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Modifying dysfunctional beliefs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with an emotion-focused approach-avoidance modification training – a pilo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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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功能失调信念在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基于情绪的接近-回避修正训练（emotion-based approach-avoidance modification trainin
摘要
目的
功能失调信念在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基于情绪的接近-回避修正训练（emotion-based approach-avoidance modification trainings, eAAMTs），可能促进对此类信念评估方式的修正。本研究旨在在一项随机对照先导研究中，考察一种针对SAD的eAAMT的可行性及其治疗潜力。
方法
N = 30名SAD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eAAMT-SAD组、非活动性对照组或滑动对照组，最终纳入分析n = 28。eAAMT-SAD组参与者在两周内接受4次、每次30分钟的eAAMT-SAD训练。研究人员指导其使用：(a) 滑动动作（第1天），(b) 具有强烈情感效价的词语表达（第2天），以及(c) 有意的情绪表达（第3–4天），在智能手机屏幕上将功能性/功能失调性信念向自身方向拉近/远离自身方向推开。非活动性对照组未接受任何训练；滑动对照组仅使用滑动动作，将功能性/功能失调性信念向自身方向拉近/远离自身方向推开。结局指标［症状严重程度、对（非）功能性信念的认同程度］于训练开始前即刻（T1）、最后一次训练后（T2）以及28天随访后（T3）进行评估。
结果
结果表明，该干预具有可行性，并提示eAAMT-SAD组参与者较两种对照条件均经历了更大的焦虑症状下降，效应量为小到中等。训练前后比较：相较非活动性对照组，g = 0.42；相较滑动对照组，g = 0.39。训练前至随访比较：相较非活动性对照组，g = 0.56；相较滑动对照组，g = 0.64。
结论
未来研究应在更大样本中重复验证上述发现，并探索eAAMTs在其他精神障碍中的可行性与治疗潜力。
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围绕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中功能失调信念的改变展开，重点评估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的情绪型接近-回避修正训练（emotion-based approach-avoidance modification training, eAAMT）在SAD人群中的可行性与初步治疗潜力。研究背景在于，SAD患病率高、痛苦和功能损害显著，并伴随较高社会成本。尽管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被证明有效，但现实中受限于医疗资源不足、可及性有限以及患者因污名担忧而不愿主动求助等因素，标准治疗覆盖率仍然不足。基于智能手机的干预因其可及、可扩展、资源消耗较低而受到重视，尤其是无指导干预具有潜在的大规模推广优势。然而，既往研究也显示，无指导数字干预往往存在依从性不足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其实际效果。因此，如何在不显著增加人力成本的前提下提升数字干预的参与度和治疗收益，成为该领域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将接近-回避修正训练（approach-avoidance modification training, AAMT）引入SAD干预。该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通过让个体将有助于症状维持的功能失调信念“推远”，将有助于适应性应对的功能性信念“拉近”，有望改变与障碍相关的信念加工方式。论文进一步指出，若AAMT的效应部分源于“接近/回避反应所携带的情感效价向刺激转移”，那么单纯手指或手腕滑动可能携带的效价有限，而情绪本身则可能构成效价更强的反应形式。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以情绪表达、情感化语言表达等成分替代或增强传统滑动动作，从而提高AAMT在修正SAD相关功能失调信念方面的效果。既往关于慢性压力、抑郁和惊恐障碍的初步研究已对这一思路提供支持，但在SAD领域，相关证据仍局限于缺乏对照条件的小样本可行性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先导设计，将eAAMT-SAD同时与非活动性对照及传统滑动式AAMT进行比较，以更严格地评估其可行性和治疗潜力。
研究人员共招募30名来自一般人群、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临床医师版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the 5th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Clinician Version, SCID-5-CV）确诊为SAD的成年参与者。随机分组后，eAAMT-SAD组和滑动对照组在两周内完成4次智能手机训练，非活动性对照组不接受训练。结果评估设置于基线（T1）、训练结束后（T2）和4周后随访（T3），主要结局为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自评版（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Self Report, LSAS-SR）所评定的社交焦虑症状严重度，次要结局包括Social Phobia Scale（SPS）、对功能失调/功能性信念的认同、Social Cognition Questionnaire（SCQ）所评估的社会焦虑相关认知，以及情绪调节、情感、自我效能、自尊、抑郁症状等指标。研究结论显示，eAAMT-SAD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在焦虑症状减轻方面相较两类对照均呈现更大的下降趋势，且在随访时效应量达到中等水平；在信念改变和部分情绪调节指标上，也表现出优于非活动性对照的结果。这表明，情绪成分增强的AAMT可能成为SAD数字化干预中的一种有前景策略。
研究所用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可概括如下：首先，采用随机对照先导试验设计，将经SCID-5-CV诊断的SAD样本随机分配至eAAMT-SAD、滑动对照和非活动性对照条件。其次，依托智能手机平台实施4次训练，以滑动动作、情感化词语发音及刻意情绪表达作为接近/回避反应；其中第2–4天通过改良Wizard-of-Oz范式由实验人员实时判定并触发刺激移动。再次，使用LSAS-SR、SPS、SCQ及多项情绪调节与心理病理量表，在T1、T2和T3进行重复测量，并采用Hedges g与探索性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评估组间变化差异。
3.1. Participants and preliminary analyses
最终样本为N = 30，其中2名参与者未完成全部评估，故依方案分析（per-protocol）纳入N = 28。研究人员报告，三组在社会人口学变量和大多数临床基线指标上无显著差异，仅PANAS阴性情感基线分数存在组间差异。诊断一致性方面，对10%访谈的重复评分显示SAD诊断一致率为100%。这一部分结果说明，随机化后各组总体可比，且诊断评估程序具有较高可靠性，为后续干预效果比较提供了基础。
3.2. Primary Outcome
主要结局方面，LSAS总分随时间的变化显示，eAAMT-SAD组从T1至T2、以及T1至T3的社交焦虑症状下降幅度均大于非活动性对照组和滑动对照组。训练前后比较时，与非活动性对照和滑动对照相比的效应量分别为g = 0.42和g = 0.39，属于小效应；训练前至随访比较时，效应量分别为g = 0.56和g = 0.64，达到中等效应水平。尽管探索性方差分析中时间×条件交互作用未达到统计学显著，但结果模式提示eAAMT-SAD在缓解SAD症状方面具有初步治疗潜力，而且其效应在随访阶段似乎更为稳定。
3.3. Secondary Outcomes
次要结局首先体现在SPS上。该量表作为社交焦虑症状的第二指标，与LSAS呈现相似趋势：eAAMT-SAD组症状下降更大，尤其在T1至T3比较中达到小到中等效应量，但探索性方差分析未发现显著时间×条件交互。这说明在另一症状测量工具上，也可观察到与主要结局一致的方向性支持。
在训练靶点相关信念方面，研究人员分别考察了自编训练信念条目和SCQ所测社会焦虑相关认知。对于作为训练刺激的功能失调信念与功能性信念，eAAMT-SAD组相较非活动性对照组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改变，且负性与正性信念均出现显著时间×条件交互；但与滑动对照组相比则未见明显优势。这提示，无论是情绪增强式还是纯滑动式AAMT，相对于无训练状态都可能促进训练材料层面的信念改变。进一步地，在SCQ认知评价（SCQ-R）方面，eAAMT-SAD组从T1到T2下降最明显，且维持至随访；与非活动性对照相比，时间×条件交互达到显著，而与滑动对照相比未见显著。SCQ认知出现频率（SCQ-F）亦显示eAAMT-SAD组下降较多，但推断统计未达显著。论文据此指出，eAAMT-SAD可能在促进训练效应向更广泛SAD相关信念的泛化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在其他心理病理与情绪调节指标方面，eAAMT-SAD组相较非活动性对照，在一般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 Skills Questionnaire, ERSQ）和悲伤特异性情绪调节上呈现更大改善，并在探索性分析中达到显著时间×条件交互；愤怒特异性调节也呈现方向一致的改善趋势。与滑动对照相比，eAAMT-SAD在这些指标上的优势则未达到统计学显著。对于惊恐症状、阴阳性情感、自我效能、自尊等其他指标，研究未发现稳定显著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抑郁症状在三组中均随时间上升，且组间无明显差异，作者在讨论中强调该现象并非由主动干预本身所特异性导致。
在可行性方面，eAAMT-SAD组CSQ-I平均条目得分为3.17，UEQ-S平均条目得分为1.33；滑动对照组相应得分为3.31和1.36，均超过预设阈值。由此可见，两种主动训练在可接受性与可用性方面总体令人满意，支持eAAMT-SAD作为智能手机干预形式的实施可行性。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在随机对照条件下为eAAMT-SAD的可行性和治疗潜力提供了进一步的初步证据。就症状减轻而言，eAAMT-SAD较两类对照表现出更大的改善幅度，虽然由于样本量小、统计功效不足，相关差异未能达到显著，但随访时效应量增大，提示其潜在作用可能更持久。就机制层面而言，eAAMT-SAD与滑动对照均能改变SAD相关信念，这与AAMT通过修正维持性信念而间接缓解症状的理论假设相一致；而eAAMT-SAD在更一般化认知指标上的优势，提示情绪增强成分可能有助于训练效应超越具体训练材料。研究同时强调，功能失调信念虽然是SAD维持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因此此类训练更适合作为针对认知维度的补充性工具，而非涵盖全部维持机制的完整治疗方案。
论文也明确指出若干局限：其一，样本量极小，每组仅10人，且样本以高学历者和学生为主，限制了统计推断力与外部推广性；其二，基线未测量治疗可信度与期待，无法排除其对干预效果的影响；其三，训练第2–4天需要实验人员辅助触发反馈，不利于低成本大规模传播；其四，本研究使用标准化信念材料而非个体化刺激，可能限制个体相关性与训练强度；其五，干预目前仅以独立方式评估，尚未检验其作为CBT等成熟治疗增效模块的价值。此外，研究对象仅限SAD，其他精神障碍中的适用性仍待验证。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先导研究进一步提供了支持eAAMT-SAD作为SAD治疗方法之可行性与治疗潜力的证据。然而，仍需在更大样本中开展未来研究以确认这些结论。若后续研究能够重复本研究发现，则eAAMT-SAD有望作为一种可及性高、易于传播且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方式，丰富当前SAD的治疗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