心理过程属性的方法论思想。在意识研究领域，Stoyva和Kamiya于1968年倡导将主观言语报告与生理测量相结合；Kihlstrom于2013年进一步提出ASC的诊断需汇聚四类变量：诱导程序、主观体验的改变、外显行为的变化以及生理变化。然而，作者强调这些汇聚测量并非处于同等地位——生理测量仅用于佐证言语报告，而主观报告本身不可被替代。该部分通过引述Irvine（2012, 2021）、McKilliam（2025）、Eysenck（1994）及Hasegawa和Jamieson（2002）等人的观点，系统梳理了当心理生理测量与主观体验报告出现不匹配时的应对策略，确立了本文优先特权化自我报告的基本立场，并指出不匹配可能提示应放弃表面相关而寻求高阶交互作用。
**2. 案例1：认知冲动性应与特质冲动性正相关**
该部分深入剖析了冲动性作为多维构念的研究困境。尽管特质测量之间、认知测量之间各自存在相关，但特质与认知测量通常缺乏相关（Cyders和Coskunpinar, 2011），这导致Enticott和Ogloff（2006）甚至质疑冲动性是否构成有效构念。作者区分了特质评估（基于自我报告的整体性功能模式）与状态评估（基于任务表现的即时测量）的本质差异，指出后者易受测试环境影响而具有状态敏感性（Matusiewicz等, 2011）。以Stroop任务为例，作者详细分析了不同研究中特质冲动性与任务表现关系的矛盾发现：Strasser等（2016）未发现相关；Afonso等（2020）发现负相关（高冲动性对应更短反应时）；Brunas-Wagstaff等（1994）则发现功能障碍性冲动性与错误数正相关、功能性冲动性与反应时负相关；Enticott等（2006）则发现特质冲动性与Stroop冲突效应的正相关。这些研究表明，仅采用精细化绩效测量才有望发现特质与认知冲动性的关联，但即便如此，二者也不存在完全重叠。基于Barratt和Stanford（1995）及Glicksohn等（2016）的观点，作者提出将自我报告作为冲动性构念的决定性特征，并类比延伸至ASC研究——主观体验报告为首要诊断标准，认知任务表现及电生理相关可作为支持性但非决定性证据。
**3. 案例2：特殊性质的主观体验应与特质吸收正相关**
该部分探讨了吸收（absorption）构念及其状态-特质关系。特质吸收（通常以Tellegen Absorption Scale, TAS或其修订版MODTAS测量）预测多种ASC体验、幻觉体验、沉浸与投入等。然而，特质吸收与状态吸收之间可能出现不匹配：正念练习会 disrupt 状态吸收，因为沉浸/吸收与反思性觉知/正念是不相容的状态。作者分析了正念与吸收的复杂关系——作为特质时二者呈负相关，但正念练习者有时比对照组得分更高；专注冥想、沉思、催眠与解离与吸收呈家族相似性，而正念则与其负相关。更关键的是，需求特征和暗示效应对主观体验报告的渗透：Caputo等（2021）发现特质吸收与精神镜（psychomanteum）体验无显著相关，强调暗示和需求特征的关键作用；Stein和Terhune（2025）则质疑"对语言暗示的反应性"（REVS）可作为特质吸收的竞争性预测因子。作者特别指出，作为本质交互性特质的吸收，必然与研究的 set、setting、暗示及需求特征交互作用。由此提出解决方案：特质吸收高分者同时表现出状态吸收，则其报告的体验应被认定为真实；而特质吸收低分者的异常报告可能源于需求特征，但高分者同样可能受暗示影响，故需对主观报告进行精细分析。
**4. 案例3：特质正念应与特质冲动性负相关**
该部分揭示了语义模糊性对相关研究的干扰。尽管特质正念与特质冲动性理论上应负相关，但Korponay等（2019）发现正念训练并未降低特质冲动性。核心问题在于Barratt冲动性量表（BIS-11）中"Non-planning Impulsiveness"因子的项目存在语义歧义：如"我活在当下而非未来"这一项目，既可能被正念练习者赞同（体现对当下的觉知），也可能被冲动个体赞同（体现缺乏远见），导致Wittmann等（2015）发现冥想者在BIS上得分更高却未必更冲动。这一困境提示，未来研究或需采用BIS-11以外的自陈量表，或结合认知冲动性的行为任务测量，同时承认特质与认知冲动性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匹配。
**5. 结语**
该部分综合全文论点，强调三点：第一，汇聚测量不等同，主观体验报告应获 predominant weight；第二，测量不匹配可能揭示构念本身定义过宽或过窄的问题，需加以精炼；第三，不匹配可能源于研究需求特征或项目语义模糊性。作者进一步补充了三个未来方向：考虑文化、性别对自我报告的调节作用（如女性同理心自报更高可能反映自我披露差异而非真实差异）；明确各测量在确定现象存在与界定现象范围中的不同功能；以及将不匹配本身作为方法学 artifacts 而非纯粹噪声加以分析。最后以Nester等（2025）关于内感受（intercategory）研究及Cott等（1981）经典实验为例，展示了不同领域中汇聚操作趋异问题的共性，呼吁将分歧结果转化为生产性研究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