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Using or producing: the roles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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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遗产被理解为一种由个体与集体行动者持续建构、塑造的社会与话语建构物时，参与问题便处于其核心位置。由于文化遗产常被用于建构“我们”与“他们”的叙事，谁能够参与其中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并非无关紧要。本文以欧盟文化遗产政策的核心旗舰项目——欧洲遗产标志（Europ
当文化遗产被理解为一种由个体与集体行动者持续建构、塑造的社会与话语建构物时，参与问题便处于其核心位置。由于文化遗产常被用于建构“我们”与“他们”的叙事，谁能够参与其中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并非无关紧要。本文以欧盟文化遗产政策的核心旗舰项目——欧洲遗产标志（European Heritage Label, EHL）为背景，考察公民参与的概念内涵。研究材料来自对已获该标志的选定遗产地从业人员的访谈。依托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研究的跨学科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超越EHL具体场址的公民参与在文化遗产中被赋予的意义与角色。分析表明，遗产参与中可同时呈现参与的民主面向与政府治理面向。
《Using or producing: the roles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学术解读
该研究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聚焦于文化遗产领域的公民参与议题。当前学界普遍将文化遗产视为内在充满张力的社会与话语建构体，其多层且具争议性的意义由不同利益导向的个体与集体行动者持续塑造。文化遗产的相关论述本质上是基于当下关切调用过去片段以规划未来图景的工具，因此“谁能参与决定如何记忆与调用过去”直接形塑着当下与未来的走向。尽管从地方到欧盟层面均强调遗产过程的广泛参与，但既有遗产机构往往呈现统一叙事而非多元异质历史，且遗产常被用作建构“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工具。虽然《法罗公约》（Faro Convention）等政策文件倡导参与式遗产营造与管理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但参与过程中不同利益方与行动者之间的不对称权力关系深刻影响着决策与知识生产的准入与运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欧盟文化遗产政策虽在宏观层面强调“以人为本的参与式路径”，但其核心旗舰项目欧洲遗产标志（European Heritage Label, EHL）的官方文件中却极少提及参与理念，仅2019年评估报告、2020年监测报告与2021年遴选报告略有涉及，这种政策表述与实践落地的落差使得对EHL框架下公民参与概念的实证考察尤为必要。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半结构化访谈为核心数据来源。研究材料包含对11处已获EHL认定的遗产地共37位从业人员的访谈，访谈于2017—2018年在10个国家开展，覆盖遗址包括意大利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故居博物馆、奥地利卡农图姆考古公园等。所有非英语访谈均经专业翻译，受访者编码以确保匿名性，从业人员岗位涵盖档案管理、传播、社区工作、展览策划、教育、管理等多元领域。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聚焦四个核心访谈问题：“文化遗产的关键行动者有哪些？”“公民的角色是什么？”“促进欧洲文化遗产是谁的责任？”“保护欧洲文化遗产是谁的责任？”，将回答合并分析以提炼从业者对超越具体遗产场址的公民参与概念的理解。
研究结果
公民在多行动者网络中的位置
从业者指认的关键行动者涵盖多层级公共行政部门（地方政府至欧盟机构）、记忆机构（博物馆等）、高校与研究群体及遗产专家。公民多被视作遗产地的参观者或活动合作方，少数从业者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群体”，强调日常实践中的民众既是文化遗产的使用者也是生产者，“你我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明日遗产的组成部分”。部分从业者援引《法罗公约》的“遗产社区”（heritage community）概念，肯定民间社团、地方历史研究者与社区博物馆的作用，指出儿童与老年群体、外籍社群均为参与主体。公民可通过志愿服务、众筹修缮、数字平台共享与阐释等方式主动参与遗产建构，但访谈未提及公民参与遗产决策或政策制定层面的内容。
公民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动态中的角色
从业者普遍将遗产促进与保护视为需要多层级协作的事务，强调自上而下的资源支持（尤其是资金与政策环境营造）是基层参与的前提。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的制度属性决定了组织权仍掌握在机构手中：一方面，公民可被赋予“被给予遗产”的被动使用者角色，或自主发起草根行动的主动生产者角色；另一方面，从业者指出高层欧洲结构与地方网络的敏捷性差异，认为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行动，公民需直接介入遗产保护以应对决策者的反遗产倾向。同时，从业者反思了授权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的精英化风险，指出高层讨论常将基层排除在外，导致遗产远离公众生活。有从业者批评单纯自上而下的动员会引发抵触，主张通过自然的故事分享与人际接触培育公民的遗产意识。但也有观点认为公民缺乏识别与阐释遗产的专业能力，需要专家指导，将公民角色限定为传递机构知识的媒介，而非遗产意义的共同生产者。
讨论与结论
研究首先揭示，欧盟遗产政策文件虽频繁提及公民积极参与，但在EHL的具体实践中落地有限，从业者普遍视公民参与为理想目标但尚未完全实现。遗产促进与保护被建构为多层级协作网络，公民虽被认可为日常遗产的生产者与记忆载体，但未被纳入决策核心，仅停留在使用者与传播者层面，未触及阿恩斯坦（Arnstein）阶梯中更高层级的参与形态。其次，EHL框架下的参与同时交织民主面向与政府治理面向：民主面向体现为对公民自发草根行动的肯定，政府治理面向则体现为将公民纳入预设框架以服务欧盟认同建构的政策目标。从业者对专家知识与记忆机构的强调，使得授权遗产话语得以维持，共识导向的参与模式限制了异议与竞争性叙事的空间，未充分实现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所要求的公民驱动型定义与决策。最后，研究指出非制度性日常遗产活动虽受重视，但遗产机构尚未明确是否为公民的意义生产与知识生产提供制度化吸纳通道，公民的参与更多是在既定框架内激活已定义的遗产，而非主动重塑遗产的核心议题。这些发现为理解欧盟层面参与式治理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具体运作提供了实证参照，也为推动更具包容性的遗产政策指明了需突破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