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府补贴政策下考虑股权融资的绿色供应链定价与绿色投资决策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Pricing and Green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Green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Equity Financing under Different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ies

　　

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许多制造商在开展绿色投资时面临显著的融资瓶颈。本文构建了一个由资本约束型制造商和资金充裕型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用以研究在绿色股权融资情境下，不同政府补贴模式——向制造商提供生产补贴（EM）、向零售商提供销售补贴（ER）以及向消费者提供购买补贴（EC）——对供应链定价、绿色投资与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尽管与无补贴模式相比，所有补贴模式均能提高产品绿色水平，但ER模式在提升制造商利润或消费者剩余方面都并非最优。（2）与通常认知相反，补贴率提高并不总是导致价格下降。在EM和ER模式下，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都可能随着补贴率上升而提高。（3）零售商的“搭便车”行为可能出人意料地降低其自身利润。（4）消费者更强的绿色偏好可能导致制造商过度投资，从而提高零售商的融资成本，并最终降低其利润。（5）绿色投资成本系数以及制造商投资贡献比例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均呈现非单调性。该研究为政府补贴政策设计与企业绿色融资策略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管理启示。

该文发表于《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聚焦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供应链中的融资约束与政策激励问题。研究背景在于：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危机加剧，政府持续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消费者绿色偏好也不断增强，企业因而需要通过绿色投资提升产品绿色水平。然而，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通常具有更高成本，且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的溢价有限，这使资本约束成为绿色供应链建设中的核心瓶颈。尽管政府财政补贴能够缓解部分资金压力，但往往无法完全覆盖企业绿色投资需求；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等外部融资的难度较高。在这一背景下，供应链内部绿色股权融资（green equity financing）成为一种重要制度安排：资金充裕的下游企业以专项资金支持上游企业绿色投资，并通过股权或利润分享机制参与投资回报，从而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正是在此现实基础上，考察不同政府补贴政策与绿色股权融资联合作用下，绿色供应链的定价、绿色投资及收益分配规律。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两级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供应链由资本受限的制造商与资本充足的零售商组成。制造商响应政府政策与消费者绿色偏好，通过绿色投资提高产品绿色水平；零售商通过绿色股权融资为制造商提供部分绿色投资资金，并在生产前与制造商约定销售利润分成。政府在此框架下可采取三类补贴模式：向制造商提供生产补贴的EM模式、向零售商提供销售补贴的ER模式，以及直接向消费者提供购买补贴的EC模式。研究人员据此比较无补贴模式（EN）与三类补贴模式下的最优绿色水平、批发价、零售价、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并进一步分析制造商投资贡献比例、绿色投资成本系数、消费者绿色偏好以及政府补贴率等关键参数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表明，不同补贴政策在绿色股权融资场景下具有显著异质性。首先，三种补贴相较无补贴均能提高产品绿色水平，但向零售商提供补贴并不一定能带来更优的制造商收益与消费者福利。其次，补贴政策并不必然压低产品价格；在制造商补贴和零售商补贴模式下，批发价与零售价均可能随补贴率提高而上升，这一结果修正了既有研究中“补贴必然降低批发价”的一般性判断。再次，零售商若在绿色投资中投入比例过低，即出现“搭便车”行为，未必能获益，反而可能损害自身利润。最后，消费者绿色偏好增强也并非一定提高零售商利润，因为更强偏好可能诱导制造商提高绿色投资水平，进而增加零售商融资负担并压缩其利润空间。整体而言，该研究为政府在绿色转型中选择补贴对象、优化补贴结构，以及为企业制定绿色融资与合作策略提供了较强的理论依据。

就主要研究方法而言，研究人员采用供应链运作管理与博弈论（game theory）建模方法，构建包含制造商—零售商两层结构的资本约束绿色供应链模型；在无补贴（EN）、制造商补贴（EM）、零售商补贴（ER）和消费者补贴（EC）四种情境下求解均衡绿色水平、批发价与零售价；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考察制造商投资比例、绿色投资成本系数、消费者绿色偏好与补贴率对均衡结果的影响；进一步运用比较分析和数值分析评估不同补贴模式对成员利润、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文中所用材料主要为理论模型推导与参数化数值检验，未涉及样本队列实证设计。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通过“Literature review”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人员指出，本文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三类主题：政府绿色补贴政策、绿色供应链以及资本约束供应链。该综述为本文模型设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明确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即在绿色股权融资背景下，不同补贴模式对供应链决策和福利后果的综合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在“Model descriptions”部分，研究人员界定了三类政府补贴模式及其作用对象。EM模式下，政府对批发绿色产品的制造商提供补贴；ER模式下，政府对销售绿色产品的零售商提供补贴；EC模式下，政府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提供补贴。在这一制度环境中，制造商因资本约束无法独立承担全部绿色投资，于是借助零售商的绿色股权融资完成投资；零售商则通过利润分享获得投资回报。该模型抓住了绿色供应链中资金与收益双重联动的关键特征。

在“Model analysis”部分，研究人员推导了无补贴与三种补贴情形下产品绿色水平、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最优解，并据此分析这些均衡决策如何随制造商投资比例、绿色投资成本系数、消费者绿色偏好和政府补贴率变化而变化。该部分的核心发现之一是：提高补贴率并不一定降低价格。特别是在EM和ER模式下，批发价与零售价可能随着补贴率提升而上升，显示补贴通过改变企业利润分配和投资激励，可能对价格形成复杂反馈。另一项重要结论是，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增强并不必然使所有链上成员获益，因为它可能推动更高水平的绿色投资，从而引致新的融资成本压力。

在“Comparative analysis”部分，研究人员比较了四种模式下最优绿色水平、制造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论文指出，在不同参数区间内，各补贴模式之间的优劣关系会发生转换，并给出相应阈值条件。总体上，与无补贴模式相比，EM、ER、EC均能提升产品绿色水平，这说明财政激励对绿色投资具有普遍促进作用。但在多目标评价中，ER模式并不占优：在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剩余改善方面，补贴零售商并不是最佳选择。相较之下，直接补贴消费者的EC模式在某些目标下表现更为突出，尤其在总补贴规模相同的条件下，对提升制造商利润更为有效。

在“Proposition 5”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给出了不同模式下最优绿色水平比较的形式化结论。命题表明，三类补贴模式下的最优绿色水平均高于无补贴模式，即l^*_EM、l^*_ER、l^*_EC均高于l^*_EN。同时，EM与ER之间绿色水平高低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消费者绿色偏好参数、利润分享比例及补贴率所落入的不同阈值区间。这说明补贴对象的改变不仅影响供应链利润分配，也会通过激励机制重塑绿色投资强度。

在“Numerical analysis”部分，研究人员运用数值分析考察不同政府补贴模式对零售商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该部分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若干非线性和非单调关系。例如，零售商在绿色投资中的“搭便车”行为，即降低自身投资贡献比例，可能并不会带来更高利润，反而因削弱整体绿色水平与市场需求而损害自身利益。类似地，绿色投资成本系数以及制造商投资贡献比例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也并非单调，这意味着企业在设计融资合作结构时不能简单追求“少投”或“多投”，而需考虑参数条件下的均衡反馈。

在讨论层面，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将绿色股权融资机制纳入政府补贴政策分析框架，揭示了补贴对象、融资结构与绿色投资决策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补贴政策效果并非线性，也并非“补贴越高越好”或“价格一定下降”。与此同时，供应链内部资金合作虽然能够缓解资本约束，但如果投资比例与收益分配失衡，则可能诱发“搭便车”或过度投资问题，损害部分成员利益。因此，政府在制定绿色补贴政策时，需要根据政策目标区分补贴对象；企业在实施绿色股权融资时，则应合理设计投资贡献比例与利润分享机制，以避免融资合作扭曲定价与投资激励。文章的管理启示在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补贴在若干情境下可能比中间环节补贴更有效，而零售商补贴并不天然能够提升整体绩效。

论文“Conclusions”部分可译为：本文研究了不同政府补贴模式下，采用绿色股权融资的供应链中的定价与绿色投资决策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由资本约束型制造商和资本充裕型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对无补贴（EN）、制造商补贴（EM）、零售商补贴（ER）和消费者补贴（EC）四种模式下的最优定价与绿色投资策略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人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所有补贴模式均能够提升产品绿色水平，但ER模式在提升制造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方面并非最优；补贴率上升并不总会压低产品价格，在EM和ER模式下批发价和零售价都可能提高；零售商的“搭便车”行为可能降低其自身利润；消费者绿色偏好增强可能导致制造商过度投资，从而推高零售商融资成本并降低其利润；绿色投资成本系数与制造商投资贡献比例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具有非单调特征。总体而言，本文为政府补贴政策设计和企业绿色融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