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Science》：Assessing the Global South–North Dichotomy in Deep Decarbonization Strategy at the Local Level
Bayode Akomolafe,
Raphael Ayambire and
Amelia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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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全球南方城市在基础设施、财政和治理等结构性制约下如何设计与实施深度脱碳路径，研究人员开展了针对阿克拉、亚的斯亚贝巴、拉各斯和内罗毕的质性案例研究。研究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与半结构化访谈发现，虽然南方城市在能源、建筑、交通、废弃物与AFOLU等优先技术路径上与北方城市相似，但其在实施中展现出独特的社会嵌入性与适应性创新，例如依靠捐助资金、发展分布式废物能源系统、利用传统机构动员社区等。该研究挑战了“一刀切”的全球脱碳模式，提出了将南方城市脱碳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兼顾气候缓解、基础设施补强与社会文化嵌入的综合策略，为发展中国家城市气候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今天，城市作为温室气体（GHG）排放的主要来源，其脱碳行动备受关注。然而，当我们谈论城市的绿色转型时，目光往往聚焦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繁华都市，而对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拉各斯、阿克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SSA）地区的重要城市却知之甚少。这些城市面临着快速城市化、基础设施不足、财政自主权有限以及紧迫的发展需求等多重挑战，它们的气候行动路径是否只是发达城市模式的“缩小版”？还是说，在资源受限的独特背景下，它们正在探索一条截然不同的、充满地方智慧的深度脱碳（Deep Decarbonization）之路？这项发表在《Urban Science》上的研究，深入剖析了上述四个非洲城市的深度脱碳策略，并将其与全球北方城市的模式进行对比，旨在揭示被忽视的“南北二分法”，并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公平、更具情境适应性的见解。
为回答研究问题，研究人员采用质性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了阿克拉（加纳）、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拉各斯（尼日利亚）和内罗毕（肯尼亚）四个城市作为案例。研究通过政策文件内容分析和与市政官员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并运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围绕“技术路径”、“制度策略”、“治理机制”和“相关行动者”四大支柱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还与一项针对欧美城市深度脱碳的类似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跨案例评估
技术路径
研究发现，SSA城市的技术优先领域（能源、建筑、交通、废弃物、工业、农业、林业及其他土地利用）与北方城市相似。但在实施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受限于治理权限和基础设施。例如，电网电力管理权归属国家，导致城市层面的电力相关排放（范围2）数据缺失，脱碳努力集中于交通、废弃物等地方可管控领域。在建筑领域，缺乏标准的能源绩效指标和绿色建筑开发目标；交通电气化进程缓慢，受制于电力供应可靠性；废弃物管理侧重于倡导行为改变，但缺乏系统性的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基础设施。农业、林业及其他土地利用领域的干预措施定义模糊，减排目标往往缺位。
制度策略
在制度层面，SSA城市的显著特征是技术能力外化和对国际捐助资金的深度依赖。气候行动计划（Climate Action Plan, CAP）的制定多由外部组织主导，削弱了本地能力建设。绿色经济战略薄弱，缺乏绿色采购机制。与北方城市相比，SSA城市几乎没有为居民和组织提供针对建筑脱碳的财政激励工具。这源于财政能力不足、基础设施缺口以及国家能源补贴政策的存在。
治理机制
治理模式呈现显著的“自上而下”和集中化特征，与北方常见的多中心、多层次治理（Polycentric, Multi-level Governance）形成对比。政策流动是单向的，纵向整合薄弱，地方反馈有限。气候行动计划侧重于社区项目，而市政自身的运营脱碳（公司行动）则非常薄弱，缺乏自我监管框架。治理主要依赖传统的“命令-控制”模式，而基于绩效的标准、强制性报告或激励性机制等转型性工具基本缺席。
行动者
一个最独特的发现是传统和宗教机构在SSA城市气候行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在北方城市的研究中很少见。这些机构在社区信任建立、公众行为塑造和文化合法性赋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弥补了市政机构能力的不足。这形成了一种结合传统社区结构、新兴公民社会、有限的私营部门参与以及国际伙伴资助的混合治理模式。
南北二分法在地方深度脱碳中的综合分析
通过对比，研究揭示了SSA城市深度脱碳的独特逻辑。虽然技术路径相似，但动机不同：SSA城市采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更多是出于弥补基础设施缺口、优化有限财政资源和应对治理限制的需要，而非单纯的监管驱动。制度策略的“外部化”（捐助资金、国际咨询模板）虽然带来了资源，但也可能抑制本地能力的长期发展。治理机制的单向性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传统机构的突出作用体现了气候行动在SSA的社会嵌入性。
讨论：全球南方与北方城市的深度脱碳
共享技术路径但动机迥异
SSA城市与北方城市在技术选择上的趋同，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气候治理网络和捐助项目的“标准化模板”影响，而非本地驱动因素的完全相同。AFOLU领域被忽视，反映出重大的战略治理和技术缺口。
制度策略：深度脱碳战略的外部化
对捐助资金的依赖和激励工具的缺失，是SSA城市深度脱碳外部化的另一体现。这既是创新的推动者（支持试点项目），也可能限制本地制度能力和财政自主性的发展。
治理机制：深度脱碳的单向治理
SSA城市气候治理呈现“单向”特征，社区与公司行动脱节，缺乏北方城市那种内生于市政运营的、指标驱动的系统性脱碳策略。这指向了制度内化程度低、资源能力有限的现实。
气候行动者：深度脱碳中的社会文化背景
传统和宗教机构的突出作用，是SSA城市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这既是机遇（文化合法性、社区动员），也反映了市政机构能力有限、与公民直接互动机制不足的约束。利用好这一社会文化资源，可以增强脱碳行动的社会接受度和可持续性。
SSA背景下深度脱碳的情境驱动创新
研究识别了SSA城市特有的适应性创新：例如，为适应非正规经济（Informality）和 affordability 而发展的分布式废弃物能源（Waste-to-Energy, WTE）系统；以及将传统机构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混合治理模式。这些创新回应了当地的可负担性、制度能力和城市非正规性等现实，是主流全球模型中常被忽视的。
在SSA情境中重新概念化深度脱碳
基于以上发现，研究主张需要重新概念化SSA城市的深度脱碳。它不应仅仅被视为气候减缓工具，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同时应对基础设施赤字、制度能力建设和社会文化嵌入的综合性社会-技术过程。这意味着，深度脱碳在SSA不仅是减少CO2排放，更是发展韧性、适应能力和社会可持续性的体现。这一重新概念化挑战了普遍适用的转型模型，呼吁建立能够容纳基础设施差距、地方政府权限、能力和社会非正规性的分析框架。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SSA与全球北方城市深度脱碳路径的比较，揭示了气候行动中的“南北二分法”。虽然技术目标相似，但SSA城市的路径深受基础设施缺口、治理权限限制、外部依赖和独特社会文化背景的形塑。其深度脱碳努力是气候减缓、基础设施补偿和社会嵌入性的复合体。研究强调，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需要超越“一刀切”的模板，认识到并支持这种基于本地情境的、创新的脱碳路径。对于SSA城市而言，强化制度能力、将气候行动嵌入所有市政部门、并善用社会文化体系，将是实现有机且可持续的深度脱碳的核心。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论认知做出了贡献，也为面临类似约束的城市制定现实可行的气候战略提供了实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