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Mental Health》：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研究旨在比较国际留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与本国学生（domestic student）来访者在接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 UCC）个体心理治疗前的症状水平及治疗结局，并探讨感知社会支持与上述差异的关联性。数据采集自大学心理健康中心（Center for Collegiate Mental Health, CCMH），涵盖98个UCCs中1679名治疗师接诊的4876名来访者，其中2438名为来自142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多变量广义线性模型（Multivariate General Linear Model, GLM）分析结果显示：国际留学生报告的社交网络支持水平较低，而家庭支持水平较高；治疗前抑郁、学业困扰及愤怒/挫折感水平高于本国学生，但治疗结局组间差异有限。感知社交网络支持与家庭支持均可预测治疗前症状水平，且家庭支持与抑郁、焦虑及学业困扰患者的治疗改善呈正相关。研究对临床实践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该论文发表于《Cogent Mental Health》，研究聚焦于国际留学生群体在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接受个体心理治疗时的症状基线特征、治疗结局差异，以及两种不同来源的感知社会支持（家庭支持与社会网络支持）在上述差异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国际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生群体中占据重要比例，2021年达914,095人，占美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4.63%（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该群体面临文化适应压力、经济困难、种族歧视与排外情绪、语言障碍、社会支持有限及自我认同发展等多重独特挑战（Prieto-Welch, 2016; Smith & Khawaja, 2011）。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跨国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一的首年国际留学生在过去12个月内筛查出至少一种精神障碍，其中重性抑郁发作（18.5%）和广泛性焦虑障碍（16.7%）患病率最高（Auerbach et al., 2018）。大学心理咨询中心（UCCs）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来源，在缓解学术困扰、焦虑和抑郁等症状及提升学业表现方面已证实有效（Lockard et al., 2019; McAleavey et al., 2019; Scofield et al., 2017）。然而，针对国际留学生咨询结局的研究相对匮乏，且既有证据提示该群体存在未满足的心理健康需求。既往研究发现，尽管国际留学生报告的抑郁症状水平更高，但其获得正式心理健康诊断的比例却低于本国学生（Yeung et al., 2022）；该群体寻求心理咨询的意愿受认知因素（如心理健康污名）、文化因素（如对原生文化价值观的恪守）及治疗师因素（如种族与文化背景匹配度）的制约（Kawamoto et al., 2018; Liao et al., 2005; Tedeschi & Willis, 1993）。Keum等（2022）的研究显示，在UCC完成一个疗程的治疗后，国际留学生来访者的心理困扰水平高于本国学生，但该效应差距在UCC服务国际留学生比例较高时有所缩小，提示治疗师文化胜任力、治疗灵活性以及超越传统治疗室边界的人际支持可能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
社会支持被确认为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幸福感的关键因素（Harandi et al., 2017），对处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过程中的国际留学生尤为重要（Berry, 2005）。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国际留学生经历的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更少，而文化适应压力会加剧心理困扰（Constantine et al., 2004; Rice et al., 2012; Wei et al., 2007; Yeh & Inose, 2003）。Hefner和Eisenberg（2009）指出国际留学生面临更高的社会隔离风险。尽管社会支持对国际留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已有充分文献支持，但其在心理治疗情境中的作用研究有限。Constantino等（2021）的综述发现，社会支持是跨人群、跨诊断、跨治疗模态的来访者改善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Zimmermann等（2020）证实社会支持作为预测因子具有独特效应。Robbins等（2024）发现，在UCC接受治疗的国际留学生来访者中，感知社会支持较低者在治疗结束时心理困扰水平更高。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两点局限：其一，常将心理困扰作为单变量复合因子操作化（如Bartholomew et al., 2022; Keum et al., 2022; Robbins et al., 2024），且Kawamoto等（2018）虽描述了国际留学生在多种心理症状上的基线差异，但样本中相当比例的来访者仅单次就诊；其二，未区分社会支持来源（如家庭成员、朋友、专业关系），而国际留学生远离原生家庭、需在新环境中重建社交网络的特殊处境，使得区分支持来源尤为必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扩展既有知识，具体包含两个目标。（1）比较国际留学生与本国学生来访者的多种治疗前症状，探索感知家庭支持与社会网络支持与此类症状的关联，假设国际留学生治疗前症状更严重，且两种社会支持与症状严重程度负相关；（2）比较两组治疗结局差异，识别国际留学生与本国学生来访者在各心理症状维度上的改善程度差异，并探索家庭支持与社会网络支持与治疗结局的关联，假设国际留学生及低感知社会支持者症状改善较少。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CCMH 2017–2019年及2021–2023年的临床常规数据，排除COVID-19直接影响的2020–2021学年以减少混杂效应。样本队列来源为：经匹配程序后纳入最终分析的4876名学生来访者（国际留学生与本国学生各2438名），由1679名治疗师在98个UCCs提供服务，国际留学生来自142个国家和地区。纳入标准为：至少接受两次个体心理治疗或临床评估，并完成标准化数据集（Standardized Data Set, SDS）及至少两次咨询中心心理症状评估-34（Counseling Center Assessment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34, CCAPS-34）测量，首次CCAPS-34需在首次预约14天内完成，末次CCAPS-34在完成前于最后一次个体预约前3天内完成。采用匹配方法平衡两组样本量并控制混杂变量，通过MatchIt R包按种族、性别、学业状态及UCC进行精确匹配。测量工具包括SDS（含国际留学生身份、感知家庭支持及感知社会网络支持的单项5点Likert量表）和CCAPS-34（34项多维心理困扰量表，评估抑郁、广泛性焦虑、社交焦虑、学业困扰、进食关切、酒精使用和敌意/攻击等7个子维度）。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及两套多变量广义线性模型（GLM），随后进行单变量GLM随访分析。治疗结局操作化为CCAPS-34子维度残差化变化分数（residualized change scores），即回归预测后实际分数与预期分数之差，正值表示较预期更差。治疗次数作为协变量，UCC固定效应纳入模型，采用Bonferroni校正（α=0.003）。
研究结果：
治疗前症状差异（目标1）：多变量GLM显示国际留学生身份、感知家庭支持、感知社会网络支持对治疗前心理症状均有显著主效应。单变量随访分析部分支持假设：国际留学生在抑郁（b=0.11, p<0.001, partial η
2=0.003）和愤怒/挫折感（b=0.12, p<0.001, partial η
2=0.006）上显著高于本国学生，但两组在焦虑、社交焦虑、学业困扰、进食关切和酒精使用上无显著差异。感知家庭支持除与酒精使用无显著关联外，与其余所有子维度均负相关：抑郁（b=?0.12, p<0.001, partial η
2=0.020）、焦虑（b=?0.05, p<0.001, partial η
2=0.004）、社交焦虑（b=?0.10, p<0.001, partial η
2=0.020）、学业困扰（b=?0.09, p<0.001, partial η
2=0.010）、进食关切（b=?0.04, p=0.023, partial η
2=0.002）及愤怒/挫折感（b=?0.07, p<0.001, partial η
2=0.010）。感知社会网络支持与抑郁（b=?0.22, p<0.001, partial η
2=0.060）、焦虑（b=?0.11, p<0.001, partial η
2=0.020）、社交焦虑（b=?0.17, p<0.001, partial η
2=0.040）、学业困扰（b=?0.14, p<0.001, partial η
2=0.020）和愤怒/挫折感（b=?0.08, p<0.001, partial η
2=0.010）负相关，但与进食关切和酒精使用无显著关联。感知家庭支持与感知社会网络支持存在显著交互效应（F(7, 4862)=8.18, p<0.001, partial η
2=0.004），在抑郁、焦虑和社交焦虑上尤为突出：感知社会网络支持与这些症状的负向关联在高感知家庭支持者中更为显著。未发现国际留学生身份与社会支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
治疗结局差异（目标2）：多变量GLM显示国际留学生身份（F(7, 4764)=3.75, p<0.001）和感知家庭支持（F(7, 4764)=3.65, p<0.001）对残差化治疗后变化有显著主效应，感知社会网络支持无显著效应（F(7, 4764)=2.63, p=0.010）。单变量随访分析显示：国际留学生仅在愤怒/挫折感改善上显著较差（b=0.05, p=0.001, partial η
2=0.002）；而更高的感知家庭支持与治疗后抑郁（b=?0.03, p<0.001, partial η
2=0.005）、焦虑（b=?0.02, p=0.001, partial η
2=0.003）和学业困扰（b=?0.04, p<0.001, partial η
2=0.005）的更大改善相关。未发现变量间的交互效应预测治疗结局。
讨论与临床意义：研究讨论部分首先分析了治疗前症状、国际留学生身份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国际留学生在抑郁、学业困扰和愤怒/挫折感上基线更高，这与既往发现基本一致。国际留学生感知社会网络支持较低，但感知家庭支持反而较高，后者可能得益于近十年通信技术（网络会议、即时通讯、社交媒体等）的发展使远程家庭联系更为便捷（Bacigalupe & Br?uninger, 2017）。两种社会支持对内化症状（抑郁、焦虑、社交焦虑）的复合效应提示，多来源高质量社会支持是抵御严重内化症状的保护性因素。
在治疗结局方面，研究结果与Keum等（2022）的发现部分不一致：总体上国际留学生与本国学生来访者治疗结局相当，仅在愤怒/挫折感改善上存在差距。这一整体可比性提示UCCs在文化响应性治疗、公平服务获取及临床人员多元化培训方面取得了进展，也反映了大 学经历的共性可在治疗中发挥正常化作用。愤怒/挫折感治疗效果的差距可能与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文化冲击、误解及歧视体验有关（Mesidor & Sly, 2016; Trifonovitch, 1977），该症状领域在国际留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中关注不足，值得未来深入探究。需注意的是，尽管统计显著性达标，效应量均较小，结果解释需谨慎。
社会支持与治疗结局的关系方面，感知家庭支持优于感知社会网络支持的预测价值，尤其在抑郁、焦虑和学业困扰改善上。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客户服务利用模式有关，但尚需更细致的分析。各类支持变量间无交互效应，提示其在治疗过程中独立发挥作用。
临床意义层面，研究建议临床工作者在治疗初始评估家庭关系质量及家庭支持的可行性，同时认识到家庭支持的文化差异性表达；关注国际留学生社交网络建立困难及由此导致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可考虑将个体治疗与国际留学生专属团体治疗或校园支持团体相结合；避免对国际留学生来访者采用一刀切的治疗方式，而应采取包含社会政治因素理解的整体性、交叉性框架。
对高校管理的启示包括：开发强化国际留学生适应的入学导向项目；学生事务部门与学术单位协作提供文化响应性项目以促进社会支持网络建立；鼓励家庭参与学生学业历程以利用家庭连接的积极效应；开展校园范围倡议动员多元利益相关者支持国际留学生心理健康，如利用同伴支持服务等。
研究局限性：仅考察治疗前、后两个时点，未能揭示治疗过程动态；社会支持仅在 治疗前以单项测量，无法量化治疗中的变化及支持来源的细微差别；部分来访者在末次记录后仍继续治疗，实际利用会话数与记录存在出入；未能考察治疗师效应（匹配数据集中多数治疗师仅有一名来访者）；国际留学生群体内部异质性未充分探讨（如原籍国/地区、文化适应水平、母语等因素）。
研究结论：本研究考察了国际留学生身份、感知社会支持与治疗前症状及治疗结局的关系。治疗前结果显示：（1）国际留学生社交网络支持低于本国学生，但家庭支持更高；（2）国际留学生治疗前抑郁、学业困扰和愤怒/挫折感更高；（3）高感知社会支持者治疗前心理症状更少；（4）感知社会网络支持与家庭支持在预测抑郁、焦虑、社交焦虑时存在相互依赖效应，高家庭支持时社会网络支持的负向关联更显著。治疗结局方面，国际留学生与本国学生症状改善总体相似，但国际留学生愤怒/挫折感治疗结束时水平更高；高感知家庭支持者在抑郁、焦虑、学业困扰上改善更多。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入理解国际留学生身份与社会支持对心理治疗过程和结局的影响，同时可将社会支持整合为治疗因素以改善国际留学生来访者的治疗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