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Animal-Human Relations: Fighting Cock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Cock-Feeders in England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ecret World of Cockfight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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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体育史中，动物—人关系一直是英格兰诸多大众性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往往推动了社交性、赌博行为与商业化发展。然而，体育史学界迄今尚未充分展开对动物—人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斗鸡即为其中一例。自17世纪至19世纪初，斗鸡一直是英格兰的重要运动项目。对
在相当长的一段体育史中，动物—人关系一直是英格兰诸多大众性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往往推动了社交性、赌博行为与商业化发展。然而，体育史学界迄今尚未充分展开对动物—人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斗鸡即为其中一例。自17世纪至19世纪初，斗鸡一直是英格兰的重要运动项目。对于那些更具职业化与商业化特征的斗鸡主赛（cock-match mains），人们会雇用专业“训鸡师”对斗鸡进行训练、喂养和赛前整备。多数训鸡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以出租其专门知识、技术与专业能力为业。该职业的社会出身、职业生涯、技能与专业知识，训鸡师与其所照料斗鸡之间工作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工作方式如何随时间变化——包括运动与陪练（sparring）方案、训练时长、斗鸡饮食结构以及减重技术——都强有力地提醒人们：训鸡师与斗鸡双方都具有能动性（agency），而斗鸡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因为鸟类会对训鸡师作出反应，而训鸡师也会对其所照料的斗鸡作出回应。
该文发表于《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聚焦长18世纪英格兰斗鸡文化中长期被忽视的职业群体——训鸡师（cock-feeders），并将其置于动物—人关系史与体育职业化史的交叉框架下加以考察。研究背景在于：既有英国早期现代体育史研究，虽然已关注赛马、拳击、步行竞技等项目的职业化与商业化过程，也逐渐重视训练者、教练与职业参与者的作用，但对斗鸡这一曾广泛流行于城乡、并与赌博、社交、荣誉竞争和高额投注紧密相连的重要动物性运动，尤其缺少对斗鸡本身及其职业照料者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动物史与动物—人关系研究已成为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新方向”，但体育史领域对动物在运动中的参与、具身性与能动性的讨论仍显不足，尤其是对鸟类而非哺乳动物的关注更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史学空缺之下，研究人员通过考察训鸡师的社会来源、职业声望、流动性、训练技艺及其与斗鸡之间的互动，指出斗鸡运动不仅是人类组织的竞技活动，也是由人与动物共同构成的历史过程。
从问题意识上看，文章试图回应两个核心议题。其一是“人”的问题，即训鸡师在斗鸡文化中的角色与重要性。斗鸡的胜负并不单纯取决于主人的育种能力，更依赖赛前数周内训鸡师对斗鸡体况、体重、斗性、耐力与出击能力的精细调控。训鸡师并非单纯家仆，而是拥有可出售专业知识的公共训练者，常受雇于乡绅、贵族或其他斗鸡饲主，为其斗鸡提供最后阶段的系统准备。其二是“动物”的问题，即斗鸡如何不仅作为被操控对象存在，而且通过其身体状态、行为反应、斗性与拒斗等表现，参与塑造训练与比赛结果，从而显示出某种能动性（agency）。文章因此把斗鸡与训鸡师的关系界定为一种跨物种关系（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强调这并非单向支配，而是建立在持续接触、观察、触摸、经验判断与行为回应基础上的双向互动。
在材料运用上，研究人员广泛使用报纸、广告、手册、讣告、遗嘱、地产记录、名录、传单与投票簿等原始史料，对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格兰各地斗鸡赛事与训鸡师活动进行经验性重建。通过报刊广告中训鸡师姓名出现频率的变化，文章揭示了训鸡师从匿名服务者到具备公开声誉的专业人士这一转变过程；通过司法案例、私人通信与讣闻，则进一步展示其知识结构、职业伦理、经济状况与社会名望。研究方法上兼具体育社会史、职业史与动物—人关系史视角，强调从碎片化材料中重建一个跨区域流动、技能性强、兼具市场属性与实践共同体特征的职业群体。
方法概括：研究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分析与经验性史料重构方法，核心材料包括英国地方与全国性报纸、赛事广告与结果报道、斗鸡训练手册、传单、遗嘱、地产与租佃记录、名录、讣告、私人通信及投票簿等。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训鸡师在公开文本中的命名、活动地域、雇佣关系与职业声誉，结合规范性训练文本，对斗鸡训练制度、职业化分工及动物—人互动模式进行交叉考察；样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固定队列，而是覆盖英格兰多地、以赛事记录与职业个体为中心的历史文献样本。
一、The Cock-Feeder
本节集中讨论训鸡师作为职业群体的形成、地位与职业特征。研究显示，17世纪末以前训鸡师是否已形成独立专业角色并不明确，但至18世纪前期，报纸广告已开始出现“已备有训鸡师”“可诚实照料诸君斗鸡的好训鸡师”等表述，说明该职业已逐步从特定主人的附属仆役，转向对外提供服务的公共专业者。早期部分斗鸡饲主对雇佣训鸡师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为“逐利之徒”，反映出阶层偏见与对传统绅士自训模式的维护。
到18世纪40年代，训鸡师在广告中被更频繁地点名，表明其专业声望已成为赛事吸引力的一部分。文章以1748年进入财政法院（Court of Exchequer）的纠纷为例，展示训鸡师John Sutton不仅深度参与比赛，而且熟悉复杂的“长赛法”（long law），能就比赛过程中斗鸡是否继续作战、是否构成平局等问题提供权威判断。这说明训鸡师掌握的不仅是饲养和训练技能，还有赛事规则知识与现场解释权。
研究进一步指出，训鸡师大多出身熟练工人阶层（skilled working classes），如鞋匠、农民、旅店主等，但他们并非“普通仆人”。其中不少人具备读写与计算能力，能跨区域流动，甚至自行出资参与主赛、代为组织比赛或承担赌注。报刊材料还揭示了训鸡师职业内部的分化：有些擅长短期三日主赛，有些擅长长达六日主赛；有些更适合冬季赛事，有些则在温暖季节表现更佳。这种细分显示，到18世纪末，该职业已形成基于经验与成绩的内部声誉体系。
文章还考察了训鸡师的职业声望与经济状况。少数知名人物如Joseph Gilliver、Paul Potter等不仅长期活跃于高规格赛事，还服务于贵族乃至王室，凭借成功积累财富、建房置业，并在后世体育出版物中被追忆为著名人物。雇主在成功后有时会赠予年金、奖金或其他报酬，说明训鸡师的劳动价值得到承认。与此同时，训鸡师职业也要求高度诚信，因为他们掌握斗鸡试斗结果、体况信息与称重环节，若操纵准备过程或利用信息下注，可能直接影响比赛与赌局。因此，史料中“Honest Harry”“upright John”等绰号的存在，也从侧面说明“诚实”本身正是这一职业的重要资本。
二、Cock-Feeders and Their Fighting Cocks
本节讨论训鸡师与斗鸡之间的工作关系、训练技术与跨物种互动。文章指出，斗鸡身体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饲主的育种选择与训鸡师后期的营养、训练、减重和医疗实践共同塑造。高水平训鸡师通过对力量、斗性、耐力、出击方式与体重的综合调控，使斗鸡在比赛日达到最佳竞技状态。研究人员据此强调，训鸡师与斗鸡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持续且高度具身性的关系，训练建立在长时间观察、触摸、感知与经验判断之上。
文章先从赛前准备链条展开。斗鸡的最终训练以前，饲主已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育种、育雏、筛选与记录，甚至保留多代谱系、行为和战绩资料。真正用于主赛的斗鸡，通常是两岁左右身体达到高峰的个体，在此之前还会经历“试斗”（trials），以测试其斗性、勇气与“用距”能力。经筛选后，优秀斗鸡才会送入训鸡师或饲主的鸡舍，由训鸡师实施最后阶段的整备。
在具体训练技术方面，文章系统梳理了17世纪至19世纪初斗鸡手册中的“秘密知识”。核心内容包括训练周期、清肠与减重、饮食控制、陪练（sparring）、追逐运动、出汗（sweating）和体况监测。早期文本如Gervase Markham提出长达六周的训练方案，包括面包屑、泉水、谷物、虫和砂砾构成的初始饮食，随后通过与其他公鸡模拟交锋、追逐家鸡、使用“清理”性食料促进排泄等方式减脂、增强腿力与呼吸能力。到18世纪，训练周期普遍缩短，关于是否需要长时间出汗、是否应频繁陪练、采用何种“鸡饼”（cock-bread）配方等问题出现不同意见。到19世纪初，训鸡师逐渐形成个人化体系，使用更复杂的饲料配方，减少每日“出汗”程序，并更依赖自身经验判断。
文章特别强调，训鸡师的技艺虽然常被表述为“秘密”，但并非完全不可见。一方面，经验、口传与家族传承构成其知识基础；另一方面，面向绅士和运动爱好者的训练手册、词典和娱乐读物不断出版，试图揭示这些技术细节。研究因此指出，所谓“秘密”既是技术资本，也是职业身份维系机制。训鸡师通过强调秘传知识的重要性，维护其市场地位和专业权威。
在比赛当天的实践中，斗鸡会被编号、称重、记录羽色与体貌，随后按重量配对。训鸡师在赛前通过进一步喂食微调重量，并对斗鸡进行最后修整：剪去颈羽、尾羽和部分翼羽，磨利喙与距，必要时装配银距或钢距，以增强杀伤力。18世纪后期以后，部分高等级比赛中，最终将斗鸡对置于斗场中央的工作更多交给专门的“置鸡员”（setter），训鸡师则退居场边观察。这表明斗鸡赛事内部出现了更细致的分工。
三、Moving toward a More Animal/Human Sports History
本节上升到史学方法与理论层面，总结该研究对体育史与动物史的意义。文章认为，对训鸡师及其斗鸡的研究，既补充了早期现代体育职业化史，也表明如果忽视动物，体育史就会失去重要维度。研究人员强调，动物在历史上的运动实践中并非边缘配角，而是文化意义生成、竞技结构维持与情感关系建立的关键参与者。斗鸡、赛马、猎狐、鹰猎、逐兔等项目都涉及动物训练文本、具身互动和复杂权力关系，值得以更具动物意识（animal-informed）的方式重新书写。
文章同时讨论了动物能动性（animal agency）问题。虽然同时代文本多以实用、商业化口吻描述训练技术，很少直接呈现温情或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斗鸡只是被动对象。训鸡师要想成功，必须识别斗鸡的疲劳、兴奋、斗志、拒斗与个体偏好，事实上是在回应一种具有感知、选择和行为表达能力的生命体。研究据此指出，斗鸡与训鸡师之间存在互惠式互动：鸟类通过行为反馈影响训练方法，训鸡师则据此调整饮食、运动与照料。尽管这种关系始终处于支配、利用与暴力的框架中，且多数斗鸡最终死于斗场，但其历史经验仍提示体育史学应把动物的具身性与能动性纳入分析中心。
讨论部分可概括为：该文通过训鸡师这一职业切口，揭示了18世纪英格兰斗鸡运动背后高度组织化、商业化和技能化的运作机制，也将跨物种互动引入体育史分析。文章反复强调，训鸡师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执行者，而是凭借经验、判断、触觉、观察和声誉构成其职业权威；斗鸡也不是纯粹的物件，而是在训练、试斗和正式比赛中不断通过身体与行为回应人类安排。研究因此推动体育史从单纯“人类活动史”转向兼顾动物参与、情感联系、暴力利用与能动表达的复合型历史书写。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通过运用报纸、训练手册、传单、遗嘱、名录、地产记录以及投票簿等多种原始资料，可以揭示出：自17世纪末缓慢起步后，英格兰各地较为富裕的斗鸡饲主开始普遍雇用职业训鸡师，对斗鸡进行训练、喂养和赛前整备，以备战斗。训鸡师长期积累形成的专门知识、技能与专业能力，是赢得未来胜利的重要保障。这些训鸡师大多出身于熟练工人阶层，并非单纯仆役，而是具备识字与高度流动能力的职业人员，其中一些人甚至能够自行组织主赛并承担赌注。最优秀者凭借声誉建立起长久职业生涯。其训练方法复杂，且往往被刻意保密以维护职业地位，既依赖个人经验，也吸收早期口传与书面传统。虽然自17世纪以来已有大量公开出版的指导手册试图揭示其工作细节，但这些文本也同时承认训鸡师在斗鸡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训练重点包括训练时长、饮食方案、减重方式、运动与呼吸能力、陪练以增强攻击性和斗志，以及赛前试斗、体羽修整和银距或钢距装配等。这些实践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相同，随着时间推移，训鸡师逐渐发展出个人化方法，并在判断、理解鸟类行为以及通过细致触摸感知身体状态方面形成独特能力。对训鸡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早期现代体育职业化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面向，也表明动物—人关系史为体育史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概念框架。若要在斗鸡运动中取得成功，训鸡师与斗鸡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跨物种关系；在训练与照料过程中，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互性的情感联系与互动。斗鸡同样具有能动性、智能、主体性和基本交流能力，并能在限制条件下作出选择，尽管这一切始终发生在复杂的权力、支配与抵抗关系之中。动物能动性已成为日益受到历史学和社会学重视的议题，但在英国体育语境中，仍有大量场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