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Risk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of riparian farmers to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 the Maule River basin (Chile)
编辑推荐：
气候变化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特别是河岸农业造成显著影响。为评估河岸农民的气候风险感知及其对适应策略采纳的影响，研究人员在智利毛莱河流域对206名中小农户展开调查。研究发现，洪水是最受关注的灾害（79%），农民对灾害关注度高但准备度低（58%），而水管理是其主要适应策略（43%）。风险感知的认知与情感维度均与适应行为显著相关。本研究强调了在农业区气候适应计划与政策设计中，纳入感知因素对于增强抵御极端天气事件能力的重要性。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强度和分布正发生着深刻改变，对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构成了严峻挑战。干旱、霜冻和河流洪水等灾害，不仅直接损害作物生长与收成，破坏农业基础设施，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计和全球粮食安全。河岸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霜冻和洪水等灾害尤为敏感，使得依赖这些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变得高度脆弱。为了减轻这些影响，各国纷纷出台了各类适应政策与工具。然而，这些措施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民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现实的理解，特别是他们的风险感知——即人们对危害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文化评估。现有研究表明，风险感知是驱动预防和适应行为的关键要素，但在农业领域，关于风险感知如何系统性影响适应策略采纳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认知与情感维度的综合作用未被充分整合。这为理解脆弱农业背景下的适应机制留下了一个关键缺口。地处南美洲的智利，其极端天气事件已在国内农业和农村地区引发多次灾害，作为国家农业和林业经济战略要地的中央河谷地区，在经历“特大干旱”（2010-2020年）的同时，还频受霜冻和洪水侵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探究河岸农民如何感知气候风险、采取了哪些适应策略以及风险感知如何与适应行为相关联，显得至关重要。这项以智利毛莱河流域为案例的研究，旨在为当前及未来农业区气候变化适应计划与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相关成果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上。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系列关键方法。首先，基于风险感知的认知与情感两大核心组件，设计了一份包含受访者数据、风险感知和已实施适应措施三个部分的半结构化问卷，其中风险感知部分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等进行测量。研究区域选定为毛莱河流域沿岸的三个主要支流区域，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结合无人机航拍图像，确定了425处河岸（距离河道中心线最大1.5公里范围内）属性作为分析单元，并运用有限总体公式计算确定了202份的理论样本量，最终完成了对206名18岁以上农场负责人的面对面问卷调查。在数据分析阶段，首先对河岸农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了分类和描述性统计。随后，为验证风险感知的因素结构，采用了基于主成分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并利用Kaiser-Meyer-Olkin（KMO）指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评估了因子分析的适切性，通过Cronbach's α系数评估了构念的内部一致性。最后，运用皮尔逊卡方检验（在期望频数较低时使用Fisher精确检验）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联，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3.1 河岸农民的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在感知到的气候风险严重性方面，洪水被河岸农民视为影响最大的灾害（79.1%），远超过霜冻（42.2%）和干旱（35.4%）。农民报告所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过去二十年普遍增加，特别是干旱（64.1%）和洪水（73.3%），并且大多数人预计未来洪水（79.6%）、干旱（71.8%）和霜冻（57.3%）的频率将会增加。在风险意识方面，仅有约一半（53.9%）的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土地位于气候灾害区。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男性、成年农民、土地所有者以及居住在距离河流1公里以内的农民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意识。先前经历过洪水的农民，其风险意识、信息掌握度和准备度也更高。情感上，大多数农民（92%）对灾害给家庭和社区带来的影响感到高度悲伤，并对面临新灾害表示高度担忧。洪水与干旱的感知严重性与情感担忧程度显著相关。此外，农民对地方风险管理机构表现出显著不信任。在从过往事件中学习方面，超过半数（58.3%）的农民感到“很少或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气候灾害，教育水平较低、农场看管人、未参与社会组织的农民以及未经历过灾害的农民，其准备度感知更低。绝大多数农民（80%）未参与过气候灾害教育项目。
3.2 面对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
在适应策略采纳方面，63.6%的河岸农民表示未采取任何策略，而36.4%的农民正在实施措施。男性农民和拥有较大农场（≥ 51 公顷）的农民更可能采纳适应策略。在已实施的策略类型中，水资源管理实践（如滴灌和喷灌、清理/拓宽灌溉渠道）占主导地位（43.2%），其次是农艺策略（32.2%，如轮作、改变种植日期），结构措施（24.6%，如温室、河岸保护）使用最少。经济因素和策略的感知有效性是采纳的主要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农民（28%）采取了收入多样化策略，且高达90.3%的农民不购买农业保险，主要归因于保险体系运行不佳、认知不足和信息缺乏。
3.3 风险感知与农民适应行为之间的关联
风险感知的多个维度与适应措施的采纳显著相关。洪水和干旱的感知严重性与适应措施采纳正相关。直接经历过洪水和霜冻的农民更可能报告采取了适应措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灾害区的农民，其采取适应措施的比例（47.7%）显著高于无此意识的农民。认为传统知识至关重要、有效并重视其传承的农民，也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水平。情感方面，经历担忧、悲伤、无助和恐惧等情绪的农民，更频繁地采取适应措施。学习维度上，认为自己准备充分、参与过灾害教育项目、愿意投入时间培训以及对使用新技术感兴趣的农民，其适应措施的实施率也更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风险感知在塑造河岸农民对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洪水被感知为最具影响的灾害，并引发了高度的情感关注。先验经验、教育水平和土地权属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民的风险意识和准备度。经济资源是决定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农民倾向于优先选择低成本、高效率的策略（如水管理），而规避如收入多样化或农业保险等选项。研究显著地证实，认知因素（如影响严重性、频率、意识）和情感因素（如恐惧、悲伤、担忧）均与农民的适应行为相关联，尤其是在经历严重灾害事件之后。这一发现强调了在未来关于农村地区风险感知的研究中，需要整合认知与情感双重维度，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对气候风险适应响应的塑造作用。基于此，作者建议将新的情感维度和信仰体系作为风险感知的关键维度纳入考量，以更深入地理解未来的适应行为。同时，强调有必要将风险感知整合到农业适应政策与项目的设计之中，充分考虑意识、知识、机构信任和学习等关键因素，以增强对未来极端事件的抵御能力。本研究为针对脆弱农业区的、以感知为导向的气候变化适应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