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Joseph Buc'hoz(1731–1807)是否罪有应得?——一位被污名化的“大规模剽窃者”的多维重估与科学史平反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Pierre-Joseph Buc'hoz: did he deserve his bad reputation?

【字体: 时间:2026年04月22日 来源: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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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针对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Pierre-Joseph Buc'hoz长期背负“抄袭”恶名的问题,本研究基于对其大量出版物的实证考察,重新评估其《植物界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u Règne Végétal)等著作的科学价值,指出其实为拉马克《植物学方法百科全书》的详尽先驱,并揭示了其作为科普编译者在科学传播史上的独特贡献。

  
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巴黎,科学界的光环往往笼罩在那些能够进入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的精英身上,而Pierre-Joseph Buc'hoz(1731–1807)却长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标签化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剽窃者”(mass-plagiariser)。传统的科学史叙事中,他是一位律师转行医生、再转行博物学家的“投机者”,其卷帙浩繁的出版物被斥为缺乏原创、反复抄袭的“垃圾”。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非黑即白吗?发表在《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上的这项研究,通过对Buc'hoz生平及其庞大著作体系的细致爬梳,试图打破这一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刻板印象,还原一位被误解的“科学传播先驱”的真实面貌。
一、 从律师到“科学公敌”:一位跨界者的坎坷之路
Buc'hoz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他出生于法国梅斯的一个律师家庭,早年遵从父命学习法律并执业,但内心却对自然历史充满狂热。在经历了一场濒死的大病后,他毅然转行医学,毕业于南锡皇家医学院(Collège Royal de Médecine de Nancy),并凭借才华获得了前波兰国王、洛林公爵斯坦尼斯瓦夫(Stanis?aw Leszczyński)的赏识,担任其“御医”(médecin ordinaire)及植物学讲师。
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768年举家迁往巴黎。在当时的科学中心,没有显赫背景的Buc'hoz试图通过“高产”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他不仅出版了法国第一部地方植物志《洛林及三主教区植物志》(Traité historique des plantes qui croissent dans la Lorraine & les trois Evêchés),还推出了涉及植物、动物、矿物的多卷本巨著。这种“通才”式的广泛涉猎,以及他惯用的“自我宣传”手段(如出版带有自己肖像的《自然学家列传》),引起了以拉马克(Lamarck)、朱西厄(Jussieu)为代表的巴黎科学精英阶层的反感。他两次申请进入科学院均遭拒,理由是其作品“缺乏科学严谨性”。更致命的是,他大量复制、再利用插图(甚至包括镜像翻转)的行为,被同时代人抓住了把柄,从此背上了“抄袭”的恶名。
二、 重估“剽窃”与“先驱”:被忽视的科学贡献
本研究并未回避Buc'hoz的争议行为,但通过详尽的文本比对,提出了颠覆性的重估观点:
  1. 1.
    拉马克的“先驱者”:长期以来,拉马克的《植物学方法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Botanique, 1783–1817)被视为里程碑。但本研究指出,Buc'hoz在1773–1780年间出版的13卷本《植物界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u Règne Végétal,虽未完成,仅出至字母P)在规模、细节和系统性上,实际上是拉马克工作的“高级先驱”。Buc'hoz试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植物学知识体系,这一野心远超同时代许多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简单名录。
  2. 2.
    “剽窃”的复杂性:研究证实,Buc'hoz确实存在大量插图复制行为。但深入分析发现,这些复制并非全是“偷窃”:部分插图是他早年斥巨资委托知名画家(包括其第二任妻子Marie-Louise-Sophie Nobillot)创作的,他拥有版权并进行了再利用;另一部分则是对早期经典著作的“编辑性复制”。尽管存在明显的镜像复制等不当行为,但在18世纪版权概念模糊、知识传播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这种行为更多是一种“编译”策略,而非单纯的学术不端。
  3. 3.
    科普教育的价值:Buc'hoz的许多著作(如《自然三界通史》)采用了订阅制(subscription)出版,面向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和业余爱好者。他的文字通俗、信息密集,极大地促进了植物学知识在法国外的传播。他是一位成功的“科学普及者”,而非失败的“前沿科学家”。
三、 技术方法与出版生态
为了支撑上述重估,研究者采用了文献学(Bibliography)与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相结合的方法:
  • 出版史考证:详细梳理了Buc'hoz从1758至1807年间的约500种(高估值)出版物,追踪其从依赖巴黎知名出版社到后期由妻子独立经营的出版模式变迁。
  • 图像溯源(Image Provenance):对其著作中的大量插图进行溯源比对,区分了“授权复制”、“基于自有版权的重复利用”与“ blatant copies( blatant copies)”三类情况,为“剽窃”指控提供了量化证据。
  • 生平档案挖掘:结合 baptism register( baptism register)、婚姻登记及科学院档案,厘清了他从“Pierre-Joseph”到“Joseph-Pierre”的名字变更史,以及其与科学建制派的冲突细节。
四、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最终得出结论:Pierre-Joseph Buc'hoz的“坏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科学精英阶层排斥“局外人”以及后世对其庞杂输出缺乏细致甄别的结果。他虽然不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家,但作为18世纪下半叶最 prolific 的博物学编译者和出版家,其《植物界通史》等巨著在知识整理与传播上的贡献应得到公允评价。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一位历史人物“平反”,更是对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超越“精英/庸才”、“原创/抄袭”的二元对立,将其置于具体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生态中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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