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The scythe and hourglass: games, death, and the goo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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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Bernard Suits在《回归的蚱蜢》中提出的核心问题：在死亡必然性的背景下，如何追求一种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研究人员通过整合Kierkegaard的存在主义死亡观，深入分析了Suits对“蚂蚁”（以工作为中心）与“蚱蜢”（以游戏为中心）两种生命模式的哲学构建。研究得出结论，真诚地面对死亡（earnestness）是将死亡从生命的“干扰者”转化为“资产”的关键，这促使个体投身于具有内在价值（如游戏）的活动，从而超越对生存的单纯关注，实现美好人生。这一研究为理解游戏、休闲与存在意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框架。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一种以效率和生产力最大化为核心的“蚂蚁”式生活被广泛推崇，人们忙于工作，为生存和积累而奔波。然而，这种生活模式是否真正导向幸福和意义？与此相对，伯纳德·苏茨（Bernard Suits）在其著作《蚱蜢：游戏、生活与乌托邦》及其续作《回归的蚱蜢：第三个千年的游戏、休闲与美好生活》中，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典范——“蚱蜢”。蚱蜢拒绝为冬季储粮的辛劳，将生命倾注于游戏与玩耍，代表了以内在价值为主导的生活方式。苏茨颠倒伊索寓言的传统道德，提出蚱蜢而非蚂蚁，才体现了更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但一个根本性的存在主义困境随之浮现：在死亡这一必然终结面前，以游戏为中心的生命何以可能？又为何更具意义？死亡作为生命最确定的终点，常常被视为最大的干扰与威胁，引发焦虑，并可能驱使人们更执着于“有用”的工作以逃避或对抗死亡。苏茨在《回归的蚱蜢》中直面这一主题，让笔下的角色展开了一场关于“战胜死亡”的死亡学（thanatological）探讨。本文旨在解析苏茨如何借鉴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的死亡哲学，特别是其《在墓旁》的论述，来深化其美好生活图景，并论证真诚面对死亡是追求有意义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
为了探究死亡在美好生活中的角色，以及“蚂蚁”与“蚱蜢”两种生命模式背后的存在论根基，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哲学文本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核心是深度解读伯纳德·苏茨的《蚱蜢》、《回归的蚱蜢》及其相关论文，以及克尔凯郭尔的《在墓旁》等存在主义著作。通过分析苏茨作品中“蚂蚁”与“蚱蜢”的寓言式对比，以及《回归的蚱蜢》中“凡人”（Mortal）与“死亡”（Death）的戏剧对话，本研究提炼出两者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及其对生活方式的塑造作用。同时，研究借助克尔凯郭尔关于“真诚”（earnestness）面对死亡、时间有限性与行动迫切性的理论框架，为苏茨的论述提供了哲学深度与连贯性解释。这种文本互释与概念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一个理解游戏、死亡与生命意义之间关系的存在主义视角。
Suits’s Ants and Grasshopper: a tale of the life patterns of work and play
苏茨颠覆了伊索寓言《蚂蚁与蚱蜢》的传统寓意。在他的重构中，蚂蚁代表了以工作为核心、追求效率与生存保障的生命模式。这种生活将工具的（instrumental）或外在的价值置于首位，其逻辑是“审慎的”（prudential），即牺牲当下的某些好处以换取未来更大的利益（如储存粮食过冬）。然而，苏茨通过蚱蜢之口指出，这种审慎逻辑的终极理想是其自身的消亡——即无需再为未来牺牲当下。蚂蚁的生活本质上是对死亡恐惧的回应，它们试图通过无止境的工作来推迟终点。与之相反，蚱蜢则代表了以游戏（play）为核心的生命模式。对苏茨而言，游戏活动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内在价值（intrinsically valuable）——人们为活动本身而非其外部结果而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游戏提供了“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因为它将克服不必要的障碍（unnecessary obstacles）这一工具性过程，与活动本身的内在价值完美结合。因此，蚱蜢的生活不是拒绝所有努力，而是将努力导向游戏这种自身即蕴含意义的活动，从而超越了单纯生存的层面。
The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of death: notes from S?ren Kierkegaard’s At a Graveside
克尔凯郭尔在《在墓旁》中深刻阐述了死亡的存在论意义。他指出，死亡是生命中唯一确定之事。对死亡的“真诚”思考，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客观、普遍的事实远观，而是将其主观化为“我的死亡”，并将其“思考进生命的每一个瞬间”。这种真诚的面对会产生生命肯定的力量。首先，死亡的确定性带来了其“不确定性”（不知何时降临），这反而赋予生命一种紧迫感，促使人“行动而非仅仅沉思”。其次，死亡的“决断性”使得时间成为有限而宝贵的资源，要求人们慎重选择如何花费时间。克尔凯郭尔认为，值得投入时间的工作，应是那些其价值不依赖于是否被完成、也不依赖于耗时长短的活动，即具有内在价值的工作。这样，即使生命被死亡中断，其过程本身也已充满意义。因此，真诚面对死亡能唤醒个体，去追求一种以内在价值为导向、 purposeful 的生活。
Suits’s words on death
在《回归的蚱蜢》中，苏茨通过“凡人”与“死亡”的戏剧性对话，深入探讨了死亡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凡人最初的目标是“击败作为生命干扰者的死亡”，即安排生活使死亡在任何时刻降临都不构成干扰。他提出的策略是将死亡视为游戏中的“对手”，并设计了“致命双倍或一无所有”（Lethal Double or Nothing, LEDON）游戏，通过不断从事危及生命的活动，将死亡转化为游戏目标的一部分。虽然这在逻辑上使死亡不再是“意外干扰”，但苏茨指出，这样的生活本身缺乏吸引力。随后，讨论转向了死亡如何通过影响时间而成为生活的规则。苏茨将生活比作一种“计时游戏”，死亡是掌管“计时器”的规则，但玩家并不知道时间还剩多少。这种时间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使得时间成为最宝贵的普适资源。苏茨总结道，死亡对人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改变对死亡的看法，而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规范生活”。蚂蚁的生活被对死亡的恐惧所驱使，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旨在推迟死亡、保障生存的“有用”工作中。而蚱蜢的生活，则接受了死亡的必然性，不将其视为需要击败的对手，而是将其视为构成生命意义框架的必要条件，从而将时间投入到游戏这类内在有价值的活动中。
The scythe and hourglass
“镰刀与沙漏”的意象总结了研究的核心观点。在苏茨的戏剧场景中，死亡办公室里的沙漏象征着时间的有限性，镰刀则仅是仪式性道具。这呼应了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死亡本身不主动追逐人，而是需要个体主动去面对并从中学习。真诚的死亡思考具有“驱动力”，能促使个体审视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方式。苏茨的美好生活愿景充满了存在主义色彩：死亡不应被视为生命最可怕的干扰者，而应被视为“生命的首要条件”。蚂蚁的生活模式体现了对死亡的否认与逃避，其行动源于逃避终结的焦虑。而蚱蜢的生活模式则体现了对死亡的真诚拥抱，他将死亡纳入生命视野，从而化解了其不定性带来的威胁。对蚱蜢而言，生命的倒计时不是威胁，而是提醒，提醒他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像游戏这样能提供存在意义（existential meaning）的活动中去。战胜死亡的方式，不是试图消除或无限推迟它，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使死亡在任何时刻降临都不构成对生命意义的否决。
本研究通过对伯纳德·苏茨与索伦·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比较与整合，得出核心结论：在苏茨的美好生活图景中，真诚地面对死亡是一个必要的存在主义功课。研究阐明，以工作为中心的“蚂蚁”式生活，其深层逻辑是对死亡恐惧的回应，试图通过无止境的工具性劳动来逃避生命的有限性，但这恰恰可能导致生命意义的匮乏。相反，以游戏为中心的“蚱蜢”式生活，代表着对死亡必然性的接纳与转化。蚱蜢认识到死亡是构成生命意义框架的“首要条件”，因而能将死亡从需要对抗的“负债”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资产”。这种转化促使个体去追求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如游戏，其中努力的过程本身即是回报。因此，美好生活的实现，关键在于个体对死亡所采取的“真诚”态度，这种态度引导人超越对纯粹生存的关切，转而投入到那些能赋予存在以深度和意义的活动中。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将游戏视为单纯休闲或逃避的浅层理解，将其提升到存在哲学的高度，论证了游戏作为对抗存在虚无、构建生命意义的一种根本性实践的价值。它为当代社会反思工作与休闲、效率与意义、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哲学框架。论文最终指出，苏茨作品的一个核心存在主义启示即是：真诚地面对死亡，是追求一种美好且富有意义生活的必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