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The Effects of Anxiety and Self-Control on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Depression
Miseon Kwak,
Eunju Bae,
Wonjae Choi and
Myung Ho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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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标：全面分析韩国抑郁风险儿童和青少年中与智能手机成瘾相关的心理特征及因素的研究仍然匮乏。本研究利用大规模队列数据，考察了抑郁风险组与对照组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并确定了抑郁风险组内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具体因素。方法：数据来源于国家精神健康中心（NCMH）开
背景/目标：全面分析韩国抑郁风险儿童和青少年中与智能手机成瘾相关的心理特征及因素的研究仍然匮乏。本研究利用大规模队列数据，考察了抑郁风险组与对照组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并确定了抑郁风险组内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具体因素。方法：数据来源于国家精神健康中心（NCMH）开展的基于学校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用户队列，共涉及 2294 名儿童和青少年（抑郁风险组 1009 名，对照组 1285 名）。评估工具包括儿童抑郁量表（CDI）、儿童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STAIC/TAIC）、自尊量表（SES）、自我控制量表、攻击性问卷（K-AQ）、校园欺凌（SB）量表以及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 简版（SAS-SV）。结果：协方差分析（ANCOVA）显示，与对照组相比，风险组表现出显著更高水平的焦虑、攻击性、校园欺凌卷入度及智能手机成瘾，同时自尊和自控水平显著较低。此外，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较高的焦虑和较低的自我控制是智能手机成瘾水平增加的显著预测因子。结论：这些发现支持了人 - 情感 - 认知 - 执行交互（I-PACE）模型，该模型认为情绪脆弱性和执行功能缺陷会导致成瘾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降低焦虑和增强自我控制是预防儿童和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关键因素。
青春期是个体身心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发展时期，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关乎其整体福祉，更深远地影响成年后的生活结局。全球范围内，抑郁和焦虑是青少年中最普遍的精神障碍，且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在韩国儿童和青少年中的普及率极高，过度依赖现象日益严重。尽管智能手机成瘾尚未被 DSM-5 或 ICD-11 列为独立诊断类别，但其表现出的强迫性使用、耐受性、戒断反应及功能损害等行为成瘾特征已引起广泛关注。既往研究表明，抑郁、焦虑、低自尊、低自控及攻击性行为等均可能与智能手机问题使用相关，且焦虑障碍与抑郁常共病存在。然而，目前针对韩国抑郁风险儿童及青少年群体，综合考察焦虑、自尊、自控、攻击性及欺凌经历等多维心理社会因素与智能手机成瘾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基于人 - 情感 - 认知 - 执行（I-PACE）模型，研究人员旨在通过大规模队列数据，明确抑郁风险组与对照组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并深入探究抑郁风险群体中导致智能手机成瘾的特异性影响因素，以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该研究发表于《Healthcare》期刊。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数据源自韩国国家精神健康中心（NCMH）建立的“基于学校的互联网、游戏和智能手机用户队列（iCURE）”。研究样本涵盖 2294 名儿童和青少年，依据儿童抑郁量表（CDI）得分中位数将参与者划分为抑郁风险组（n=1009）和对照组（n=1285）。研究采用的关键测量工具包括：评估抑郁症状的 CDI、评估特质焦虑的儿童特质焦虑量表（TAIC）、评估自尊水平的自尊量表（SES）、评估行为调控能力的自我控制量表、评估攻击倾向的韩国版攻击性问卷（K-AQ）、评估受欺凌风险的校园欺凌（SB）量表以及评估智能手机成瘾程度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 简版（SAS-SV）。统计分析方面，研究人员运用卡方检验分析人口学特征，采用控制性别变量的协方差分析（ANCOVA）比较两组间各心理变量的差异，并在抑郁风险组内部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关键预测因子。
研究结果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参与者的一般特征方面，抑郁风险组与对照组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但在性别分布上存在显著不同，风险组中女性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中男性比例较高。此外，风险组的抑郁症状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验证了分组的有效性。
其次，在两组心理特征差异比较方面，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抑郁风险组在特质焦虑、攻击性、校园欺凌经历及智能手机成瘾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反，其自尊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抑郁风险群体普遍存在情绪脆弱、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及适应不良行为模式。
最后，在抑郁风险组内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方面，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特质焦虑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焦虑水平越高，成瘾风险越大；自我控制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自控能力越差，成瘾程度越高。而自尊、攻击性及校园欺凌经历在该特定群体中对智能手机成瘾的直接影响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讨论与结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支持了 I-PACE 模型，即情绪脆弱性（如高焦虑）作为驱动因素促使个体通过智能手机使用来缓解负面情绪，而执行功能缺陷（如低自控）导致个体无法有效调节这种使用行为，最终导致成瘾。尽管攻击性、低自尊和欺凌经历是抑郁风险群体的重要特征，但在预测智能手机成瘾时，焦虑和自控发挥了更核心的作用。这提示针对该群体的干预措施应重点关注焦虑情绪的疏导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研究结论强调，降低焦虑水平和提升自我控制能力是预防抑郁风险儿童及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关键因素。尽管研究存在自我报告偏差及非临床诊断分组等局限性，但其基于大样本的发现为开发针对性的教育项目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