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ectious Diseases》：Sex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from influenza-like illness during pandemics and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in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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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流感样疾病（ILI）中存在的“发病率-死亡率悖论”，利用瑞士20世纪独有的历史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了百年间两性在发病率、死亡率及因病缺勤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男性死亡率更高，而女性发病率及缺勤率更高，揭示了生物与社会性别因素的长周期影响，为理解疾病性别差异提供了关键的历史流行病学证据。
在大众认知和流行文化中，常有“男流感”（man flu）这样的调侃，暗示男性在遭遇感冒或流感时会夸大症状、表现得更加脆弱。然而，科学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且更为复杂的图景：在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疾病谱系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长期以来，流行病学观察发现了一个被称为“发病率-死亡率悖论”的现象，即女性往往报告更高的发病率（Morbidity），而男性的死亡率（Mortality）风险却更高。这种差异在流感样疾病（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中尤为引人关注。尽管现代研究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疫情（COVID-19）中的性别差异有所涉及，但对于这一模式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特别是在20世纪这一社会结构和医疗水平发生巨变的时期——我们知之甚少。既往研究多集中于死亡率这一单一终点，而对于非致死性的发病情况、社会功能影响（如工作缺勤）以及这些因素如何随时间和社会变迁而变化的系统性分析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为了填补这一历史流行病学（Historical epidemiology）的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涵盖瑞士超过一个世纪（1910-2022）的大规模回顾性研究。该研究旨在量化男女在ILI死亡率、发病率以及工作缺勤方面的差异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男性在所有年龄组中均表现出比女性更高的ILI/肺炎死亡率，但女性在各历史时期均表现出更高的发病率和因病缺勤率。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男女性别健康悖论”在呼吸道传染病中的长期存在，还进一步指出了社会性别（Gender）角色和职业暴露可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修饰作用。该论文发表在《Infectious Diseases》期刊上，为理解传染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为了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多种历史数据来源与先进的统计建模技术。数据方面，研究整合了瑞士联邦统计局提供的1910年至2022年全国ILI及肺炎死亡数据；巴塞尔州市（Basel-Stadt）1918年至1929年的月度发病率与死亡率记录；1918年大流行期间六家健康保险公司的参保者患病天数数据；以及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1918-1965）和瑞士邮政电信服务（PTT，1902-1993）的内部员工因病缺勤记录。在统计方法上，对于全国死亡率数据，研究采用了基于Stan软件的贝叶斯方法（Bayesian approach），利用高斯过程（Gaussian Process, GP）对非线性时间趋势进行建模，并通过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分析死亡率风险；对于缺勤数据，则使用了带有伽马分布（Gamma distribution）和对数链接函数（log link function）的频响线性回归模型，并调整了流行病压力（Epidemic pressure）等协变量。
ILI（及肺炎）死亡率分析（瑞士，1910–2022）
通过分析全国范围内的死亡数据，研究发现ILI/肺炎的绝对死亡人数在20世纪呈显著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因于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然而，在调整人口基数后的相对死亡率上，性别差异极为明显。在所有年龄组中，男性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具体而言，在0-19岁年龄组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低16%（95% 可信区间 [15, 18]）；在20-59岁年龄组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低35%（95% CrI [34, 36]）；在老年组中，这一差异缩小至15%-16%。这表明男性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始终面临着更高的致死风险。
巴塞尔州市的ILI发病率与死亡率（1918–1929）
对巴塞尔州市的历史数据分析显示出了与死亡率相反的趋势。在1920年代，女性报告的新发ILI病例（发病率）高于男性。尽管该研究时期包含了1918年大流行的余波，但数据表明，在疾病流行期间，女性不仅更容易感染或报告感染（发病率高），而且在工作缺勤方面也表现出更高的比率。这一结果强化了“女性高发病率、男性高死亡率”的悖论模式。
1918年大流行期间的保险理赔数据
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六家选定保险公司的数据分析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发现。计算结果显示，女性因ILI导致的保险理赔天数（即患病天数）显著高于男性。这提供了早期经济数据层面的证据，表明在致命的大流行期间，女性虽然生存优势明显（死亡率低），但遭受的疾病负担（Morbidity burden）更重，导致了更多的因病缺勤和经济损耗。
瑞士再保险公司的工作缺勤分析（1918–1965）
对苏黎世瑞士再保险公司员工月度病假数据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控制了流行病压力因素后，女性的病假天数依然显著高于男性。这种差异在整个研究期间（近半个世纪）持续存在，说明女性在工作场所因ILI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可能长期高于男性，反映了女性在面对呼吸道传染病时的脆弱性不仅限于健康层面，还延伸至社会经济层面。
瑞士邮政服务的长期缺勤分析（1902–1993）
对瑞士邮政服务长达近百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ILI流行和大流行期间，女性的平均缺勤率甚至比男性更高。这一结果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一致，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性别角色（如职业类型、家庭护理责任）可能加剧了女性因ILI导致的缺勤，使得女性在面对流行病时表现出更高的“社会发病率”。
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通过长达百年的数据链条，清晰地描绘了流感样疾病中性别差异的历史图景。研究核心结论在于证实了著名的“男女性别健康悖论”：即在ILI的流行病学特征中，男性表现为“高死亡率”，而女性表现为“高发病率及高缺勤率”。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在整个20世纪乃至更近的时间内持续存在的稳定模式。
研究人员指出，造成男性高死亡率的原因可能与生物学因素（Sex）有关，例如性激素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如睾酮的免疫抑制作用或雌激素的免疫增强作用），以及男性更高的基础疾病（Comorbidities）患病率。而女性高发病率和高缺勤率则可能更多地归因于社会性别（Gender）因素：女性更有可能从事医疗护理、教育等高频接触他人的职业；同时，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庭护理责任，接触作为病毒传播枢纽的儿童几率更大；此外，女性更倾向于寻求医疗服务（如看全科医生 GP），从而导致更高的病例报告率。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学解释，将社会角色和历史变迁纳入了流行病学考量。它提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在应对未来的流感大流行时，不能采取“性别中立”的一刀切策略，而需要考虑到男女在疾病负担、风险暴露和社会影响上的不同，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资源配置方案。例如，针对女性的防护可能需要更多关注职业暴露和护理负担，而针对男性的策略则可能需要侧重于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这项研究为理解传染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树立了新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