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浏览，主动比较：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如何通过社会比较影响幸福感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Passive scrolling, active comparing: how social media use behaviours shape happiness through social comparison

　　

社交媒体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但其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在实证研究中始终呈现不一致的结论。对此，既往理论与实证研究指出，差异可能源于个体使用社交媒体的具体行为模式不同。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在线问卷收集228名成年人的标准化自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所构建的概念模型。结果显示，总体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主动及被动使用行为均呈正相关。被动使用行为与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呈正相关，而社会比较倾向又与幸福感呈负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被动使用行为在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比较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之相对，主动使用行为与社会比较无显著关联，亦未构成显著的中介路径。本研究通过识别被动使用行为是连接社交媒体使用、社会比较与幸福感降低的关键行为通路，澄清了既往不一致的实证发现，并强调在考察幸福感相关结果时，区分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具有重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尽管社交媒体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关于其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现有文献结论莫衷一是：既有研究支持其提升幸福感，亦有研究证实其具有削弱效应。这种异质性暗示，单纯关注使用时长或频率无法全面解释其心理后果，必须深入剖析用户的具体使用行为。既往研究指出，主动使用（如发帖、评论）与被动使用（如浏览、潜水）存在本质差异，且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被确认为连接媒介体验与幸福感的核心心理机制。然而，总体使用量、具体行为模式、比较倾向与幸福感之间的整合性机制仍待阐明。为此，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交媒体使用、主动/被动使用行为、社会比较及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模型，旨在揭示不同使用行为如何介导平台暴露对幸福感的影响。

技术方法概述

本研究于2025年1月至2月在新加坡开展横断面调查，通过Facebook、Instagram及Twitter等平台的公开帖子进行自愿招募，并辅以滚雪球抽样，最终纳入228名成年智能手机用户。研究采用标准化量表进行测量：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采用改编的Facebook强度量表（Facebook Intensity Scale, FIS）评估；主动与被动使用行为采用被动-主动使用量表（Passive Active Use Measure）测量；社会比较采用改编的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Iowa-Netherlands Comparison Orientation Scale, INCOM）的能力维度进行评估；幸福感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 SHS）测量。数据分析使用SPSS 28.0和AMOS 24.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结构方程建模，并通过5000次Bootstrap抽样检验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验证

研究人员首先对测量工具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及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达到或接近推荐阈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整体测量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 = 2.10, CFI = .917, TLI = .902, RMSEA = .079, SRMR = .070），符合分析标准。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相关分析表明，社交媒体使用与主动使用行为（r = .42）、被动使用行为（r = .30）及社会比较（r = .27）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幸福感无直接显著关联。被动使用行为与社会比较呈弱正相关（r = .13），而社会比较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 = -.40）。值得注意的是，主动使用行为与幸福感及社会比较均无显著相关性。

假设检验与路径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支持了大部分研究假设。路径系数显示：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比较（β = .27, p < .01），支持H1；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向预测主动使用行为（β = .42, p < .001）和被动使用行为（β = .30, p < .001），支持H2a和H2b；被动使用行为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比较（β = .13, p < .05），支持H3b，但主动使用行为对社会比较的预测不显著（β = .03, ns），拒绝H3a；社会比较显著负向预测幸福感（β = -.40, p < .001），支持H5。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被动使用行为在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比较之间起到显著的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 .04），支持H4b，而主动使用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拒绝H4a。模型整体解释了社会比较9%的方差和幸福感16%的方差。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首先指出，研究证实了社交媒体环境本质上是促发社会比较的温床，这与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SCT）相符。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在于揭示了行为模式的异质性：被动使用行为是导致社会比较进而降低幸福感的关键风险路径，因为单纯的观察姿态将用户置于“评价者”位置，使其暴露于大量经过筛选的理想化他人形象中，极易引发上行比较（Upward Comparison）。相反，主动使用行为涉及自我表达与互惠互动，将注意力从评价转向交流，因此未表现出显著的比较效应，这挑战了“社交媒体使用必然导致比较”的简单化认知。

在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干预措施应从单纯限制使用时长转向引导健康的使用模式，减少无意识的被动浏览，鼓励有意义的互动与自我表达。局限性方面，研究人员指出样本局限于新加坡成年人群，限制了文化普适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依赖自评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未区分不同平台（如图片导向与职业导向）的特定效应；且模型解释的幸福感方差有限，未来需纳入更多变量。

结论翻译

本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如何通过不同的使用行为和社会比较过程与幸福感相关联。研究结果表明，被动使用行为在连接社交媒体使用与增强社会比较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而社会比较又与较低水平的幸福感相关。相比之下，主动使用行为似乎并未加剧比较倾向，这强调了在评估社交媒体的心理后果时，区分使用模式的重要性。更广泛地说，研究结果表明，不能仅从使用强度的角度来理解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反，个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决定了使用是否会与比较导向的思维及幸福感下降产生联系。通过阐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为社交媒体体验如何转化为幸福感差异提供了更为精确且具理论依据的解释。这些发现有助于完善社交媒体效应的理论模型，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框架下，探讨特定使用行为如何随平台功能和社会情境的变化，长期塑造幸福感相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