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家庭现状：关键数据、挑战与国家支持

《Marriage & Family Review》：State of Families in Austria: Key Data, Challenges, and Support

本期《Marriage》刊载题为“奥地利家庭现状：关键数据、挑战与国家支持”的综述报告。研究聚焦奥地利混合福利模式下家庭面临的多重压力，通过整合国家统计局、家庭研究所（OIF）及世代与性别调查（GGP.AT）最新数据，系统剖析了家庭与户结构、生育、就业、收入、教育与移民等关键议题，揭示了传统规范与自由选择政策间的张力。报告指出，虽然奥地利实施系列家庭支持计划，但保守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传统规范框架下并存，导致福利混合体与“选择自由”的实际效果受限。此研究为全球学者理解家庭福利政策效能及决策者优化家庭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证参照。

　　

在当代欧洲社会，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形态、功能与福祉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奥地利作为一个典型的混合福利制国家，其家庭政策与实践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迷、性别不平等及日益增长的移民潮等挑战时，展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与张力。一方面，国家倡导家庭“选择自由”，并设立了包括育儿津贴、税收优惠和托育服务在内的多项支持计划；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规范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倾向相互交织，使得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鸿沟。那么，当前奥地利家庭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他们面临哪些具体挑战？现有的国家支持体系是否有效？为了系统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综合性研究，对奥地利家庭的状态进行了全景式描绘与深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基于奥地利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 Austria）的最新官方数据、奥地利家庭研究所（OIF）的报告、奥地利世代与性别调查（GGP.AT）以及最新的奥地利家庭报告（2021年）。通过整合这些权威数据源，研究团队采用定量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与趋势分析等方法，对家庭与住户特征、生育行为、就业与收入、婚姻与离婚、教育以及民族多样性等核心领域进行了系统性梳理。特别是GGP.AT等大型社会调查为理解家庭决策、态度与行为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微观数据支撑。

家庭与住户

研究首先描绘了奥地利家庭与住户的基本图景。数据显示，奥地利人口持续增长且老龄化加剧，约20%的人口年龄在65岁及以上。住户规模持续缩小，从1985年的平均每户2.67人降至2023年的2.18人。其中，单人户占比最高（38.2%），其次是无子女的夫妇户（24.5%）和有18岁以下子女的户（22.3%）。家庭形式呈现多元化趋势。2023年，43.6%的家庭是无子女的夫妇家庭，25%是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已婚或登记伴侣家庭，5.3%是单亲家庭，6.5%是拥有未成年子女的非婚同居伴侣家庭。非婚同居自1970年代以来日益普遍，2023年有163,600对这样的伴侣育有未成年子女。非婚生子的比例在2023年达到40%，其中约半数在子女15岁前结婚。此外，9.0%的有未成年子女夫妇家庭是继亲家庭（“拼凑家庭”）。从儿童视角看，绝大多数（82.5%）18岁以下儿童与双亲同住，12%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其中10.7%为单亲母亲家庭）。关于同性伴侣，数据显示注册同性伴侣关系数量稳定在每年约100对，2022和2023年每年有近800对同性伴侣结婚。在18-59岁人口中，2.4%的男性和1.1%的女性报告生活在同性家庭中，其中约三分之二无子女。

生育与出生

生育行为方面，奥地利年出生人数在二战后至1960年代中期处于高位，2001年降至最低点（75,458人），2023年回升至77,605人。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持续上升，目前为30.3岁。总和生育率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稳定在1.4左右，但2024年降至1.31。队列生育率（同龄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数十年来持续下降，1973年出生女性的队列生育率稳定在1.6左右。辅助生殖与领养数据显示，2023年有45例国内领养和9例国际未成年人领养。GGP数据显示，15%的女性和11%的男性曾经历不孕，8%的育龄女性和6%的育龄男性曾因生育愿望未实现而接受治疗，其中以寻求首胎者为主。

就业、家庭收入与住房

就业模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绝大多数父亲是全职工作，而母亲，尤其是有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兼职就业是主要模式，学者称之为母亲的“兼职革命”。2023年，家中有15岁以下子女的母亲中，68.3%参与劳动力市场，其中65.6%从事兼职或自雇。因此，大多数未成年儿童与从事兼职或未就业的母亲以及全职工作的父亲（若同住）生活在一起。奥地利的女性兼职率在欧盟成员国中仅次于荷兰，性别兼职差距长期存在。2023年，奥地利整体失业率为5.1%。有子女的女性中，3.3%失业且在求职，23.8%未就业且未求职；有子女的男性中，对应比例分别为2.7%和13.7%。18岁以下儿童中，18.1%与未就业、非育儿假且未求职的母亲同住（3岁以下儿童中此比例达25.3%）。

家庭平均收入方面，多子女家庭（三个或以上孩子）和单亲家庭更可能属于低收入群体。家庭福利和社会福利是家庭户收入的重要补充，在有三岁以下孩子或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中，福利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20%。GGP分析显示，有三个或以上孩子的夫妇中，16%年净收入低于2万欧元，而单亲父母的这一比例高达44%。研究指出，如果母亲仅依赖个人收入，至少一半将处于在职贫困状态，且（主要从事兼职的）母亲面临比男性更高的在职贫困风险。

住房产权方面，单亲家庭的自有住房率（33%）低于其他有子女家庭类型（62-71%），但远高于独居成年人（15-25%）。近半数的自有住房者（47%）曾获得超过5,000欧元的赠与或遗产，而租房者中这一比例仅为21%。租房者在应对当前财务承诺方面也明显比自有住房者更困难。

婚姻状况与离婚率

婚姻与注册伴侣方面，已婚人口比例下降。2023年，奥地利共有45,855对新人结婚，其中异性婚姻45,070对，男同性婚姻365对，女同性婚姻420对。同年有1,955对伴侣注册，其中异性伴侣1,843对，男同性伴侣70对，女同性伴侣42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1.5岁，男性为33.5岁。离婚方面，近年来离婚率呈下降趋势。2023年有14,656起离婚，相当于每10万居民160.5起。同年有181对注册伴侣关系解除。从儿童角度看，受父母离婚影响的未成年人数量从2001年的18,000多名下降到2023年的约12,500名。2023年，受父母离婚影响的儿童中，71.9%年龄在18岁以下。在所有婚生儿童中，有19.3%会在18岁前经历父母离婚。

教育与家庭

伴侣教育水平具有高度同质性，64%的伴侣教育水平相同。教育水平也影响生育意愿、实现与时机。与中等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女性相比，拥有高等教育的女性倾向于推迟初育，且子女数更少，尽管她们的生育意愿更高。对于“理想子女数”，两孩规范在低教育水平群体中不那么突出，他们更可能认为三个或更多孩子是理想数目。教育水平也塑造了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女性和大学毕业生普遍表达更平等的态度。此外，母亲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与其教育水平正相关，高教育水平母亲回归更快。在奥地利，下一代的机会仍深受原生家庭影响，父母资源影响孩子的未来。尽管教育扩张和代际向上流动存在，但奥地利的教育获得仍与父母背景紧密相关。

民族多样性

奥地利人口的民族多样性日益增加。非奥地利国籍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11%上升到2025年的20%，非奥地利出生人口比例从15%升至23%。2023年，约27%的奥地利人口有移民背景。新生儿中拥有奥地利公民身份的比例从1970年的96.8%下降到2023年的77.6%。非奥地利国籍女性的总和生育率（1.56）略高于奥地利国籍女性（1.23）。相应地，有移民背景的家庭数量也在增加。2024年，约24%家庭的户主为外国国籍，约26%家庭的户主出生在奥地利以外。移民背景群体中近五分之二来自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德国公民是最大群体。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奥避难的乌克兰人数量大幅增加。2023年婚姻统计显示，10%的新婚或注册伴侣双方均为外国公民，22%涉及一位奥地利公民和一位外国公民，68%为两位奥地利公民。因此，约三分之一的奥地利婚姻至少涉及一位外国伴侣。GGP 2023分析也表明，约70%的伴侣双方均出生在奥地利，约15%的伴侣中一方为移民，剩下15%的伴侣双方均为移民。

奥地利家庭面临的挑战

报告接着分析了奥地利家庭面临的核心挑战，包括低生育率的实现、家庭内工作安排、贫困风险以及强迫移民与融合问题。

实现生育意愿：低生育率的原因包括育龄女性数量减少、为人父母对实现人生圆满的价值下降、终生无子女率上升以及多子女家庭比例下降。尽管总体上有子女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但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通胀等全球危机加重了家庭负担，并影响了约三分之一受访者的生育计划，其中通胀是主要压力源。女性、30岁以下人群、中低教育水平者以及已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父母更可能因危机而改变生育计划。

家庭内工作安排：家庭工作安排中的性别化行为在奥地利持续存在。育儿责任对父母就业，尤其是母亲就业影响最大。尽管父亲参与育儿有所增加，但在2020年出生的孩子家庭中，仅有15%的父亲选择了共享育儿假并中断工作。父亲平均只休了4%的育儿假天数。育儿假后，父亲恢复全职工作的可能性是母亲的两倍多。在奥地利，有2-14岁子女的母亲中，兼职（每周最多30小时）已成为主流就业模式（54%-60%），“现代化男性养家模式”日益普遍（52%-56%）。即使在伴侣双方工作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母亲仍承担更多无酬照料和家务。当家庭中有年老、生病或虚弱的成员需要照料时，也主要由女性承担。这导致了奥地利显著的性别薪酬差距和养老金差距。2023年，未经调整的性别薪酬差距为18.3%，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考虑就业特征后，仍有近三分之二的差距无法解释。2023年，女性的月养老金比男性低40.7%（中位数低47.1%）。时间使用数据清晰显示了照料工作的性别分工，即使伴侣双方就业程度相同，女性投入直接照料的时间仍多于男性。分居或离婚后，儿童通常与母亲同住，经济后果存在性别差异，女性通常是经济上的“受损方”。家庭工作安排似乎也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单亲父母的自我健康评价最差。近年来的各种危机也加剧了压力水平，女性和低教育水平者受影响更大。

贫困风险：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奥地利贫困率较低，但不同家庭类型的风险差异显著。单亲家庭和有多名子女的夫妇家庭面临更高的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2023年，单亲家庭的贫困风险率达41%，其中单亲母亲风险尤其高。有三个或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家庭，贫困风险率为31%。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是决定家庭及儿童贫困风险的主要因素。住房状况对儿童的贫困风险至关重要，奥地利面临保障性住房短缺问题，特别是在大城市。通胀和能源价格上涨对家庭，尤其是单亲家庭，造成沉重打击。

强迫移民与融合：奥地利是欧洲获得庇护批准数量第四高的国家，主要来源国为叙利亚、阿富汗和索马里。此外，近年来抵奥的被迫移民还包括大量乌克兰人。难民家庭面临特定挑战，包括与伴侣和子女的分离期。语言和教育被视为外来家庭融入的关键。数据显示，2022/23年度，1-5岁奥地利公民儿童的学前教育入园率（77%）高于非奥地利公民儿童（71%）。

奥地利支持家庭的国家计划

最后，报告概述了奥地利支持家庭的国家计划，主要包括育儿与照料休假、经济福利与税收支持、儿童照料与教育以及支持性措施与法规。

育儿与照料休假：核心是“育儿津贴”，父母可选择12个月（基础模式）或15-24个月（加长模式）的带薪休假，期间有收入补偿。还有“兼职育儿假”，允许父母在子女满七岁前将工作时间减少至每周12-32小时。此外，还有“长期照料假”和“家庭临终关怀假”以照顾重病亲属。然而，父亲对育儿假的使用率仍然很低。

经济福利与税收支持：包括“家庭津贴”（每名儿童每月发放，直至特定年龄或完成首次职业教育）、“多子女补助”、“单亲家庭减税优惠”以及“最低收入保障”等社会援助。这些福利旨在直接补贴家庭开支，减轻经济负担。

儿童照料与教育：奥地利为0-6岁儿童提供广泛的公立托育服务，但覆盖率、开放时间（通过“家庭与职业兼容性指标”衡量）和质量在地区和城乡间存在差异。维也纳在VIF合规托育机构供给方面指数最高。

支持性措施与法规：包括儿童监护权法律（通常父母双方共同监护）、子女抚养费规定、针对家庭暴力的保护措施，以及承认同性婚姻和注册伴侣关系的法律。自2019年起，同性婚姻在奥地利合法。

结论与讨论

本报告系统描绘了奥地利家庭的现状、挑战及国家支持体系。研究发现，奥地利家庭正经历深刻的人口与社会变迁，包括家庭形式多元化、生育率低迷、人口老龄化、教育扩张及民族多样性增加。这些变化与家庭在实现生育意愿、平衡工作与家庭、应对贫困风险以及促进移民融合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密切相关。尽管奥地利实施了旨在支持家庭“选择自由”的混合福利政策，包括育儿假、经济补贴、托育服务和法律保障，但实际效果受到传统性别规范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并存的限制。例如，家庭内工作安排的性别不平等依然顽固，导致显著的性别薪酬与养老金差距；父亲对育儿假的低参与度反映了深层的性别角色观念；托育服务供给不均影响了家庭，特别是母亲的工作生活平衡；单亲家庭和多子女家庭依然面临较高的贫困风险。报告结论指出，奥地利的福利混合体及其对家庭“选择自由”的强调，在持续存在的传统规范性语境中，与保守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共存，其影响有限。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奥地利家庭动态提供了全面的数据基础，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评估和设计更有效的家庭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未来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其能否更实质性地挑战不平等的性别规范，提供更普惠、高质量的服务，并更有力地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