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rsing in Critical Care》：Family Presence During Invasive Procedures or Resuscitation, Nurse Perception and Preparedness Questionnaire (FPDIP/R-NPPQ): A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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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侵入性操作与复苏期间家属在场（FPDIP/R；FPDR）日益受到倡导，然而目前尚无经验证的工具可评估护士的感知与准备度，并纳入实施所需的组织准备度。
目的
开发并对 FPDIP/R-NPPQ 进行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验证。
研究
背景
侵入性操作与复苏期间家属在场（FPDIP/R；FPDR）日益受到倡导，然而目前尚无经验证的工具可评估护士的感知与准备度，并纳入实施所需的组织准备度。
目的
开发并对 FPDIP/R-NPPQ 进行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验证。
研究设计
研究人员于 2024 年 4 月至 7 月在意大利 3 家医院开展了一项多中心横断面调查。注册护士（N＝212）完成了一份研究特异性工具，该工具初始包含 52 个条目；心理测量学分析基于其中 37 个 Likert 型条目展开。研究采用两步策略：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含平行分析、主轴因子提取、oblimin 旋转、marker-index 筛选），随后针对有序/非正态数据采用稳健极大似然法开展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信度采用 McDonald's ω 进行估计。罗马护理学术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Nursing Scholarship）于 2025 年 3 月提供资助以支持本研究。
结果
EFA 支持一个包含 19 个条目、3 个因子的结构方案，解释了 57.47% 的方差：（1）家属在场的情感价值与关系获益（5 个条目）；（2）沟通技能与结构化管理（6 个条目）；（3）通过专职工作人员提供的操作性支持（8 个条目）。CFA 证实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5，90% CI 0.04–0.06；CFit＝0.36；CFI＝0.93；TLI＝0.92；SRMR＝0.07），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 0.24–0.92，各因子的 ω＝0.82–0.87。模型修正后拟合进一步改善，且未允许交叉载荷，在考虑局部方法效应的同时保留了构念区分性。
结论
FPDIP/R-NPPQ 是一份有效且可靠的 19 条目、3 因子工具，可用于测量护士对侵入性操作与复苏期间家属在场的准备度。该工具通过区分护士对家属在场的态度、沟通/管理准备度以及组织准备度（包括促进者角色），能够帮助医疗服务识别实施障碍，并在采纳 FPDR/FPDIP 政策之前规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治理策略。
与临床实践的相关性
FPDIP/R-NPPQ 通过提供可操作的分量表特征支持临床治理，从而指导 FPDIP/R 的实施。该工具可用于评估各病区的基线准备度，识别具体培训与流程需求，并为组织层面的决策提供依据，例如配置经过培训的家属促进者，从而支持在关键操作期间更安全、更标准化的家属在场实践。
本文发表于《Nursing in Critical Care》，是一项围绕侵入性操作或复苏期间家属在场（family presence during invasive procedures and resuscitation, FPDIP/R；亦涉及 FPDR）开展的量表编制与心理测量学验证研究。研究背景在于，家属在场理念近年来受到国际指南和以家庭为中心照护（Family Centred Care, FCC）框架的持续推动。既往文献指出，在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或其他高风险侵入性处置中，允许家属在场，可能有助于家属理解病情严重程度、完成告别、缓解焦虑，并改善哀伤过程；同时，对于患者而言，家属在场可能提供情感支持，减轻孤独感与压力。然而，该理念在临床中的落实并不一致，不同国家、不同机构以及不同病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价值认同不足，更涉及护士对情境沟通、流程管理、团队协作以及组织支持的准备是否充分。既往工具多聚焦于风险—获益知觉、支持意愿或自我信心，却很少在同一验证工具中同时纳入感知、准备度与组织层面的实施条件，尤其缺乏对“家属促进者”或专职支持人员这一组织维度的系统测量。因此，开发一份能够综合评估护士在 FPDIP/R 场景下态度、沟通管理准备及组织支持感知的工具，成为推进该类实践规范化实施的关键前提。
基于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构建并验证了“侵入性操作或复苏期间家属在场、护士感知与准备度问卷”（FPDIP/R-NPPQ）。研究目标明确，即建立一份适用于意大利护士的、具有良好效度与信度的测量工具，用于评估护士对家属在场的认知取向、沟通与流程管理能力准备，以及组织层面支持需求。研究最终得出结论：FPDIP/R-NPPQ 是一份具有良好心理测量学特性的 19 条目、3 因子问卷，能够区分家属在场的情感—关系价值、沟通技能与结构化管理准备、以及专职工作人员支持这一组织准备维度。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该工具不仅可作为态度评估量表，更可作为临床治理（clinical governance）与实施前评估工具，帮助护理管理者和临床领导者识别障碍、制定定向培训、完善制度与人力配置，并在正式实施 FPDR/FPDIP 政策前判断团队准备度，从而提高关键救治场景中家属在场实践的安全性、伦理适切性与可持续性。
研究主要采用多中心描述性横断面调查设计，于 2024 年 4—7 月在意大利 3 家医院开展，便利抽样纳入重症监护、急诊、手术室及院前急救相关护士，共获得 212 份有效样本。工具开发先经文献回顾确定 3 个理论维度，再通过 think-aloud 方法进行内容效度评估，并在 30 名对象中完成预测试。正式分析基于 37 个 Likert 条目，依次实施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平行分析、主轴因子提取、oblimin 旋转、marker-index 筛选）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针对有序/非正态数据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并以 Cronbach's α 与 McDonald's ω 评价内部一致性。
在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是“Dimensionality of the FPDIP/R-NPPQ”。研究样本共 212 名护士，女性占 63.2%，年龄 23–57 岁，平均年龄 38.57 岁。研究人员对 37 个条目进行平行分析后，确定应保留 3 个因子；随后采用主轴因子提取和 Oblimin 斜交旋转开展 EFA。初始三因子模型解释 41.68% 的总方差，因子间相关系数处于 |0.47|–|0.52|，说明各维度彼此相关但并非同一构念。随后通过 marker index 对条目主载荷与次载荷进行更严格筛选，最终保留 19 个条目，形成最终版量表；再行 EFA 后，三因子结构可解释 57.47% 的总方差，显示结构更加清晰稳定。
在该部分中，第 1 因子由 5 个条目构成，被命名为“家属在场的情感价值与关系获益”。这些条目主要反映护士是否认为家属在场能够为患者与家属带来情感慰藉、促进互动、减轻恐惧与焦虑，并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关系性价值。该因子说明，护士对家属在场的支持并不仅是程序性容忍，更根植于其对照护伦理、心理支持与临终/危机场景人文价值的理解。
第 2 因子由 6 个条目构成，被命名为“沟通技能与结构化管理”。这一因子聚焦于护士对信息传递、家属预先准备、意愿评估、干扰识别、培训作用及政策流程建设的看法。结果表明，护士对 FPDIP/R 的准备度，并不只体现为主观态度，还涉及是否具备在高压抢救情境中开展解释性沟通、组织家属参与并执行规范化流程的能力。该因子的形成表明，沟通能力和制度化管理是家属在场实践顺利实施的核心条件之一。
第 3 因子由 8 个条目构成，被命名为“通过专职工作人员提供的操作性支持”。其内容集中于专门人员是否能够改善家属融入、减轻护士工作负荷、提供情绪支持、促进医护—家属沟通，以及机构是否应培训和配置此类人员。该因子的独立存在是本文最重要的创新之一，表明组织支持并非附属因素，而是可被稳定测量的独立潜变量。研究显示，护士对家属在场的接受与实施准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构是否能够提供明确角色、专项培训及系统支持。
在信度分析方面，3 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2、0.82 和 0.87，提示内部一致性良好。由此可见，保留下来的 19 个条目不仅具有较好的结构归属，也能在各自维度内稳定测量同一潜在构念。
接着是“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on the FPDIP/R-NPPQ”。研究人员根据 EFA 结果建立 CFA 模型，并考虑到部分条目偏态绝对值超过 |1.0|，且 Mardia 偏度与峰度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因此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robust, MLR）以处理非正态数据。初始模型中，CFI＝0.85、TLI＝0.82、SRMR＝0.09，拟合尚不理想，且条目 F8 载荷不显著。研究人员依据修正指数，对 N2 与 F8 的交叉表现进行考察，并对相邻条目 O7–O8 及 F2–F3 加入残差协方差，以处理邻近条目带来的方法效应（method effects）或 proximity effect。修正后模型达到可接受且较好的拟合：RMSEA＝0.05，90% CI 0.04–0.06；CFit＝0.36；CFI＝0.93；TLI＝0.92；SRMR＝0.07。全部标准化因子载荷均显著，范围为 0.24–0.92。进一步采用 McDonald's ω 评估信度，3 个因子 ω 值介于 0.82–0.87，进一步支持其内部一致性。
从因子相关关系看，3 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沟通技能与结构化管理”与“操作性支持”之间相关最高（r＝0.70），其次是“情感价值与关系获益”与“操作性支持”（r＝0.56），而“情感价值与关系获益”与“沟通技能与结构化管理”之间相关相对较低（r＝0.45）。这一结果提示，护士若认可家属在场的情感与关系价值，往往也更能意识到制度化沟通与专职支持的重要性；但各维度仍保持相对独立，支持作者不计算总分、而采用分量表解释的设定。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弥补了既往 FPDIP/R 研究中“感知”“准备度”“组织支持”难以在同一工具中整合测量的空白。与既往更多评估风险—获益、态度支持或自我信心的问卷不同，FPDIP/R-NPPQ 通过三因子结构实现了对护士准备状态的更完整操作化。特别是“专职工作人员操作性支持”因子的提出，将文献中常以叙述性方式出现的“family facilitator”概念转化为可量化组织构念，这是量表理论和实施科学层面的显著推进。研究还强调，在侵入性操作和复苏场景中，时间压力、情绪强度和技术风险高度叠加，若缺乏结构化组织支持，可能加重程序干扰、护士压力及家属心理创伤。因此，实施家属在场不应仅依赖个体善意或临场判断，而应建立在培训、协议、角色配置与组织治理基础上。
就实践意义而言，FPDIP/R-NPPQ 可用于多个层面。其一，可在病区、急诊、重症监护室或院前急救体系中进行基线评估，以判断团队对 FPDIP/R 的整体准备情况。其二，可识别具体短板，例如某些团队虽认同家属在场的价值，但在沟通、家属预处理或流程管理上准备不足；或虽有较高态度支持，但组织层面缺少专职促进者与制度投入。其三，可为管理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行动依据，包括设计沟通培训、开展模拟情境训练、制定政策与流程、规划家属促进者岗位设置，以及在干预前后监测准备度变化。文章据此将该工具定位为临床治理、质量改进和政策实施之间的桥梁。
关于方法学局限，研究人员在原文中明确指出：第一，从 37 个条目缩减到 19 个条目虽然提升了因子清晰度，但可能缩小内容覆盖范围；第二，为处理相邻条目方法效应而释放两组残差协方差虽有理论依据，但降低了模型简约性，也可能带有样本特异性；第三，本研究仅在意大利护士中完成验证，跨文化与跨职业推广尚需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作者也强调了研究优势：样本来自多个中心及多种高风险临床环境，增强了现实情境适用性；最终量表简短、易实施且拟合优良；最具创新性的组织支持因子超越了传统风险—获益与自我信心框架，回应了危重症护理实践中的真实需求。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FPDIP/R-NPPQ 是一项在心理测量学上可靠、并具有理论基础的工具，可用于评估护士对侵入性操作与复苏期间家属在场的感知与准备度。其三因子结构显示出良好的整体拟合和满意的内部一致性；模型修正处理了邻近效应，同时未允许交叉载荷，从而保持了构念区分性并与既有 FPDR 测量工具保持一致。尤为重要的是，该工具明确呈现了组织层面的“家属促进者”维度，而这一维度虽常被隐性承认，却少有直接测量。上述发现表明，FPDIP/R-NPPQ 可在复苏照护体系中发挥多重作用，包括评估工作人员基线准备度、识别沟通与家属整合方面的培训需求，以及评价符合以家庭为中心照护原则的组织政策与实施策略。通过将组织准备度与态度、程序准备维度共同操作化，该问卷为管理者和临床领导者提供了一项实用工具，以支持侵入性操作和复苏期间家属在场实践的结构化、安全且可持续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