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强度、持续时间与频率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差异性关联:正念与焦虑的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of exercise intensity, duration, and frequency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mindfulness and anxiety

【字体: 时间:2026年04月13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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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从体育锻炼的多维特异性视角出发,探讨运动强度、持续时间及频率与中国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潜在心理机制,重点考察正念(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与焦虑(Self-Rating An

  
摘要 本研究从体育锻炼的多维特异性视角出发,探讨运动强度、持续时间及频率与中国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潜在心理机制,重点考察正念(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与焦虑(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的中介作用及其在不同运动维度中的差异。研究人员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福建省福州市的1,79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分别使用体力活动等级量表-3(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3, PARS-3)、MAAS、SAS及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hort Version, SAS-SV)测量相关变量。结果显示,三种运动维度均与智能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总效应:强度 β = ?0.139,持续时间 β = ?0.119,频率 β = ?0.096,均 p < 0.01)。其中,运动强度与持续时间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083 和 ?0.080,p < 0.01),频率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19,p > 0.05)。正念在所有维度中均发挥中介作用,焦虑仅在强度路径中显著中介,正念至焦虑的链式中介在所有维度中均显著。研究表明,不同运动维度与智能手机成瘾的关联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将运动视为单一行为指标可能掩盖其在心理调节过程中的异质性,这为理解体育锻炼与行为成瘾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论文解读
随着智能手机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智能手机成瘾现象日益严重,并与学业表现下降、社交功能受损、睡眠障碍及负面情绪等问题密切相关。既往研究普遍证实体育锻炼与智能手机成瘾呈负相关,并指出自我控制、自尊等心理因素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然而,大多数研究将体育锻炼视为整体行为指标,较少区分其内部维度——运动强度、持续时间与频率——而这些维度在生理激活水平与行为稳定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对应不同的心理调节路径。此外,正念(mindfulness)与焦虑(anxiety)作为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心理相关因素,分别在自我调节能力提升与代偿性使用倾向中起关键作用,且已有证据表明正念水平的提升可先于焦虑水平的降低。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假设:不同运动维度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并通过正念与焦虑的不同中介路径发挥作用。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首先通过G*Power 3.1进行先验功效分析,确定最小样本量为995人,最终有效样本为1,670名福州市大学生(年龄18~22岁,涵盖大一至大四,男女比例均衡)。数据采集严格遵循伦理规范,问卷采用匿名方式以减少社会期望偏差。测量工具包括PARS-3(分别评估运动强度、持续时间与频率)、MAAS(正念水平)、SAS(焦虑水平)以及SAS-SV(智能手机成瘾程度)。统计分析使用SPSS 27.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及多重共线性诊断,并使用AMOS 2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与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5,000次重复抽样)检验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分为多个部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显示Harman单因子提取六个因子,首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9.913%,低于40%阈值,表明方法偏差不显著。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显示,运动各维度之间、以及与正念、焦虑和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为后续中介分析提供依据。多重共线性诊断表明所有预测变量的容忍度与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可接受范围内,残差分布符合正态假设。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运动强度的总效应为β = ?0.165(p < 0.001),直接效应占50.3%,其余通过正念(23.0%)、焦虑(15.2%)及正念→焦虑链式中介(11.5%)实现。运动持续时间的总效应为β = ?0.119(p < 0.001),直接效应占67.2%,间接效应主要通过正念(14.3%)及链式中介(8.4%)实现,焦虑单独中介不显著。运动频率的总效应为β = ?0.096(p < 0.05),无显著直接效应,约80%的影响通过正念(39.6%)及链式中介(33.3%)实现,焦虑单独中介不显著。
讨论部分指出,不同运动维度的关联结构与效应组成存在明显差异:强度与持续时间兼具直接与间接影响,频率则主要通过心理变量间接作用。正念在所有维度中均为核心中介,焦虑的作用则具有条件性。理论层面,研究突破了将体育锻炼视为单一保护因子的局限,揭示了其内部结构的理论意义,并拓展了I-PACE成瘾模型的适用范围。实践层面,建议针对不同干预目标优化运动设计:若以降低冲动性手机使用为主,应侧重适当提高运动强度;若以改善情绪调节与提升觉察为主,则应延长运动持续时间或增加参与稳定性。研究同时承认样本局限于福州市大学生及横断面设计的因果推断限制,建议未来结合纵向或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
结论部分重申,运动强度、持续时间与频率均与中国大学生的智能手机成瘾呈负向关联,但其路径结构不同。强度与持续时间兼具直接与间接效应,频率则完全通过心理中介发挥作用。正念在所有模型中稳定中介,焦虑仅在特定路径中显著。研究通过维度化视角,为体育锻炼与行为成瘾关系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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