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Grief and Trauma Structures Among Relatives of Spanish Civil War Victims: A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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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西班牙内战受害者亲属因遗骸缺失或下落不明而难以完成哀伤过程的问题。研究者通过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83名亲属的心理困扰结构，发现遗骸的可得性显著影响了创伤症状的构成模式。研究表明，寻回遗骸有助于形成更协调的哀伤过程，这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和制度性支持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对理解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创伤的漫长回响：一项关于西班牙内战受害者亲属心理困扰的研究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伤口却在代际间悄然传递。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及随后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有数以万计的人遭到杀害并被草草掩埋，他们的亲属在之后数十年里，不仅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更因遗骸下落不明、无法举行告别仪式而陷入一种“悬而未决”的哀伤之中。这种因社会政治暴力导致的亲人失踪，带来了持续的心理困扰，其核心在于“模糊性丧失”——死亡无法被确认，哀伤过程因此被无限期地阻滞，难以达成心理上的“了结”。这种痛苦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消散，反而可能通过家庭叙事、沉默和日常的情感互动传递给后代，形成复杂的代际心理创伤。然而，这种在遗骸缺失或信息不明情况下的心理困扰，其内部结构究竟如何？寻回遗骸这一具体行动，又是否真能对亲属的心理健康产生可观测的积极影响？为了深入探索这些问题，一篇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Trauma》上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网络分析方法，试图描绘出不同情境下心理痛苦的“地图”。
该研究采用了横断面定量设计，招募了83名西班牙内战受害者的亲属作为样本。研究者根据遗骸的可得性与信息知晓情况，将参与者分为三组：第一组 既无遗骸也不知下落；第二组 无遗骸但自认为知晓其位置；第三组 已寻回遗骸。研究通过一系列标准化心理学量表评估了多个维度的心理指标，包括：使用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ES-R)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侵入、回避、过度唤醒）；使用德州哀伤修订量表(TRIG)评估当前哀伤强度；使用认知融合问卷(CFQ)评估个体将自身思维内容与事实过度融合的倾向；以及使用感知压力量表(PSS-10)评估主观压力水平。研究的核心分析技术是心理网络分析，该方法不预设潜在的共同病因，而是将每个心理症状（如“侵入性思维”）视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通过计算节点之间关联的强度（“边”的权重），来揭示不同心理变量是如何相互连接并构成一个整体的困扰结构的。研究者分别构建了包含五个节点（排除感知压力）和六个节点（包含感知压力）的网络模型，并计算了节点中心性等指标，以比较三组间心理困扰结构的差异。
样本特征与背景
研究样本以受害者的二级亲属（子女/孙辈，占68.7%）为主，平均年龄58.9岁，这凸显了研究的焦点在于代际创伤的传递。大多数参与者（81.9%）表示未获得任何制度性支持，超过半数（55.4%）未曾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描绘出一个被制度忽视、缺乏仪式闭合机会的普遍图景。这为后续理解高水平的哀伤、压力与创伤症状提供了社会背景。
五节点网络模型的结果：遗骸可得性如何塑造核心症状网络
在不包含感知压力的五节点网络（包含回避、过度唤醒、侵入、哀伤强度、认知融合）中，三组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构。第一组（无遗骸无信息） 的网络呈现部分连接，其中侵入(Intrusion)是最核心的节点，表明无法确认亲人下落的亲属，其心理困扰主要围绕着不受控制的创伤性记忆和思绪组织。第二组（无遗骸有信息） 的网络呈现出完全连接的状态，过度唤醒(Hyperarousal)成为最中心的节点，这意味着当亲属认为自己知道遗骸位置却无法获取时，生理上的高度警觉和情绪激动成为了整个心理体验的枢纽。第三组（有遗骸） 的网络同样部分连接，但侵入和哀伤强度的中心性都较高，且认知融合显示出更强的关联，表明获得遗骸后，心理体验的核心从单纯的创伤反应，转向了包含更多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的、更为整合的哀伤过程。
六节点网络模型的结果：感知压力的“破坏性”作用
当引入感知压力(PSS)构建六节点网络后，模式发生了关键性变化。第一组的网络仍以创伤症状为核心，但结构保持一定的凝聚力。第三组的网络也维持了中等程度的连接性。然而，第二组的网络出现了戏剧性的“崩解”——所有变量间均未检测出显著的连接（稀疏度为1.0），形成了一个完全离散的结构。这表明，对于“知情却不得”的亲属而言，广泛的、弥漫性的压力感并未与其他具体的创伤或哀伤症状整合，反而可能导致一种解离性的心理状态，即各种痛苦体验彼此孤立，缺乏有组织的心理应对模式。
网络结构的差异与讨论
研究结论明确指出，西班牙内战受害者亲属的心理困扰并非同质化的，其结构深受遗骸可得性与相关信息状态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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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未知导致创伤核心化：对于既无遗骸也不知下落的亲属（第一组），其心理困扰的结构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特别是侵入性思维为中心。这符合“模糊性丧失”和制度化哀伤的理论，即由于丧失无法得到社会确认和仪式性处理，哀伤过程被阻滞，心理能量固着在创伤反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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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不得引发解离与激惹：对于自认知晓位置但未收回遗骸的亲属（第二组），其心理状态最为特殊且脆弱。五节点网络显示过度唤醒是核心，表明他们处于一种持续的情绪激惹状态。而加入感知压力后网络的崩解则提示，这种情境可能产生一种解离性的应对方式，全局性的压力感压倒并打散了症状之间的有机联系，阻碍了有意义的哀伤整合。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再度受害”的过程：知晓地点带来的希望与无法行动的无力感形成强烈冲突，导致心理系统难以组织。
- 3.
遗骸寻回促进哀伤整合：对于已寻回遗骸的亲属（第三组），其网络显示出更高的凝聚力，且哀伤强度和认知融合等与意义建构、情感加工相关的变量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表明，获得遗骸、举行仪式提供了关键的“现实检验”和“终结”信号，使得心理过程能够从单纯的创伤反应，转向更为主动、认知参与度更高的哀伤加工。这支持了诸如沃登(Worden)的哀伤任务模型等理论，即完成哀伤需要主动的认知和情感工作。
研究的意义与启示
这项研究的意义超出了心理学范畴，延伸至历史、社会与政治领域。
在心理学与临床实践上，它首次通过网络分析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遗骸的寻回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能实质性地改变哀伤亲属心理困扰的内在结构，使其从碎片化的创伤反应转向更整合的哀伤过程。这强调了在处理历史性集体创伤时，法医学鉴定、遗体归还和纪念仪式等“实体性”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心理干预。
在社会与政治层面，研究揭示了制度化哀伤的长远危害。当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公共记忆长期忽视或否认一部分受害者的存在时，其亲属的痛苦便无法在社会层面得到承认和疏导，从而被“私有化”并代际传递。因此，旨在恢复历史正义的政策——如正式废除非法判决、系统性地发掘鉴定乱葬岗遗骸、全面承认流放者身份——并非“重揭伤疤”，而是为这些始终敞开的伤口提供制度性闭合的可能。这关乎民主社会的质量与公民对制度的信任。正如研究引用的观点，一个体面的社会不应跨越的伦理界限之一，便是对由暴力造成的人类痛苦视而不见。这项研究通过描绘心理困扰的精细地图，为构建一个更能承载历史、更富同理心的社会，提供了来自科学实证的迫切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