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 Ecosystems》：Now the forests are of value an everyday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logy from southern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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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科学森林管理在瑞典南部农村地区的引入过程。为探究这一转型如何被当地居民感知与解释，研究人员运用历史政治生态学视角，分析档案材料，揭示了乡村社区对新型管理制度的抵抗与接纳。研究发现，在1850年代至1960年代间，森林价值观念经历了深刻转变，这背后是瑞典国家建设、工业化发展与土地改革中主导观念的推动。通过引入咨询服务、教育活动和新法规，特定的森林使用方式得到推广。该研究不仅为理解轮伐林业（rotation forestry）何以成为霸权模式提供了权力与价值观的语境，也为探索当前替代性政策路径的阻碍与推动因素贡献了历史见解。
在今日的北欧，一片片整齐划一、树龄均等的森林是常见景观。这种被称为轮伐林业（rotation forestry）的管理模式，以其高效木材生产著称，被视为可持续林业的前沿。然而，光鲜背后争议不断：皆伐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原始森林的快速消失，以及对以驯鹿放牧为生的社区生计的威胁，使其成为瑞典当下最显著的土地利用冲突之一。与此同时，如连续覆盖林业（continuous cover forestry）和择伐等替代管理模式，却始终屈居于主流模式之下。文化、教育和制度规范被视为阻碍其广泛接受的壁垒。那么，这种以“科学森林管理”为名的轮伐模式，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北欧森林景观的绝对主导？在它被推广、扎根的过程中，世代生活于林间的乡村居民，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感知、抵抗与接纳，构成了怎样一部被长期忽视的日常历史？
为解答这些问题，一项发表在《Forest Ecosystems》上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瑞典南方的乡村，并穿越回一个多世纪前的时光。研究旨在理解科学森林管理的实施是如何被乡村居民感知和解释的，并探究权力关系在形塑乡村对新管理制度的看法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收集的民俗档案，研究揭示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森林如何从农家生活的一部分，转变为关乎“国家利益”的“宝藏”。这一价值观念的剧变，是瑞典国家建设、工业发展和土地改革中主导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通过提供咨询、开展教育（如“学校植树日”）和制定新规，有力地推广了特定的森林使用方式，同时将传统的放牧和刀耕火种农业塑造为导致森林退化的元凶。研究表明，科学林业的实践虽然在当时受到质疑甚至抵抗，但最终通过一系列权力关系和工具的运作而被接纳，为轮伐林业模式的霸权地位铺平了道路。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当前森林管理格局的历史根源提供了丰富的日常视角，也强调了价值观和权力在环境变迁中的核心作用，为思考未来替代性政策路径的潜力与阻碍提供了关键的历史语境。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历史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核心材料来源于瑞典隆德民俗档案馆于1963年发出的一份名为“私人森林管理”的开放式主题问卷所收集的档案资料。该问卷收到了37份来自瑞典南部乡村居民的长篇书面回答，受访者年龄在47至92岁之间，包括农民、教师、警察等多种职业。研究采用主题编码的方式，借助Nvivo软件对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并以“景观的权力”理论框架为核心，从“文化霸权”、“权力关系与工具”、“同意与强制”三个维度，梳理了受访者所描述的、跨越约一个世纪的森林管理与价值观变迁历程。
研究结果
4.1. 随时间变化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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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放牧与土地改革：森林是农场实践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放牧、获取薪柴和建筑材料，经济价值有限。1827年的土地改革导致了村庄分割和农场搬迁，有时引发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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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890年代：早期种植与择优砍伐：出现了最早的森林种植试验，通常由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牧师、大地主）发起，目的是将“无价值”的裸地变为有价值的林地。采伐主要采用“择优砍伐”方式，即砍掉最好的树木，导致林分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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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20年代：森林法规与学校植树日：林业委员会开始提供种子、工具租赁等支持以促进种植。学校植树日（“school planting days”）开始推行，儿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按直线播种，这既是劳动也是教育。一战后，森林砍伐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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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0年代：建议与专业知识：森林放牧开始减少，部分归因于农业顾问的宣传。林业委员会组织森林信息日，提供讲座。雇佣外部专家进行伐前标记变得普遍，尽管初期存在怀疑，但后来逐渐被接受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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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60年代：森林所有者协会与技术发展：纸浆需求增长，森林所有者协会兴起，作为销售网络和利益代表。链锯、拖拉机等新技术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每项任务所需人力。
4.2. 日常实践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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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霸权：铁路的出现和纸浆工业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森林作为“产品”的认知和价值。森林的价值从满足家庭需要，转变为具有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资源。受访者明确感受到森林价值观的变化，从童年时森林不被重视，到后来认识到“现在森林是有价值的”。成熟的森林甚至被赋予负面价值，被视为管理不善的表现。“保留过熟林”被认为是无益的，让森林自然生长以展示巨树被视为糟糕的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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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与工具：大型庄园主、牧师等社区领袖是森林种植的先行者。森林劳动的性质发生变化，从家庭或社区互助，转向雇佣专业或临时工人，并对劳动的“细致”和“严谨”有了新要求。林业委员会的咨询服务、强制性的伐前专家标记、新的工具（如更高效的锄头、链锯）都成为推行新管理模式的权力工具。知识和控制的规范发生了改变。
4.3. 同意与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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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私有林的干预（如学校植树日、强制专家标记、提供支持等）初期遭遇了怀疑和抵制，原因包括对新方法效果的质疑、不愿接受当局干涉，以及对家庭经济影响的担忧。有时抵制会招致林业委员会的“采伐禁令”。然而，通过教育、更好的木材价格以及提供的各种支持（建议、树苗、工具），同意被逐渐构建起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裸地无价值、森林关乎国家利益、传统耕作导致森林退化——通过林业委员会和森林所有者协会得到强化。尽管后期抵制的记述减少，但研究也记录了对景观被云杉林完全改变的忧虑。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历史政治生态学视角，揭示了瑞典南部乡村居民对引入科学森林管理的感知解释，以及权力关系在形塑这些感知中的作用。受访者的叙述表明，森林价值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反映了当时将森林视为“国家宝藏”和福利国家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霸权。景观在特定时刻因特定原因被重新定义和索取。
研究强调了“景观的权力”框架的解释力：强大的行动者（如庄园主）、制度化的教育活动（学校植树日）、专业咨询以及新工具，共同作为权力关系和工具，动员人们接受某些森林利用方式，同时贬低其他方式（如林间放牧）。看似是“同意”和“接纳”的结果，实则经历了一个世纪针对传统乡村实践的权力动员。
该研究挑战了将轮伐林业的 dominance 简单归因于二战后技术革新的常见叙事。它表明，相关冲突、辩论和价值观的转变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开始，技术发展本身是嵌入在政治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森林管理的引入，伴随着国家通过立法和资源监测来加强对边缘社区控制的普遍模式，这在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其他欧洲语境中也有类似体现。
最终，这项研究指出，森林土地利用的转型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脱离大背景的技术发展。它们是景观和森林价值在特定权力关系和价值观下被持续社会建构的结果。理解科学林业实践如何被质疑却又被接纳，从而为轮伐林业的霸权铺平道路，有助于历史地审视当前的政策辩论，并为思考和开启替代性的政策路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历史的视角凸显了当前环境变化背后的规范与价值，强调任何环境状况都是充满权力的规范与价值创造的多样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