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与同期炎症在人格解体与现实感丧失中的作用：基于埃文亲子纵向研究（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的纵向证据

《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 Health》：Childhood and contemporaneous inflammation in depersonalisation and derealisation: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摘要 人格解体（depersonalisation, DP）与现实感丧失（derealisation, DR）是破坏个体对自身及环境感知的解离体验，近期证据表明炎症过程可能参与其中。本研究旨在检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与DP、DR在发育过程中的纵向关联。数据来源于埃文亲子纵向研究（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LSPAC），IL-6于9岁时检测（n=2606），CRP于9岁、15岁、24岁检测（n=3323），DP与DR症状于12岁、17岁、24岁评估。研究人员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别基于儿童期固定暴露与时变暴露两种分析策略检验炎症标志物与DP、DR的关联。结果显示，9岁时IL-6水平与任意年龄的DP或DR均无显著关联；9岁时较高CRP水平与12岁时DR发生风险升高相关，但与17岁、24岁时DR发生风险降低相关，同时与24岁时DP发生风险降低相关。时变分析结果存在差异：24岁时较高CRP与同期DR发生风险降低相关，但青春期中期（15岁）CRP与17岁DR无显著关联，凸显了儿童期固定炎症模型与时变炎症模型的差异。综上，炎症过程与DP、DR的关联可能随发育阶段变化，儿童期CRP可预测后期DP与DR，而同期CRP仅与DR相关，提示二者具有不同的发育模式，可能与免疫适应或症状维持相关的认知机制有关。

人格解体与现实感丧失的炎症机制：基于ALSPAC队列的30年纵向解读

人格解体（depersonalisation, DP）与现实感丧失（derealisation, DR）是一类以自我感知与环境感知扭曲为核心特征的解离症状，临床中既可表现为创伤应激后的适应性反应，也可发展为慢性失能的人格解体-现实感丧失障碍（depersonalisation-derealisation disorder, DDD）。现有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约1%-2%的人群符合DDD诊断标准，但终生患病率达74%，且平均确诊延迟7-12年，漏诊与误诊率高，反映出当前临床对该疾病的病理机制认知不足。从生物学层面看，既往研究已发现边缘系统功能异常、自主神经调节失衡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紊乱的参与，但针对炎症机制的探索仍十分有限。近年横断面研究提示，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等炎症标志物与一般解离症状存在关联，且在伴高DP/DR特征的PTSD亚型中CRP水平更高，但尚无大样本纵向研究验证儿童期炎症对DP/DR的长期预测作用，也未明确不同发育阶段炎症暴露的差异效应。此外，DP与DR虽常合并出现，但神经生物学证据提示二者可能涉及不同的脑区通路，既往研究多将二者合并分析，难以揭示特异性机制。针对上述空白，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依托埃文亲子纵向研究（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LSPAC）——目前英国唯一同时包含DP/DR测量与炎症标志物的队列，开展了首项针对DP/DR的炎症机制纵向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本研究采用观察性队列研究设计，关键技术方法包括：第一，样本来源于ALSPAC出生队列，纳入1991-1992年英国埃文郡出生的儿童，最终IL-6分析样本2606人、CRP分析样本3323人，覆盖从儿童期到成年早期的完整发育轨迹；第二，炎症标志物检测采用标准化方案，IL-6于9岁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CRP于9岁、15岁、24岁通过高敏免疫比浊法检测，排除急性感染与CRP>10 mg/L的个体以控制混杂；第三，DP/DR评估采用单条目自陈量表，分别于12岁、17岁、24岁测量，将“有时”与“频繁”经历编码为症状阳性，控制性别、种族、社会阶层、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累积评分、童年焦虑与抑郁症状等协变量；第四，统计分析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eneralised linear mixed models, GLMMs），分别构建儿童期固定炎症暴露模型与时变炎症暴露模型，检验炎症与DP/DR的纵向关联。

研究结果

儿童期IL-6与DP/DR的关联

9岁时IL-6水平每升高1个标准差，与12岁、17岁、24岁的DP发生风险均无显著关联（调整后比值比aOR分别为1.19、1.25、1.75，均p>0.05）；同样，IL-6升高与三个时间点的DR发生风险也无显著关联（aOR分别为1.00、1.15、1.07，均p>0.05），不支持儿童期IL-6长期预测DP/DR的假设。

儿童期CRP与DP/DR的关联

9岁时CRP每升高1个标准差，与12岁DP风险无显著关联（aOR=1.02，p=0.930），但与17岁DP风险降低54%相关（aOR=0.46，p=0.042），与24岁DP风险降低65%相关（aOR=0.35，p=0.007）；对DR而言，9岁CRP升高与12岁DR风险升高54%相关（aOR=1.54，p=0.056，边际显著），但与17岁DR风险降低73%相关（aOR=0.27，p<0.001），与24岁DR风险降低80%相关（aOR=0.20，p<0.001）。

时变CRP与DP/DR的关联

时变模型显示，各时间点CRP升高均与同期DP无显著关联（9岁→12岁aOR=1.32，p=0.166；15岁→17岁aOR=0.76，p=0.519；24岁→24岁aOR=0.75，p=0.415）；对DR而言，9岁CRP升高与12岁DR风险升高131%相关（aOR=2.31，p<0.001），24岁CRP升高与同期DR风险降低66%相关（aOR=0.34，p<0.001），但15岁CRP与17岁DR无显著关联（aOR=0.48，p=0.059）。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在大样本人群中验证了炎症与DP/DR的发育特异性关联：IL-6未表现出长期预测效应，可能与既往小样本研究的样本特征（如抑郁症住院患者）或统计效力不足有关；而CRP的效应呈现明显的年龄依赖性——儿童期高CRP反而降低成年后DP/DR风险，这一反向关联可能与慢性应激下的免疫适应有关：早期炎症可能是应激反应的初始表现，伴随症状持续，机体出现免疫习惯化或耗竭，导致成年期炎症水平与症状脱钩。此外，CRP与DR的关联强于DP，支持二者具有不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DR涉及颞顶叶联合皮层的感觉整合功能，更易受炎症信号对神经连接的可塑性影响。研究同时提出，DP/DR可能是慢性应激下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 AL）的表现之一，儿童期CRP的效应反映了早期逆境的生物学嵌入过程。

结论部分总结：炎症过程与DP、DR的关联具有发育阶段特异性，儿童期CRP可预测后期症状，而同期CRP仅与DR相关，提示区分DP与DR、关注炎症暴露的发育时序对理解病理机制至关重要。该研究突破了既往临床小样本的局限，为DP/DR的生物分型提供了首个纵向证据，也为未来开发抗炎辅助干预策略指明了潜在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