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war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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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针对酒店旅游业社会可持续性难以长期内化的问题，研究者整合动态能力与制度等理论，通过框架分析及管理者工作坊，提出包含感知、攫取、转型与系统协作四阶段的递归能力模型，为实现社会目标向常态化治理嵌入提供理论与实操路径。
当提到“可持续发展”，人们往往会立刻联想到节能减排、碳中和等环境议题，或是董事会结构、合规披露等治理议题。然而，在环境（Environmental）与治理（Governance）被大量研究与实践的聚光灯照射时，那个代表“社会”（Social）的维度却常常处在半明半暗的角落。尤其在酒店与旅游业中，社会可持续性不仅高度依赖具体地点的独特性，而且其成效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被识别。随着行业对健康的社区关系、员工福祉以及长期社会影响的依赖日益加深，企业若只停留在象征性的社会责任或“漂绿式”的社会形象包装，已越来越难获得运营许可与长期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álvaro Dias、Laura Zizka、Shaniel Bernard、Manisha Singal 与 Jo Ann Ho 等研究者开展了一项聚焦且深入的工作，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酒店与旅游企业究竟如何将数据、承诺与项目，转化为长期战略中稳定、可延续的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治理？相关成果发表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为回答该问题，研究者并未把社会可持续性视为一次性项目或合规动作，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企业通过能力建构与治理整合，逐步把社会目标嵌进组织惯例、结构与关系中。研究以框架分析（Framework Analysis）为主轴，结合多轮管理者工作坊数据，并引入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框架、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与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三者交叉视角，最终提炼出一个由四类相互依赖、可循环强化的能力阶段构成的递归模型：感知（Sensing）、攫取（Seizing）、转型（Transforming）与系统协作（Systemic Collaboration），并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生产（Co-production）作为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
在关键方法上，研究采用建构主义认识论与批判实在论本体论，以框架分析对质性数据进行系统解读；数据来自分阶段、半结构化共同设计工作坊（Workshop），参与者为来自酒店与旅游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涉及2024年9月与2025年4—5月多组样本，通过大学—产业合作项目目的抽样招募，侧重ESG、社会责任与人力资源相关职能，且具备一定管理年限与社责实践参与经历）；分析过程包括熟悉文献与数据、建立初步基于理论的编码框架、再按数据涌现模式细化与归纳、手动索引并组织为专题矩阵，通过跨案例比较与持续比较实现概念饱和，并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备忘录与团队复盘保持反思性。
Introduction
文章指出，可持续性已成企业应对复杂利益相关者期望与社會需求的关键战略议题，但社会维度相较环境与治理仍理论化不足，尤其在长期组织整合方面。酒店与旅游业因依赖与本地社区的健康关系，更需要衡量与改进长期社会影响，并建立应对社会挑战的流程。研究问题聚焦两个层面：一是长期战略发展中，企业如何把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化；二是哪些组织机制能支持对制度化社会可持续性的监测与调适。现有研究多在目的地治理、公共政策或CSR项目层面展开，较少揭示社会可持续性如何在组织内部逐步稳定为常态化治理条件，尤其在过程顺序、管理者能动性与制度约束互动、内部治理机制转化外部压力为持续结构这三方面仍显薄弱。于是，研究把“制度化”定义为递归的能力建构过程，并通过动态能力视角将其操作化为可迭代的阶段。
Theoretical framework
这一部分整合三类理论：制度理论解释“为何改变”，即外部合法性压力如何推动企业朝向深层结构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关系机制”，即通过互动、协商与共同生产来理解与落实社会期望；动态能力框架解释“改变的内部引擎”，即企业如何通过能力与关系投资，使社会承诺与长期战略目标对齐。三者分别覆盖宏观（制度场域）、中观（利益相关者网络）与微观（能力）层面，并通过过程观统合：利益相关者参与不仅是规范或关系问题，更成为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与制度嵌入的通道，使企业在时间轴上既响应场域逻辑，也参与重塑规则。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s the impetus for change
制度理论视角下，企业嵌入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必须回应不断演变的规范、期望与合法性压力。ESG强调、道德消费主义与社区行动主义等，正在改变旅游领域的制度逻辑，使“真实的社会绩效”成为新规范性需求。因此，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化的重要起点，是外部压力催生的合法性诉求：企业从表面化社会责任走向深层、结构性整合。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s the relational mechanism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被推进为更具过程性的视角：共同生产、对话性参与与关系建设的递归特征，使利益相关者参与不再是静态的优先级排序，而是可积累、可修正的能力建构过程。在酒店业情境中，与员工、顾客、供应商及本地社区的共同生产，会形成服务交付、社区参与与合法性的协同惯例；把这些输入纳入战略制定、监测系统与组织学习，便构成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帮助企业在感知外部期望、攫取合作机会与转型内部结构中保持敏捷与一致。
Dynamic capabilities as the engine of change
动态能力在此被具体化为多阶段能力建构：感知（识别与解读社会信号）、攫取（动员资源并形成可操作举措）、转型（重构内外部关系以嵌入社区与文化系统），以及研究进一步明确的“系统协作”（多主体治理整合）。每一阶段都对应特定组织过程，且彼此互联，推动社会目标从认识到嵌入，再到与更大尺度治理架构接轨。
Sensing: 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awareness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knowledge and learning
感知阶段强调企业如何检测、解读并内化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例如通过利益相关者磋商、一线员工反馈、社区对话与跨职能学习等。研究归纳出若干关键维度：环境扫描（监测劳动趋势、社区需求、文化优先事项与新兴规范）、利益相关者参与（获取多元外部知识以识别风险与机会）、知识获取（培训、工作坊、员工参与与学习惯例）、内部传播（结构化学习系统与跨职能沟通，以避免浅表CSR）、弱信号解读（将早期社会线索转为战略优先级）、早期利益相关者整合（参与式规划与社区协商），以及管理者认知框架（判断、心智模型与价值导向解读）。这些维度共同支撑企业“早察觉、早理解、早对齐”。
Seizing: operationalizing soci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human capital
攫取阶段关注企业如何把已识别的社会议题，转化为可重复、可扩展的内部行动。典型做法包括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安全结构、员工福祉项目，以及针对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招聘与留用（如移民、残障人士、经济弱势人群）。研究同时指出一种张力：合规导向的工具性做法，与将包容内化为组织文化与身份的深度制度化之间，存在明显落差。理论上，这一阶段体现企业动员内部资源、重构制度信号为合法性资产的过程；而让员工成为内部关键利益相关者，并通过共同生产把社会倡议“写进”运营核心，则是把社会可持续性从意图推进到惯例化的重要杠杆。
Transforming: embedding firms within community and cultural systems
转型阶段表现为企业从内部人力与流程建设，走向外部关系重构：与本地机构、社区领袖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推动文化倡议，并将业务运营与居民优先事项对齐。成功案例往往从“参与”走向“协作”，例如与学校等机构共同生产社会价值，并通过地方导向治理模型，和社区一起制定关系规则与规范，从而获得更稳固的运营许可。此时，企业不再仅是市场行动者，而逐步成为嵌入社区的制度行动者；文化管护（Cultural Stewardship）则帮助企业在旅游发展中尊重本地身份与传统，降低文化商品化或社会冲突风险。
Systemic collaboration and governance integration
系统协作阶段进一步把焦点从企业内部例行化，扩展到与外部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与金融机构等共同治理社会可持续性目标。研究者认为，这不仅是对既有制度环境的适应，更包含企业作为“制度创业者”参与塑造行业规则、指标与问责机制的过程。例如通过共享目标、ESG披露、目的地级可持续评估等，形成外部问责平台，防止组织漂移，并在多组织伙伴关系中建立场域级信任与持续价值创造架构。文章强调，这一步区别于动态能力传统表述中的“转型”，因为它更明确地指向跨组织治理结构的共同配置与新规则生产。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recursive capability reinforcement
制度化在此不是线性终点，而是更高阶能力：它通过反复校准，使感知、攫取、转型与系统协作不断被强化与修订。新产生的制度（如报告标准、目的地目标）会成为下一轮“感知”的对象，从而形成闭环。社区合法性与战略对齐在此通过常态化治理机制实现：前者体现在结构化参与、正式伙伴关系和目的地平台中的影响力；后者体现在社会可持续性目标进入内部规划、绩效评估与ESG报告系统。社会影响不仅是制度化对齐的结果，也作为反馈信号，触发重新感知与能力再校准。图中还用“知识激活—操作嵌入—情境整合—战略对齐”的递进箭头，以及“战略反思性（Strategic Reflexivity）”反馈环，表达这一过程的学习与迭代特征。文章亦指出，制度化并不消除张力：市场在逐利与制度压力（包容、公平、社区投资）之间常出现冲突，而制度化价值在于提供对话、冲突解决与妥协的论坛，而非假设一切共识。
Conclusion and contributions
结论部分总结：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化是一个递归、由动态能力驱动的过程，并通过感知、攫取、转型与系统协作四阶段相互强化地展开。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把制度化从静态成熟度或ESG指标操作化，推进为动态、过程性的治理能力；在旅游领域扩展动态能力应用，使其覆盖长期协调、合法性建设与利益相关者整合，并提出“系统协作”作为中观能力阶段；通过利益相关者共同生产 bridging 微观能力与宏观制度结构，缓解“能动—结构”二分；并以酒店与旅游业为场域，具体化社会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如知识获取、包容性人力治理、社区嵌入、文化共同生产等）。实践含义则指向：企业可在早期以内部知识共享、社区磋商与结构化利益相关者参与建立感知基础；把共同生产变为微观基础，通过可负担的共同设计实践与治理基础设施（如指标、跨部门协作、评估整合）推动攫取与嵌入；最终通过跨组织伙伴关系、联合委员会或共享平台等，支撑系统协作与持续问责。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罗列“应该做什么”，而在于揭示“怎样才能持续地做到”：当社会可持续性从项目式行动沉淀为组织惯例与治理逻辑，并通过利益相关者共同生产不断再感知、再调整时，企业才更有可能在复杂制度环境中保持合法性与战略一致性。该框架为酒店与旅游业提供了一条可操作化的路径，也让“社会”这一常被模糊处理的维度，获得更清晰的能力化与制度化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