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Testosterone, cortisol, and bullying perpetration in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er vic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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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青少年欺凌行为（bullying perpetration）的生物学与社会情境交互机制。针对睾酮（testosterone, T）和皮质醇（cortisol, C）在攻击性行为中作用不一致的问题，研究团队开展了关于T、C与欺凌行为关系的大样本纵向研究。通过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I-CLPM）分析发现，T水平的波动对欺凌行为的预测受到C水平与同伴受害（victimization）的共同调节。当C降低时，T升高是否导致更多欺凌行为，取决于受害水平的高低。这一结果揭示了同伴受害情境如何塑造激素交互作用对青少年攻击性的影响，强调了生物与情境因素在青少年适应中的复杂 interplay。
在探讨人类攻击性行为的漫长科学旅程中，内源性睾酮（testosterone, T）一直扮演着一个引人注目却又难以捉摸的角色。数十年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支持睾酮水平与攻击性之间存在正相关，但其效应量通常很小，且在不同个体和情境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这促使研究者们不断追问：除了睾酮本身，还有哪些因素在共同导演这场“攻击性”的戏剧？其中，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产生的压力激素——皮质醇（cortisol, C），因其与行为抑制、压力反应和负性情绪的关联，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调节者”。Mehta和Josephs提出的“双重激素假说”（Dual Hormone Hypothesis, DHH）正是基于此，它假设高睾酮水平只有在低皮质醇水平时才会导致攻击性行为，而高皮质醇则会抑制睾酮的攻击性效应。然而，后续的实证研究结果却扑朔迷离，支持与反对的证据并存，让这一假说在科学舞台上充满了争议。
这种不一致性在青春期的研究中尤为突出。青春期不仅是身体和心理发生剧变的时期，也是激素水平（尤其是睾酮）显著升高、同伴关系重要性日益凸显的阶段。与此同时，针对同伴的欺凌行为（bullying perpetration）作为一种重要的攻击性形式，也在此时期达到高峰。欺凌与遭受欺凌（peer victimization）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网络。那么，在青春期的风暴中，睾酮与皮质醇这对激素组合，如何与“欺凌-受害”这个社会情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过往研究多聚焦于成年人，对青春期的关注有限，且大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厘清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个体内动态变化。针对这些研究空白，一篇发表在《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期刊上的研究，尝试通过更为严谨的方法论，为我们揭示这幕大戏中更为精细的剧情。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招募了471名平均年龄约15岁的青少年，进行了为期三次、每次间隔三个月的前瞻性纵向研究。在每次评估中，参与者不仅需要报告自己过去三个月内实施欺凌和遭受欺凌的情况，还需要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如规定时间、禁食等）提供唾液样本。这些唾液样本随后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技术进行分析，以精确量化其中睾酮和皮质醇的浓度。研究人员采用了欧洲欺凌干预项目问卷（EBIPQ）来评估欺凌行为，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研究的核心统计分析方法是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这是一种先进的纵向数据分析技术，其关键优势在于能够将变量间的关联分解为个体间差异和个体内波动两个层面。个体间差异反映的是个体相对稳定的特质（例如，A同学总体上比B同学有更高的睾酮水平），而个体内波动反映的是个体在特定时间点偏离其自身常规水平的短期变化（例如，A同学在第二次测量时的睾酮水平比他自己的平均水平要高）。这种方法能更清晰、更准确地揭示激素水平的短期变化如何预测后续行为的变化，避免了传统模型可能混淆个体差异与因果过程的缺陷。研究人员分别构建了基于“睾酮 × 皮质醇”交互项和“睾酮/皮质醇比值”的模型，并检验了同伴受害对这些激素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研究还控制了参与者的年龄和性别（生理性别）作为协变量，以排除其潜在影响。
个体间层面（Between-Person Level）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对稳定的特质水平上，那些通常遭受更高水平欺凌的青少年，其总体睾酮水平（或较高的睾酮/皮质醇比值）与更高的欺凌行为水平相关。这意味着，在一个长期处于“高压”（高受害）环境下的青少年群体中，较高的睾酮基础水平（相对于其较低的皮质醇水平）是其表现出更多欺凌行为的风险因素。相反，对于那些通常较少受害的青少年，睾酮水平与其欺凌行为没有显著关联。
个体内层面（Within-Person Level）的研究结果则揭示了更为动态和情境依赖的机制。研究发现，睾酮水平的波动对后续欺凌行为的预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受到皮质醇水平和同伴受害经历的共同调节，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睾酮 × 皮质醇 × 受害”三重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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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皮质醇水平高于个体常规水平时，睾酮的升高不会预测后续欺凌行为的变化。这一发现与DHH的预测部分一致，即高皮质醇可能抑制了睾酮对攻击性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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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皮质醇水平低于个体常规水平时，睾酮升高对欺凌行为的预测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受害情境：如果个体当时的受害水平也低于其常规水平，睾酮升高会预测后续更多的欺凌行为；然而，如果个体当时的受害水平高于其常规水平，睾酮升高反而会预测后续更少的欺凌行为。
此外，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平行现象：同样的激素与情境组合（睾酮升高、皮质醇降低）也能预测未来受害经历的变化，但其方向取决于之前的受害水平。这表明欺凌行为与遭受欺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影响的动态循环。
基于主要研究发现，研究团队在讨论中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提出，睾酮升高伴随皮质醇降低的激素组合，在低受害情境下可能促使青少年采取一种“冷攻击”策略。这里的“冷”指的是较低的负性情绪和压力反应（皮质醇低），结合了追求社会地位和奖赏的动机（睾酮高），使得青少年在感觉安全（受害风险低）时，更可能通过欺凌来巩固自身地位。然而，当身处高受害的威胁性情境时，同样的激素组合可能激活了某种调节或抑制过程，促使青少年评估形势，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负面后果（如更激烈的报复）而策略性地减少攻击行为。这揭示了一种灵活的行为适应模式，其方向高度依赖于即时的社会背景。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多方面推动了该领域的认知。首先，在方法论上，它首次在青少年激素-行为关系研究中应用了RI-CLPM模型，清晰地区分了稳定的个体差异与动态的个体内过程，为理解复杂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更精确的视角。其次，在理论上，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但也修正了双重激素假说，强调了社会情境（特别是同伴受害）是理解激素与攻击性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完美契合了一般攻击模型所强调的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观点。最后，在实践意义上，研究揭示了欺凌干预需要考虑个体的生物学敏感性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匹配性。单纯的激素水平可能无法准确预测行为风险，必须结合其经历的社会压力（如受害）来综合评估。这提示未来针对有攻击性行为风险的青少年的干预措施，可能需要双管齐下：既包括帮助其管理情绪和压力反应（可能涉及皮质醇系统），也包括改善其同伴关系和社会环境（减少受害和创造积极互动）。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为未来探索指明了方向。例如，三个月一次的测量间隔可能仍不足以捕捉激素、情绪和行为的短期快速波动；未来研究可采用生态瞬时评估等密集纵向方法。此外，研究主要依赖自陈报告，未来可结合同伴报告或观察法；样本的性别亚组规模不足，未能检验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也未纳入可能相关的神经生物学变量（如脑功能不对称性、血清素功能）。尽管如此，这项研究无疑为我们理解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生物-社会交互本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凸显了在青春期的汹涌激流中，内在的激素潮汐与外在社会风浪如何共同塑造着行为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