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 Use Policy》：Climate change and eco-anxiety: The effect of altitude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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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社区构成重大威胁，并可能通过加剧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心理健康。本研究考察了七个中低收入国家（阿根廷、印度、毛里塔尼亚、尼加拉瓜、所罗门群岛、越南和赞比亚）农民的气候脆弱性与家庭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数据集包含约15,000名参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社区构成重大威胁，并可能通过加剧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心理健康。本研究考察了七个中低收入国家（阿根廷、印度、毛里塔尼亚、尼加拉瓜、所罗门群岛、越南和赞比亚）农民的气候脆弱性与家庭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数据集包含约15,000名参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发展项目的农民的二手调查数据。研究人员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回归进行估计，以地理海拔（高出海平面的距离）作为气候脆弱性的代理变量，控制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MAGIC_WATERMARKEDucation、收入、距赤道距离以及国家固定效应和调查轮次固定效应在内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特征。结果显示，海拔与自我评估的家庭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海拔每升高1000米，幸福感评分提高0.33个标准差（p < 0.001）。这一关联在替代模型设定下保持稳健，且当用年平均气温替代海拔时结论依然成立——气温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这些发现与以下假设一致：生活在更热、气候暴露更严重地区的农民主观幸福感较低，这可能同时反映了物质脆弱性和预期性的气候相关压力。适应政策和损失与损害基金在确定预防和韧性投资目标时，应考虑地理脆弱性因素。
本研究发表于《Land Use Policy》期刊，旨在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社区的主观幸福感问题。研究背景源于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系统造成的系统性威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指出，平均气温上升2°C可能导致农业生产下降近25%。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劳动力配置等客观经济指标的影响，而对其心理福祉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民群体既缺乏应对气候冲击的技能与资金，又高度依赖自然条件维持生计，使其成为气候脆弱性的典型人群。然而，跨国家比较气候脆弱性与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明显不足，海拔高度作为气候脆弱性综合代理变量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且环境脆弱性如何随时间转化为幸福感差异的动态机制亦不清楚。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提出核心假设：气候变化通过加剧环境不确定性和生态焦虑（eco-anxiety），对中低收入国家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在温度较高、面临海平面上升与沿海侵蚀风险的低海拔地区效应更为显著。
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在阿根廷、印度、毛里塔尼亚、尼加拉瓜、所罗门群岛、越南和赞比亚七国开展的农村发展项目调查，样本量约15,000名农民，涵盖对照组与处理组农户。幸福感测量采用受访者对家庭整体幸福感的0—10阶梯评估，该设计有助于平滑个体特异性主观因素。研究以海拔高度（地理信息系统Glay353_4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数据计算）作为气候脆弱性的核心代理变量，其理论依据在于：海拔与气温存在稳定的逆温递减率关系（约6.5°C/1000m），能同时捕捉热浪暴露、海平面上升、沿海洪涝及土壤盐渍化等多重风险，且作为时间不变量避免了短期天气波动与气候振荡（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的干扰。控制变量包括距赤道距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数、家庭规模、耐用品资产指数、土地拥有量、世界银行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收入来源的基尼—辛普森指数（Gini-Simpson Index），以及国家固定效应和调查轮次固定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海拔高度与家庭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基准OLS回归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幸福感评分提高约0.33个标准差（p < 0.001），该效应在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针对焦点回应（focal responses）的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对数值5存在异常聚集的受访者，结果不仅保持稳健，效应幅度更增大至接近0.5个标准差。子样本分析表明，海拔效应在农业收入非零的农民群体中显著，在无农业收入群体中不显著；在IFAD项目处理组与对照组中均成立。变化量分析显示，海拔高度与幸福感变化量同样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气候焦虑随时间加剧的理论预期。替代性检验以采访前一年年均气温替换海拔变量，发现气温与幸福感 locale353_4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0.86），且样本分组显示该负效应集中于农业收入群体及曾经历严重气候冲击者，进一步强化了气候脆弱性机制的可靠性。
研究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海拔作为气候脆弱性代理变量的理论优势。海拔不仅通过逆温递减率映射温度梯度，更综合表征了多重气候风险暴露的空间异质性：低海拔地区同时面临高温胁迫、洪涝与海岸带侵蚀风险，而高海拔地区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享有更长的农业适宜期。这一发现与L?derach等人关于咖啡农海拔适应策略的研究形成呼应，即海拔赋予的"气候适宜性缓冲"可延迟昂贵适应措施的需求。研究人员将分析框架与生态焦虑文献对接，指出即使尚未发生实质性损失，对未来气候灾难的预期性忧虑已足以侵蚀当下福祉——这一机制独立于收入渠道而运作，凸显了主观幸福感测量捕捉非物质维度的优势。跨国家比较证据与埃塞俄比亚农村降雨变异研究、全球尺度温度—幸福关系研究形成有力互证，表明环境脆弱性对福祉的心理侵蚀作用具有普遍性。
研究结论指出，气候脆弱性不仅造成物质层面的生计风险，更通过生态焦虑等心理渠道系统性地降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海拔每提升1000米带来的0.33标准差幸福感增益，其幅度可与收入冲击效应相媲美。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气候适应政策与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基金的设计需纳入地理脆弱性维度，针对低海拔、高风险地区的预防性投资和韧性建设应兼顾心理健康服务；同时，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可作为气候诱发迁移的早期预警指标，提示原位适应能力提升的紧迫性。研究亦坦诚其局限性：横截面数据限制因果推断强度，海拔可能与基础设施等未观测因素相关，样本源自IFAD项目参与农户而非全国代表性样本。未来研究可借助面板数据、高频遥感气候指标、准实验设计以及标准化心理健康量表，进一步厘清气候脆弱性影响福祉的因果机制与异质性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