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Social Sciences》：Swedish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urban overtourism with link to social density theory: conceptualisation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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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对瑞典旅行者关于城市过度旅游的态度进行概念化，将这些感知与社会密度理论（Social Density Theory, SDT）相联系，并探讨其提出的解决方案。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研究人员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问卷
本文旨在对瑞典旅行者关于城市过度旅游的态度进行概念化，将这些感知与社会密度理论（Social Density Theory, SDT）相联系，并探讨其提出的解决方案。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研究人员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问卷中的定量数据（封闭式问题的回答）与定性数据（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及评论）进行分析。分析工具采用 NVIVO 12。数据由370份完成的在线问卷构成。受访者指出，全球众多城市旅游目的地——其中以欧洲目的地居多——正遭受过度旅游。受访者与这些目的地及与其他游客之间的互动，常被描述为不那么愉快。多数受访者将过度旅游视为一个问题，而少数受访者则将其视为一种机会。两类群体均提出了一系列软性措施与硬性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为旅游利益相关者与学术研究者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提示其应关注旅行者态度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通过强调旅行者对过度拥挤城市环境的感知，并纳入其解决方案，拓展了社会密度理论（SDT）。作者得出结论：所有相关行为主体都需要共同应对过度旅游这一多面向问题。对受访者在访问期间及访问之后行为模式缺乏洞察，是本研究的一项局限。
该文发表于《Cogent Social Sciences》，聚焦瑞典旅行者对全球城市过度旅游的主观感知，并尝试以社会密度理论（Social Density Theory, SDT）建立概念框架，弥补既有研究中过度偏重接待地居民、地方政府与产业主体，而相对忽视游客视角的不足。研究背景在于，过去十余年中过度旅游已成为旅游研究中的高频议题，常与季节性拥挤、目的地承载力不足、城市空间旅游化及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文化负外部性相关。然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欧洲城市与接待地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冲突与治理，较少系统讨论游客如何感知城市过度旅游、如何评价自身经验，以及他们能够提出何种治理建议。与此同时，瑞典旅行者作为国际出行频率较高的人群，在此议题上长期处于研究盲区，因此有必要对其认知与态度展开考察。
研究人员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其一，瑞典旅行者如何感知全球城市目的地中的过度旅游；其二，他们提出了哪些应对建议。论文将社会密度理论（SDT）引入这一问题域，用以解释个体面对拥挤或过度拥挤城市空间时的心理社会反应。研究指出，在该理论视角下，过度旅游并不仅仅是“游客数量过多”的计量问题，更是一种由空间拥挤、互动摩擦与环境压力共同构成的心理社会状态。正因如此，旅行者在城市中的体验、情绪反应、满意度与后续评价，成为理解过度旅游的重要切口。研究结果表明，多数瑞典旅行者对过度旅游持负面态度，普遍认为其损害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也降低游客自身体验；但也有少数受访者认为，过度旅游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带来文化交流与经济收益，因此不应被完全视为单一负面现象。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把游客纳入过度旅游讨论的核心位置，还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密度理论（SDT），将游客提出的治理方案纳入概念框架，从而使该理论不再停留于拥挤感知与情绪反应层面，而是延伸至纠正性行为与治理建议层面。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探索性在线问卷调查，使用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于2023年2月至3月间在多个旅游相关 Facebook 与 LinkedIn 平台发布瑞典语问卷，共获得370份完整答卷。问卷同时包含封闭式问题与开放式问题，从而形成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数据结构。研究先对封闭题进行描述性分析，再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开放回答进行反复审阅、凝练、意义单元提取、编码、分类与主题归纳，并借助 NVIVO 12 进行辅助分析。样本主要由5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较高、出境经验较丰富的瑞典旅行者构成。研究已通过 S?dert?rn University 伦理审查。
在结果部分，论文保留并展开了四个主题。
4.1. Theme 1: nega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第一个主题是“负面情绪反应”。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将过度旅游界定为明显负面的现象，常见表述包括：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游客过多、超出目的地承载力、游客对地方空间的“侵入”、地方资源过度开发、旅游不可持续、地方被旅游化，以及居民承受压力、被边缘化甚至“不可见”等。受访者在描述亲历场景时，多提到威尼斯、巴塞罗那、罗马、巴黎、伦敦、马拉加、帕尔马、纽约等城市，以及部分海岛和小镇。这些描述体现出明显的不愉快体验，如拥挤、排队、无法安静参观景点、餐饮可及性下降、居民显露烦躁等。研究据此认为，瑞典旅行者在与过度拥挤城市空间互动时，常表现出符合社会密度理论（SDT）的负面情绪反应与较低满意度。与此同时，少数受访者并未将过度旅游直接视为严重问题，而是强调其促进文化接触、带来就业与收入、支撑旅游地淡旺季经济平衡等积极作用。该少数群体的存在说明，拥挤感知具有主观差异性，也提示社会密度理论（SDT）在旅游场景中的适用性应考虑个体差异。
4.2. Theme 2: consequences
第二个主题是“后果”。研究人员将受访者对过度旅游后果的描述归纳为四个子主题：其一，地方破坏、磨损与损害；其二，对地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三，游客体验恶化；其四，地方身份丧失。具体而言，受访者提到文化、历史与自然遗产受损，垃圾、污染、噪音增加，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地方经济对旅游过度依赖，居民面临物价上涨与居住压力，传统商业与生活方式被替代，游客则遭遇长时间排队、交通拥堵、服务质量下降、安全与健康风险上升、与居民关系紧张等问题。与此同时，旅游化与过度商业化还会削弱地方真实性（authenticity）与身份特征，使目的地趋于同质化。研究通过这些结果表明，受访者对过度旅游后果的理解不仅停留在“拥挤”层面，而是已延伸至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多维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态度较为宽容的受访者虽未强烈否定过度旅游，但仍承认拥挤在旺季真实存在，并会采取回避策略，如转向淡季出游、改去邻近较少游客的城市或离开热门街区，这同样与社会密度理论（SDT）中的行为适应逻辑相一致。
4.3. Theme 3: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第三个主题是“责任感”。这是研究从定性材料中提炼出的潜在主题。许多受访者不仅将责任归于接待地政府、旅游业、邮轮公司、低成本航空公司和平台企业，也明确承认游客自身是问题制造者之一。受访者表现出较强的自我反思与道德敏感性，认为游客的无序流动、消费偏好和不尊重行为，会加剧当地居民在住房、食品价格、环境保护和文化保存方面的压力。部分回答还显现出对目的地居民的同情与共情，尤其是在居民被迫承受高成本、空间挤压、传统生活秩序被干扰时。这一主题说明，受访者并非仅以消费者立场审视过度旅游，而是意识到自己同时也是结构性问题的参与者。论文据此强调，游客不仅是后果承受方，也是责任承担方。
4.4. Theme 4: solutions
第四个主题是“解决方案”。这是本文最具拓展性的部分。与既有应用社会密度理论（SDT）的研究多停留于感知、情绪与行为反应不同，本文系统收集了受访者提出的治理建议。研究人员将这些建议划分为硬性措施与软性措施两大类。硬性措施包括严格规制（strict regulation）与征收税费（impose taxes and fees），如限制每日游客数量、设立预约制度、控制航班或住宿容量、限制将住房专用于 Airbnb、征收入城费或景点费并将其用于保护脆弱区域等。软性措施包括更好的营销（better marketing）、信息传播与教育（information/education）、游客自身努力（tourists’ own efforts）及其他协同治理措施。例如，推广本国其他较少拥挤的城市以分流游客、减少刺激性营销、加强可持续旅游教育、鼓励游客选择淡季与非热门地点、提升政府与行业协作等。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是将过度旅游部分视为机会的受访者，也支持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治理。研究据此指出，游客在此议题上并非被动对象，而是能够提出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治理建议。
在讨论部分，作者将上述发现与社会密度理论（SDT）重新整合，形成一个扩展后的概念模型。研究认为，瑞典旅行者在访问过度旅游城市后，会基于与目的地、居民、其他游客及周边环境的互动，形成以负面为主的地点—个体互动评价，并在回到本国后进行访问后评估（post-visit evaluations）。这些评估进一步影响其对问题严重性的判断与对解决方案的设想。论文还指出，本研究在既有过度旅游后果清单之外，补充了居民在排序与资源配置上被“次级化”或遭受类似殖民式对待的观察，这构成对公平性议题的推进。相较多数既有研究偏向供给侧治理，本研究同时纳入需求侧主体，即游客与客源地旅游中介的角色，从而拓宽了治理视角。
论文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过度旅游是一种多面向现象，既涉及地方目的地，也涉及包括游客在内的国际行为主体。该问题需要所有相关主体共同应对，尤其需要目的地地方旅游业与全球旅游业协同合作。作者还建议，应赋予接待地居民更多主动权，以处理那些影响其日常生活的问题。许多受访者在回答中以潜在意义表达了对当地居民无力感与疏离感的关注。最后，本研究所考察的旅行者与其他旅行者一样，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提出了解决建议并反对过度旅游，但这一点既是研究的重要发现，也是其局限之一。然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只要获得参与机会，游客也能够成为问题解决者。
总体而言，该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三点：其一，将社会密度理论（SDT）从单纯解释拥挤感知扩展到游客主导的治理建议；其二，以较年长、旅行经验更丰富的瑞典旅行者为对象，丰富了游客过度旅游感知研究的人口学维度；其三，强调游客既是过度旅游的参与者，也是治理的重要潜在力量。研究局限在于样本存在便利抽样偏差，受访者以高学历、年长者为主，且未直接调查其访问中与访问后的行为模式，如重游意愿、忠诚度与口碑传播（Word of Mouth, WOM）。因此，相关结论应审慎解释。尽管如此，论文仍为理解城市过度旅游中的游客立场提供了扎实而有价值的经验材料与理论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