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The Hodgkin Lymphoma Microenvironment: Insights from Spatial Transcriptomics
Ruth Alonso-Alonso,
Victoria Menendez,
Eva M. Vázquez,
José L. Solórzano and
Juan F. Garc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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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聚焦于空间转录组学如何重塑我们对经典霍奇金淋巴瘤（cHL）的认识。文章系统梳理了该技术如何揭示肿瘤微环境（TME）中HRS细胞与免疫基质的空间互作，并探讨了其在风险分层与靶向治疗中的转化潜力。
1. 引言：为何微环境在霍奇金淋巴瘤中至关重要
经典霍奇金淋巴瘤（cHL）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悖论”。恶性霍奇金和里德-斯特恩伯格（HRS）细胞仅占肿瘤组织的1%–5%，却能在由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构成的“汪洋大海”中存活并增殖。这提示我们，cHL的生物学行为并非由肿瘤细胞单独驱动，而是由其周围密集的免疫与基质微环境（TME）所主导。
临床上，cHL多发生于颈部、纵隔及腋窝淋巴结，患者常表现为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及发热、盗汗等“B症状”。尽管ABVD等化疗方案联合放疗已使多数患者获得治愈，但晚期及原发难治患者预后仍不理想。近年来，靶向CD30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如Brentuximab vedotin）及PD-1抑制剂等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为复发/难治性cHL带来了突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TME在免疫逃逸中的核心地位。
HRS细胞通过分泌CCL17/TARC等趋化因子，主动“招募”CD4+T细胞，并利用PD-1/PD-L1、CTLA-4、LAG-3、TIM-3、TIGIT等免疫检查点通路，诱导T细胞功能障碍。传统的组织病理学（IHC）和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虽能识别细胞类型，却丢失了关键的“空间位置”信息。而在cHL中，细胞间的“物理距离”往往决定了信号的强弱与功能。空间转录组学技术的兴起，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让我们能在原位看清HRS细胞与其“护卫队”之间的真实互动。
2. 研究cHL微环境的空间转录组学技术
空间转录组学是一类能在保留组织架构的同时，对特定位置基因表达进行绘图的技术。它既克服了传统转录组学的“位置盲”缺点，又突破了免疫组化（IHC）多靶标检测的限制。
目前主流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测序型平台，如10x Genomics Visium、Slide-seq及其升级版Visium HD。它们利用空间条形码捕获阵列，进行全转录组分析，分辨率可达近细胞级别，适合进行无偏见的探索性研究。另一类是成像型或区域选取（ROI）型平台，如NanoString GeoMx DSP、CosMx、Xenium等。它们通常基于预设的基因面板，在选定区域（如HRS细胞周围）进行高精度定量，尤其适合利用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样本的临床回顾性研究。
此外，空间蛋白质组学（如成像质谱流式技术IMC、多重免疫荧光mIF）也提供了重要的互补信息，因为许多关键的免疫检查点本身就是蛋白质。
解读这些海量数据需要强大的计算工具。例如，CIBERSORTx和EcoTyper等算法可利用scRNA-seq参考数据对空间斑点进行细胞类型反卷积；而cell2location、Tangram等工具则能将细胞状态精确映射回组织空间。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构建“细胞邻域图”，量化HRS细胞与免疫细胞是“紧密拥抱”还是“相互排斥”，从而揭示真正的致病性相互作用。
3. 霍奇金淋巴瘤微环境：来自非空间研究的启示
在空间技术出现之前，我们对cHL微环境的认知主要建立在IHC和scRNA-seq之上。这些研究确立了几个关键特征：
CD4+T细胞是绝对主力。它们被HRS细胞分泌的趋化因子大量招募，却陷入一种“无效激活”状态，不仅无法杀伤肿瘤，反而通过形成“玫瑰花结”物理屏障，保护HRS细胞免受CD8+T细胞的攻击。调节性T细胞（Treg）的浸润通常与较好的预后相关，这体现了cHL免疫环境的复杂性。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是“帮凶”。cHL中的巨噬细胞多呈M2样促瘤表型，高表达PD-L1，并分泌IL-10等抑制性细胞因子，进一步压制了效应T细胞的功能。高密度的巨噬细胞浸润往往预示着不良预后。
杀伤性部队“缺位”或“被缴械”。CD8+T细胞和NK细胞在cHL中数量稀少且功能受抑，部分原因是HRS细胞下调了MHC I类分子表达，使杀伤细胞“无的放矢”。
这些非空间研究描绘了一幅“免疫抑制”的宏观图景，但无法回答：这些细胞在空间上是如何排列的？哪些细胞真正紧贴着HRS细胞？这正是空间转录组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4. cHL中的靶向空间免疫分析
利用GeoMx DSP等高精度技术，研究人员开始对cHL进行“区域化” dissection。结果发现，肿瘤富集区（CD30+/PD-L1+）与免疫富集区在转录组上存在显著差异。肿瘤核心区域富含激活但功能耗竭的CD4+T细胞，而外围区域则呈现不同的免疫状态。
空间距离与临床结局密切相关。例如，在复发/难治性cHL中，靠近HRS细胞的PD-1+CD4+T细胞数量是预测移植后生存的关键指标（RHL4S模型）。此外，HRS细胞附近的髓系细胞网络（单核细胞、cDC2）若高表达PD-L1和TIM-3，往往与早期治疗失败相关。
更有趣的是，HRS细胞自身的状态决定了其周围的“邻居”。表达MHC I的HRS细胞往往被“免疫炎症型”邻域包围；而在EBV阴性病例中，聚集成团的HRS细胞（合体样）则倾向于形成T细胞“排斥型”邻域。这些发现表明，空间位置不仅是生物学的反映，更是预测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
5. 基因组规模的空间图谱与HRS细胞生态位
当研究尺度扩大到全转录组时，cHL的空间异质性变得更加清晰。Visium等技术的应用证实，HRS细胞并非随机散布，而是存在于高度结构化的“生态位”中。这些生态位主要由CD4+T细胞、巨噬细胞和基质细胞构成，形成了一个免疫豁免的“避风港”。
在这些生态位中，配体-受体分析揭示了活跃的“串扰”。例如，HRS细胞表达的CD30、CD137等受体，与周围T细胞表达的相应配体结合，传递生存信号。IL-13等细胞因子也被证实是维持HRS细胞存活的关键微环境因子。
空间转录组学还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治疗耐药机制。在早期复发患者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由LGALS9+na?ve B细胞、TIM-3+CD4+T细胞和HRS细胞构成的“抑制性三角”空间回路，这可能是导致免疫治疗失效的“土壤”。
6. 转化展望：从空间生物学到精准医学
空间转录组学的最终目标是指导临床实践。通过量化“肿瘤邻域”的细胞组成，我们可以建立更准确的风险分层模型，识别那些隐藏在免疫屏障背后的高危患者。
在治疗上，空间数据揭示了联合治疗的潜力。例如，在PD-1抑制剂治疗的同时，靶向HRS细胞周围的M2样巨噬细胞或特定的趋化因子信号（如CCL17-CCR4轴），可能更有效地瓦解肿瘤的防御工事。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FFPE样本的RNA质量、高昂的成本以及数据分析的复杂性，是将其转化为常规病理工具的瓶颈。但随着技术的标准化和计算工具的普及，空间转录组学有望成为cHL精准医疗中不可或缺的“地图”，指引我们更精准地打击肿瘤及其赖以生存的微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