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and Policy》：Do post-pandemic policies support a holistic green recovery? Evidence from three coast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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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及其他组织均倡导“绿色复苏”，主张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应同时回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等环境与社会问题。然而，关于已采纳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试图实现这些更广泛目标的证据仍然有限。本文对三个沿海地区——苏格兰（英国）、德国西北部和
世界各国政府及其他组织均倡导“绿色复苏”，主张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应同时回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等环境与社会问题。然而，关于已采纳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试图实现这些更广泛目标的证据仍然有限。本文对三个沿海地区——苏格兰（英国）、德国西北部和马萨诸塞州（美国）——所采纳的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以蓝色经济（blue economy）为切入点。蓝色经济涵盖渔业、航运和旅游等沿海与海洋相关活动，而这些活动因COVID-19疫情及相关限制措施而遭受了多重负面冲击。研究人员采用既有框架，该框架识别出绿色复苏的四个关键支柱——气候行动（climate action）以及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以评估相关政策在蓝色经济及更广范围内是否以整体性方式支持绿色复苏。结果表明，三个地区均存在针对绿色复苏各支柱的政策，且绿色复苏框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也均有所体现，尽管其强调程度存在差异。然而，这些要素之间的整合性仍存在疑问。该方法展示了一种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分析过程，可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即使各项措施是分别出台的，其组合后仍可能构成支持绿色复苏或绿色发展的综合性政策组合。
本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and Policy》，聚焦后COVID-19时期绿色复苏政策在沿海地区的落实程度，核心问题是：后疫情政策是否真正以整体性方式兼顾经济复苏、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与气候行动。研究背景在于，疫情冲击促使各国推出大规模复苏措施，国际组织和学界普遍倡导将“绿色复苏”作为经济刺激的方向，使复苏不仅恢复增长，而且推动向更具韧性（resilience）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发展路径转型。然而，既有研究多从资金投向角度衡量“绿色”比例，较少细致分析政策文本是否系统覆盖绿色复苏所需的多重目标，更缺乏针对沿海地区与蓝色经济（blue economy）的比较证据。沿海地区之所以重要，在于其经济高度依赖渔业、水产养殖、港口航运、滨海旅游、海上能源等海洋与海岸资源，同时又面临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酸化、生物多样性退化、极端天气增加等长期生态风险，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就业、收入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的脆弱性。因此，识别这些地区的后疫情政策是否构成真正的整体性绿色复苏，具有现实政策意义。
研究人员围绕苏格兰、德国西北部和美国马萨诸塞州三个高收入国家跨大西洋北方沿海地区开展比较研究。这三个案例具备一定可比性：均为沿海区域，具有重要蓝色经济活动，同时在治理架构、政策权限、区域发展特征和海岸社会经济条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适合用来识别绿色复苏政策的共性、差异与缺口。研究结论指出，三地均存在覆盖绿色复苏不同支柱的政策，绿色复苏框架所强调的核心组成部分总体可见，但通常分散于多项政策之中，而非由单一政策完整承载。也就是说，绿色复苏并非缺席，而是呈现出碎片化、差异化和整合不足的特征。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并验证了一种基于证据的政策映射路径，可用于判断不同政策组合是否共同构成支持绿色复苏的综合政策包，并提示未来政策设计应更重视跨部门整合、治理机制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嵌入。
研究方法方面，作者以Hartmann等人提出的绿色复苏框架为分析工具，将绿色复苏界定为四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与气候行动，其中包含绿色就业（green jobs）、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包容性（inclusion）、良治（good governance）、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减缓（mitigation）、适应（adaptation）、清洁能源（clean energy）、脱碳（decarbonization）、与自然协同（work with nature）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要素。研究人员收集2020—2024年三地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正式政策与战略文件，共纳入62项政策，政策来源结合官网检索与前期关键知情人沟通；样本队列包括苏格兰14名、马萨诸塞州15名、德国35名相关咨询对象。随后采用演绎编码（deductive coding）对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比对，提取各政策与绿色复苏各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
Results: policies for green recovery
Scotland
苏格兰的政策体系覆盖绿色复苏四大支柱，且政策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研究显示，苏格兰政府在疫情后出台了多项战略、愿景和干预措施，其中不少是对既有承诺的重申或再包装，但整体上构成了面向绿色复苏的政策版图。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行动与绿色就业导向明显。由于苏格兰早在2019年已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并提出到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net zero）的目标，因此疫情后经济刺激方案明确强调向低碳活动和低碳技术转型。更新后的气候变化计划也直接围绕后COVID-19复苏展开。
在社会支柱方面，苏格兰的包容性议题尤为突出。研究显示，多项政策将“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作为核心原则，强调通过最低就业标准、减贫目标和包容性增长，避免绿色转型中部分群体被边缘化。蓝色经济愿景（Blue Economy Vision）则体现出较强的整体性思路，试图将自然、社会与经济置于相对均衡的位置，并推动海洋部门脱碳。这表明苏格兰在概念层面对绿色复苏与蓝色经济的衔接较为明确。
在实施工具上，区域增长协议（Growth Deals）和绿色自由港（Green Freeports）是创造绿色就业的重要抓手。研究表明，这些政策既涉及资金支持，也包含区域合作安排，兼顾绿色就业、包容性、研发和气候韧性基础设施（climate-resilient infrastructure），部分还直接面向脱碳目标。与此同时，气候适应（adaptation）虽然不是最突出的复苏议题，但并未缺席。第三版《苏格兰国家适应计划》（SNAP3）将提升气候韧性作为主线，并与蓝色经济愿景形成衔接。环境支柱方面，苏格兰设有专门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蓝色经济愿景和适应计划也隐含了沿海与海洋生态系统修复目标。综合来看，苏格兰是三地中最明确使用绿色复苏或近似话语，并将其与公正转型、福祉经济（wellbeing economy）相联系的案例，但各项要素仍主要分布在不同文件中。
Germany
德国的研究结果显示，其政策体系同样覆盖绿色复苏多个维度，但“后疫情绿色复苏”并不是政策表述的核心话语，更常见的是“绿色转型”（green transition）和可持续发展延续。德国复苏与韧性计划（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旨在缓解疫情影响并保障未来竞争力，其内容覆盖气候政策、能源转型、数字化、社会参与、卫生体系和行政现代化等重点领域。由于德国受欧盟（EU）政策强烈影响，NextGenerationEU、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European Green Deal以及相关循环经济和生物多样性战略，共同构成了德国后疫情政策的重要上位框架。
研究指出，德国案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许多与绿色复苏相关的政策并非因疫情而生，而是疫情期间被强化、延展或重新赋予复苏意义。例如，气候减缓、能源法更新、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行动计划等，本质上是既有绿色转型政策的一部分，但在后疫情情境下承担了促进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与苏格兰和美国相比，德国在经济支柱上对绿色就业的直接强调较弱，除European Green Deal外，国家层面几乎没有政策明确以绿色就业为主目标；相反，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工具较为突出，如气候与转型基金（Climate and Transformation Funds）为太阳能等低碳措施提供资金支持。
社会支柱方面，德国多数政策包含性别平等、公平劳动条件和弱势群体支持等包容性表述，但往往较为原则化。研发尤其受到重视，主要围绕气候减缓与适应解决方案展开。气候行动方面，减缓和脱碳远强于适应，说明德国政策重点集中于清洁能源扩张和经济低碳化，而对基于自然的风险降低、生态修复固碳、绿色与灰色基础设施结合的海岸防护涉及较少。环境支柱在欧盟和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战略、生态恢复法等中表现较明显，但研究发现，一个关键缺口在于“生物多样性中性”（biodiversity neutral）这一最低要求并未在所分析政策中得到清晰体现。也就是说，尽管保护与修复目标存在，但政策并未充分说明如何确保相关措施至少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净损失。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的政策格局体现出鲜明的多层级治理特征，联邦、州及地方市镇层面的政策共同塑造了绿色复苏实践。研究显示，美国在疫情后首先推出的刺激政策更偏向经济纾困，但随后联邦层面逐步推出更多兼具环境、气候与公平属性的政策。例如，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通过交通替代方案、栖息地修复、气候韧性、防火、防旱与防洪等投资支持绿色转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资金则直接服务于灾害韧性建设。由此可见，马萨诸塞州案例中，气候韧性和基础设施升级是绿色复苏政策的重要组成。
在包容性方面，Justice40倡议具有代表性，其目标是让联邦在气候、清洁能源、可负担和可持续住房等领域投资收益的40%流向长期投资不足且污染负担过重的弱势社区。这一设计将社会正义与绿色转型明确绑定，反映出美国语境中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取向。与此同时，“与自然协同”（work with nature）在马萨诸塞州尤为突出。国家层面的自然基础解决方案路线图（Nature-Based Solutions Roadmap）及后续报告，提出利用自然基础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同时应对气候变化、自然丧失和不平等，并强调将科学证据与原住民知识共同纳入韧性规划，推动研发、创新、适应性学习以及劳动力技能建设。
州和地方层面政策则进一步把清洁能源转型与就业创造结合起来。研究显示，马萨诸塞州多项政策支持实现碳中和目标（carbon-neutral goals）、发展相关技能并创造新岗位，联邦资金与州内拨款共同形成绿色金融支持。波士顿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还涵盖建筑脱碳、零碳交通、清洁能源扩张、基于自然的韧性提升和劳动力发展等内容。环境方面，地方上存在多项具体的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部分政策还把提升绿色空间可达性纳入目标。总体而言，马萨诸塞州案例显示出较强的气候行动、环境正义和自然基础解决方案导向，但同样不存在一项覆盖全部绿色复苏要素的单一政策。
Synthesis of policy analysis
综合三地结果，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是：没有任何一项单独政策完整覆盖绿色复苏框架的全部维度，但各地区若将多项政策合并考察，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覆盖四大支柱及关键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绿色复苏在现实政策中更多表现为“政策组合”而非“单项政策”。然而，如果这些政策缺乏协同实施与制度整合，绿色复苏就可能停留在目标并列而非真正的整体性转型。
Discussion
讨论部分首先强调研究边界：政策文件只能反映宣示的优先事项与政策意图，不能直接证明实施成效；而且部分政策在分析时尚未充分落地，或后来已被削弱甚至终止，特别是在美国联邦层面。此外，三地治理架构差异显著，苏格兰处于不对称权力下放体制，德国位于联邦制且嵌入欧盟超国家治理，美国则呈现联邦—州—地方多级互动，这些制度差异影响了政策形式、语言和执行路径，也增加了跨区域比较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研究仍识别出若干稳定结论。首先，明确以“绿色复苏”命名的政策文件并不多，苏格兰最为明显；德国更常使用“绿色转型”，美国则更多围绕清洁能源与气候韧性来表述目标。其次，三地都涉及绿色复苏四大支柱，但侧重点不同：苏格兰和美国更突出绿色就业，德国则更注重绿色金融、减缓和欧盟框架下的可持续转型。再次，被框架定义为“必要条件”的包容性、良治和避免生物多样性净损失，虽然在三地都能找到对应政策痕迹，但整合程度不高，尤其良治与生物多样性中性较薄弱。
研究进一步指出，气候行动与经济、社会目标之间的结合相对较强，例如通过脱碳和清洁能源带动就业与区域发展；相比之下，生物多样性目标较少被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复苏战略之中，往往独立存在于专门的环境或生态政策里。这提示现实中的“绿色”政策往往更偏向气候减缓，而较少将生物多样性作为与经济复苏并列、并需一体化治理的核心对象。研究据此认为，若仅聚焦绿色复苏某一单一面向，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不足以建立长期、多维度的系统韧性。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跨部门、跨尺度、跨目标的联动政策，也即更“协同化”（joined-up）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方式。
讨论还强调多层级治理的重要性。绿色复苏相关政策往往同时来自地方、区域或州、国家乃至超国家层面。不同层级在权限、资源和政策连续性上的差异，直接影响沿海地区是否能够依据自身需求塑造转型路径。美国联邦政策后续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即说明地方和州层面即使希望持续推进气候韧性与绿色经济，也可能受到联邦支持收缩的制约。由此可见，若政策文本中缺乏对治理结构、实施主体、监测评估与利益协调机制的明确安排，则绿色复苏目标可能难以转化为稳定成效。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文对COVID-19疫情期间及其后在三个国家沿海地区采纳的政策进行了跨国比较分析，虽然以蓝色经济为切入点，但其结论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研究采用一个既有的、基于证据且具有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用以识别政府、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若要使其政策被视为支持绿色复苏，所应覆盖的要素范围。与既有仅量化复苏资金中“绿色”或“可持续”比例的研究相比，这一框架为政策分析提供了替代路径。结果显示，三个案例地区均存在覆盖绿色复苏各要素的政策，但强调程度不一；被研究界定为绿色复苏“必要条件”的要素同样可见，例如包容性在各国多项政策中均有所体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措施也已存在，但其与其他复苏政策的整合程度不一致；相较之下，治理议题被涉及得较少。对三个具有差异性的沿海地区进行比较表明，尽管各地区在绿色复苏不同支柱上的处理方式和力度有所不同，但共同点在于没有任何单一政策囊括绿色复苏所需的全部要素。这意味着政府和相关机构应考虑采用更加整合的政策路径。尽管三个案例均来自跨大西洋全球北方的高收入国家，但研究揭示的政策碎片化与复杂多尺度治理等问题，可能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未来可将该分析扩展至全球南方等不同经济、政治与治理背景下的沿海地区。总体而言，绿色复苏不仅适用于后疫情情境，也对蓝色经济之外的更广泛发展议题具有启示。鉴于发展路径需要同时回应社会、环境、气候变化与经济目标，研究主张使用基于证据的框架来识别绿色复苏构成要素并对政策进行映射。本文展示了这种政策映射过程如何开展，并指出，即使各项措施是单独出台的，只要加以组合，也可能构成支持绿色复苏或绿色发展的完整政策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