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Reconceptualizing women tourism entrepreneurs’ agency: a case from Urban Uzbe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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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女性旅游创业者，通过深度访谈探讨其在后社会主义、穆斯林社会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结构性障碍。研究提出整合心理能力、社会文化与性别结构的分析框架，揭示能动性（Agency）如何通过能力构建与关系协商得以动态实践，为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包容性旅游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在全球旅游业复苏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性别平等的双重背景下，女性在旅游业的创业活动被视为实现经济赋权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在地理分布与理论视角上存在显著断层：一方面，针对中亚、穆斯林占多数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实证研究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女性创业能动性（Agency）的理解长期囿于静态的个体特质论，忽视了其在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动态协商过程。为了弥补这些空白，发表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上的这项研究，以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女性旅游企业家为对象，深入探究了她们如何在复杂的心理、社会及性别结构交织中，真正“行使”其创业能动性。
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设计，选取乌兹别克斯坦三大主要旅游城市（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的20名女性旅游创业者作为样本。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数据，并运用整合性理论框架（结合心理学能力、社会学条件与性别结构）进行主题分析，重点考察能动性的实践维度，而非仅关注创业动机或障碍清单。
研究结果
1. 心理能力：能动性的内在基石
研究发现，在男性主导的创业规范面前，乌兹别克斯坦女性并非被动承受者。她们通过教育积累与韧性（Resilience）构建，将外界视为“劣势”的性别身份转化为独特的竞争优势。例如，部分受访者利用其语言能力与对家庭旅游需求的敏锐洞察，在民宿、手工艺品等细分市场建立了差异化业务。这种心理资本的积累，使她们具备了“独立行动并做出选择”的核心能力，即便在面对信贷歧视或社会偏见时，也能维持创业意图。
2. 社会文化结构：从“制约”到“赋能”的双重面孔
与许多文献单纯强调文化障碍不同，本研究揭示了乌兹别克斯坦独特的后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文化交融背景的复杂性。传统的家庭责任与性别规范确实构成了时间与空间的约束（如限制女性夜间工作或长途商务旅行），但研究也发现，宗教价值观与家庭网络在特定情境下提供了关键支持。例如，符合伊斯兰商业伦理的诚信经营，为女性创业者赢得了社区信任；而扩大家庭的关系网则成为获取初始客户与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这表明，社会文化结构并非单向压制，女性创业者通过“关系工作”（Relational Work）在其中巧妙穿梭，将部分结构性约束转化为创业合法性的来源。
3. 性别结构与制度环境：缝隙中的协商策略
在制度层面，尽管乌兹别克斯坦推行了旅游开放政策（如签证便利化），但隐性性别歧视在金融接入与商业登记中依然存在。面对这些结构性不平等，女性创业者发展出了一套“情境化协商”策略。她们并不总是正面挑战规则，而是通过强调业务的“家庭友好性”或利用旅游业“软服务”的行业特性，来规避直接冲突。这种策略表明，能动性的体现并非一定是激进的对抗，更多时候是在结构缝隙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务实智慧”。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构了女性创业能动性的概念。它不再是个人主义的固定特质，而是一个在心理能力、社会关系与性别结构互动中不断生成、协商与变化的实践过程。在政策层面，研究建议发展机构应超越“消除障碍”的简单叙事，转而支持那些能够增强女性“能力集”（Capability Set）的干预措施，例如提供基于网络的导师制度与性别敏感的商业培训。
通过将目光投向被忽视的中亚地区，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性别与旅游创业的地理学，更提供了一种理解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行动”的新视角——她们既是结构的承受者，也是通过日常实践重塑结构的能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