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排放背景下加拿大制造业迈向可持续性的进程

《Atmosphere》:The Canadian Journey to Sustainabil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missions Banyan Lehman and Bill Van Heyst

【字体: 时间:2026年04月04日 来源:Atmospher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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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影响已属当务之急。当前虽已建立多项旨在降低排放的议定书与国际协定,但全球排放总量仍持续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排放转移(emissions offshoring),即制造业由发达经济体国家向发展中经济体国家转移。尽管许多国家借

  
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影响已属当务之急。当前虽已建立多项旨在降低排放的议定书与国际协定,但全球排放总量仍持续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排放转移(emissions offshoring),即制造业由发达经济体国家向发展中经济体国家转移。尽管许多国家借助技术进步实现了减排,排放外包问题依然存在;其表现为发达经济体排放下降的同时,全球排放反而增加。大气氮氧化物(NOX)排放趋势可作为衡量化石燃料燃烧相关可持续性的替代指标(surrogate),并证实了这一问题。加拿大属于发达经济体,并声称其近几十年来已实现减排。研究人员分析了1990至2022年间向加拿大出口制成品、按进口金额计占加拿大制成品进口总值90%的国家。结果显示,加拿大制造业相关NOX排放下降的同时,制成品进口持续增加。研究将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各国相对制造业NOX排放进行国家尺度绘图分析。对于向加拿大出口的主要国家,低、中、高和极高HDI类别在研究时段内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进一步对各国实施分段线性回归(piecewise linear regression),并使断点数量与该国在研究期间跨越的HDI类别变化次数相对应。随着HDI类别升高,HDI与NOX排放之间呈反向关系的国家数量增加。几乎所有极高HDI国家均表现出HDI升高对应NOX排放降低,而较低HDI类别国家则较少呈现该趋势。研究结果支持如下观点:加拿大并非真正减少了其所消费制成品所对应的排放责任,而是将制造业排放转移至其他国家。
该文发表于《Atmosphere》,聚焦全球减排承诺与国际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讨论加拿大制造业可持续转型是否建立在真实减排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排放外包之上。研究背景在于,全球气候治理虽然已通过《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机制持续推进,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未同步下降,说明以生产地为基础的核算体系可能掩盖了消费端国家的真实环境责任。现有研究已指出,发达经济体的排放下降,一部分来自清洁技术进步,另一部分则可能源于高污染制造环节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与此同时,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一国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水平的综合指标)与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复杂联系,常被置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框架下讨论。然而,就加拿大而言,发展水平、进口贸易与制造业排放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仍缺乏系统研究。基于此,研究人员以1990—2022年为时间范围,考察加拿大制造业相关大气排放、制成品进口增长以及主要进口来源国发展水平与排放变化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加拿大是否存在制造业排放转移现象,并分析这种现象在不同HDI类别国家中的表现差异。

在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个关键技术路径:第一,使用EDGAR全球大气排放数据库提取各国“制造业与建筑业”部门NOX排放数据,并以NOX作为CO2及化石燃料燃烧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指标;第二,结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各国HDI数据,以及加拿大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进出口金额数据,构建1990—2022年长期序列;第三,依据HS2编码筛选制成品类别,并选取进口金额累计占加拿大制成品进口总值90%的国家作为分析对象;第四,对NOX数据进行3年滚动平均和平准化处理,并按国家绘制HDI—标准化NOX关系图;第五,按照各国研究期内跨越的HDI类别数量进行分段线性回归分析,同时结合ArcGIS Pro 3.5.0开展空间分布展示。

3.1. Canadian Trends
研究结果首先表明,1990—2022年间,加拿大制造业与建筑业相关大气NOX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2005—2010年期间下降尤为明显,这一时期与《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的政策推进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相重合。2015年后,尽管《巴黎协定》实施,加拿大NOX排放曾出现一定回升,随后在COVID-19衰退期再次下降。与加拿大相反,同期全球制造业与建筑业NOX排放总体上升,增长主要由中国、印度和美国等国主导。空间分布结果进一步显示,中国在整个研究期内排放总量占据显著主导地位,多个亚洲国家也呈现较高排放水平。

进一步将加拿大人均制成品进口额与人均制造业相关NOX排放进行对比,结果呈现明显反向关系:加拿大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均NOX排放下降,而人均进口制成品持续上升。这说明加拿大本土制造活动减弱,但对制成品的消费依赖增强。研究据此指出,若无极端幅度的技术进步,仅凭国内排放下降而消费增长并存的现象,更符合制造业排放向境外转移的解释。研究同时显示,加拿大进口来源国的空间分布与高NOX排放国家分布存在相似性,这也从侧面支持加拿大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制造业排放外部化。加拿大自身HDI与制造业NOX排放的时间序列关系则进一步表明,随着HDI提高,其制造业排放下降,但居民对制成品的消费并未同步下降。

3.2. Importers to Canada
在加拿大主要进口来源国的分析中,研究人员按联合国HDI分级标准,将国家分为低、中、高和极高HDI类别,并对HDI与标准化制造业NOX排放之间的关系实施分段线性回归。结果显示,随着HDI类别升高,HDI与NOX排放之间呈负斜率关系的国家数量增加。也就是说,越接近极高HDI类别的国家,越可能在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伴随制造业NOX排放下降;而处于较低HDI类别的国家,则更常表现为HDI提高伴随NOX排放上升。

低HDI国家以及跨越低—中HDI类别的国家,多表现出HDI与制造业NOX排放同步上升,说明工业制造扩张仍是推动其收入增长和综合发展水平上升的重要基础。跨越低—中—高HDI类别的国家,如部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则呈现更复杂的阶段性变化,但总体仍可见在早期发展阶段排放上升较为明显。处于中—高HDI类别的国家中,正负斜率并存,提示这些国家正在经历由工业驱动向更复杂发展模式过渡的阶段,制造业对HDI提升的贡献开始弱化。进入高—极高HDI类别后,越来越多国家表现为HDI升高而NOX下降。对于在整个研究期间均处于极高HDI类别的国家,标准化NOX排放波动幅度通常较小,且几乎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加拿大、美国、日本和英国均体现出这一典型特征。

研究还指出,分段回归的最优断点在不少情况下接近HDI类别转换节点,表明发展阶段变化与排放关系转折之间存在对应性。表格汇总结果显示,不仅负斜率国家占比随HDI升高而增加,标准化NOX排放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也随着国家HDI升高而降低。这意味着,极高HDI国家在制造业排放控制方面具有更稳定且更低的排放水平,而较低HDI国家则更依赖工业制造活动,可能承担了更多由高HDI消费市场驱动的生产排放。部分异常国家未完全遵循这一模式,文中将其归因于数据噪声、石油天然气等部门推高GDP进而影响HDI,或政治动荡导致HDI波动等因素。

3.3. Exports
关于加拿大出口,研究发现加拿大制成品出口总体增加,而制造业NOX排放却持续下降。作者据此认为,加拿大可能更多地进口低附加值制成品,再通过装配等加工方式提升附加值后再出口,例如汽车行业中的相关模式。进口/出口比值与NOX排放的对比显示,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NOX高排放阶段,加拿大进口/出口比值较低;而2006年之后,进口/出口比值升高,与较低NOX排放阶段相对应。经济衰退时期,两者都可出现低谷,表明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制造活动、建筑活动及贸易结构,但并未改变整体上的“进口上升—本土制造排放下降”趋势。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总体支持这样一种模式:极高HDI国家在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过程中制造业NOX排放下降,而较低HDI国家则在发展过程中排放上升。由于全球NOX排放并未总体下降,因此这种分化更可能意味着排放空间转移,而非全球层面的真实改善。加拿大作为极高HDI国家,其国内制造业排放下降与制成品进口增加并行,符合制造业排放外包的特征。研究还指出,中国在研究期内NOX排放的大幅增长,使其成为承接全球制造排放转移的重要国家之一。对于不符合总体规律的国家,作者强调政治因素、HDI波动以及资源型经济结构可能造成偏离。

文中也明确讨论了研究局限。首先,NOX只是CO2的替代指标,虽已有研究表明其预测加拿大工业CO2排放的准确率可达71%—96%,但并非完全等同。其次,研究未直接掌握加拿大自各进口国进口产品的嵌入式排放量,因此关于排放外包的判断属于间接推断,而非基于消费核算(consumption-based accounting)的直接测量。再次,EDGAR数据将制造业与建筑业合并统计,而建筑业排放通常保留在国内,可能对制造业转移判断造成一定误差。不过作者指出,在加拿大,建筑业排放相对于制造业排放规模较小,因此不足以解释进口增加与NOX下降的整体反向趋势。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并译述如下:全球为限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气候变化影响而开展的减排行动仍在持续。尽管已有多项国际协定要求各国履行减排责任,但排放外包造成了“减排表象”,而全球排放实际上仍在上升,加拿大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极高HDI国家在增加进口的同时减少了本国制造业排放,而较低HDI国家则为了满足全球对制成品的需求而提高制造业排放。这一趋势并未带来真正的全球气候行动进展。与此同时,较低HDI国家无论是为本国还是为他国生产,都承担了更高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与环境负担。制造业NOX排放的时间变化能够清晰反映这种趋势,并可作为CO2排放及可持续性的替代指标。在加拿大,制成品进口增加而制造业相关NOX排放下降,其主要出口来源国也呈现出与排放转移相一致的变化特征。若要真正实现气候目标,需要建立一种跨越国界、协调一致的全球战略,以避免排放外包,并实现实质性的减排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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