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The Roles of Empathy, Proximity, and Identity in Alzheimer’s Disease Stigma
Adriana Seda,
Ellie Mitova,
Aubrianna L. Stuckey and
Steven L. B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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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患者的污名会造成显著的社会与心理后果，但目前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较有限。本研究首次聚焦于AD患者群体的污名形成机制，系统考察共情、道德认同、身份困扰及与AD患者的邻近性如何预测污名态度。研究人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患者的污名会造成显著的社会与心理后果，但目前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较有限。本研究首次聚焦于AD患者群体的污名形成机制，系统考察共情、道德认同、身份困扰及与AD患者的邻近性如何预测污名态度。研究人员招募419名本科生完成一系列自评量表。结果显示，共情是AD污名最强的负向预测因子，并在道德认同内化与污名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身份困扰则与更高水平的污名相关，既可直接提升污名态度，也可通过降低共情间接增强污名；与AD患者的邻近性亦与较低污名相关，提示实际接触有助于改善公众态度。研究强调共情在缓解AD污名中的核心地位，并建议干预措施应同时提升共情能力与应对身份困扰的能力，以减少对AD患者的负面认知。
研究背景与意义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以认知功能进行性衰退为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美国目前约有690万患者，预计到2060年将增至1380万。尽管疾病负担沉重，AD患者仍面临普遍的社会污名，表现为歧视、社会隔离与贬低性态度，严重影响其自尊心、社会参与及临床试验参与度。既往研究多关注被污名者的体验，对施加污名的公众心理机制探讨不足，尤其缺乏针对年轻群体这一高污名风险人群的系统研究。此外，媒体与文化叙事常将AD描绘为“死亡判决”并强调不可控的行为症状，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回避与恐惧。在此背景下，厘清共情、道德认同、身份困扰及人际邻近性等心理社会因素如何影响AD污名，对制定精准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科学与社会意义。该研究发表于《Behavioral Sciences》。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以美国东南部一所大型都市大学的419名本科生为样本，年龄范围为18至62岁，女性占多数，族裔构成多样。研究工具包括：人口统计学问卷、AD患者邻近性评估、归因问卷简版（用于测量AD污名）、多伦多共情问卷、道德认同自我重要性量表（含内化与符号化两个维度）及身份困扰量表。所有数据均通过在线调查平台匿名收集，并使用多元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3.1 初步分析结果
年龄与共情呈正相关，与身份困扰呈负相关；女性相较于男性表现出更低的AD污名、更高的共情水平及更强的道德认同（内化与符号化）；年级差异显示大一学生AD污名水平显著高于大四学生。
3.2 主要分析结果
3.2.1 假设1检验
多元线性回归表明，邻近性、道德认同符号化及身份困扰正向预测AD污名，共情则为最强负向预测因子，道德认同内化未直接进入回归模型。
3.2.2 假设2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证实，认识AD患者的个体污名得分显著低于无接触者，支持邻近性的保护作用。
3.2.3 假设3检验
基于Baron和Kenny中介程序，道德认同内化通过共情完全中介其对AD污名的负向影响；道德认同符号化虽与共情正相关，但未直接预测污名，故未进行后续中介检验。
3.2.4 假设4检验
身份困扰既直接促进AD污名，也通过削弱共情产生间接效应，呈现部分中介模式。
讨论与结论翻译
本研究明确了共情在AD污名形成中的核心中介地位：道德认同内化通过提升共情减少污名，而身份困扰则通过抑制共情加剧污名。邻近性同样有助于降低污名，但其效应可能因角色（如照护者与非照护者）而异。研究拓展了污名理论至AD群体，强调未来干预应兼顾共情培育与身份困扰缓解，尤其针对年轻成人开展公众教育。研究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样本局限于大学生及依赖自评量表可能受社会期望偏差影响。尽管如此，结果仍为理解和减少AD污名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