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Beyond the grid: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socio-cultural determinants in solar technology adoption among nomadic communities in Iran
编辑推荐：
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s）在很大程度上常将流动性人口排除在外，从而使游牧牧民群体面临突出的能源正义缺口（energy justice gap）。本研究采用定性探索性设计（qualitative explora
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s）在很大程度上常将流动性人口排除在外，从而使游牧牧民群体面临突出的能源正义缺口（energy justice gap）。本研究采用定性探索性设计（qualitative exploratory design），对伊朗法尔斯（Fars）省与胡齐斯坦（Khuzestan）省的28次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进行分析，并运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与有据可查的审计轨迹（audit trail）。尽管文化约束限制了女性参与，研究人员仍通过由女性研究人员分别开展访谈的方式获取了性别特异性洞见，以确保受访安全与表达坦诚。研究发现，技术采纳受一种“主权计算”支配，即相较于效用（utility）更优先维护流动性（mobility）；研究进一步将其形式化为新的游牧技术适配（Nomadic Technology Fit, NTF）构念，涵盖流动兼容性、季节适应性与身份保持。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并非作为调节因素（moderator）发挥作用，而是充当采纳的“守门人”，且其形成深受历史性定居化政策（sedentarization policies）的影响。比较分析显示，法尔斯省的垂直转场（vertical transhumance）与胡齐斯坦省的水平迁移（horizontal migration）存在分化的采纳路径，这对单一化政策路径提出挑战。尽管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伊朗牧业语境，但其通过去殖民化（decolonize）方式反思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s）中以定居社会为中心的预设。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7“可负担和清洁能源”与13“气候行动”，研究建议采用模块化、流动兼容型系统，并通过参与式协同设计（participatory co-design）推进包容性、正义导向的能源转型，确保任何群体都不被落下。
该文发表于《Energy Research》，聚焦伊朗游牧牧民太阳能技术采纳问题，旨在弥补当前能源转型研究中对流动性人口长期忽视所造成的知识与政策缺口。文章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扩张虽然显著提升了定居人口的电力可及性，但对游牧群体而言，既有能源政策和技术设计仍深受“定居中心主义”支配，即默认基础设施、使用场景与生活方式具有空间固定性。这使得游牧牧民即便生活在高太阳辐照资源区，仍持续被排除在国家电气化战略之外，形成“设计所致的能源不正义”。现有技术采纳研究主要建立于城市、定居和西方样本基础上，诸如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UTAUT2）中的“绩效期望”等核心变量，在游牧生计情境下解释力明显下降，因为此类群体评价技术时更重视迁徙自由、季节节律与身份延续，而非便利性或单纯效能。因此，研究人员围绕伊朗法尔斯省和胡齐斯坦省游牧社区展开定性研究，试图解释社会文化结构、流动性要求与制度信任如何共同塑造太阳能技术的社会接受与制度整合。
从研究缘起看，伊朗具有较大规模的游牧人口，且法尔斯与胡齐斯坦等迁徙区域太阳能资源丰富，日均太阳辐照度较高，但资源富集与能源匮乏并存，呈现明显的“能源公平缺口”。与此同时，游牧生活方式正受到定居化政策、牧场国有化、农业用地转化及教育医疗可及性不足等多重压力冲击。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在缺乏对游牧知识体系、部族层级结构、集体决策模式和国家历史关系理解的情况下推进太阳能政策，极易复制“以设计推动定居化”的失败路径。因此，该研究不仅具有现实政策意义，也尝试在理论上修正传统技术接受模型对于“用户”的定居化想象。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解释性定性研究设计与建构主义范式（constructivist paradigm），将技术接受视为由文化逻辑、历史经验与生态嵌入共同建构的社会现象，而非单纯客观行为结果。研究人员围绕伊朗法尔斯省和胡齐斯坦省开展28例深度半结构式访谈，受访者包括游牧牧民、部族领袖与能源政策制定者；在女性参与受文化限制的情形下，由女性研究人员开展分访以获得性别化经验。研究通过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提炼主题，并保留审计轨迹（audit trail）以增强分析透明度。理论上，研究以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为支撑，重点比较法尔斯垂直转场与胡齐斯坦水平迁移两类生态—迁徙模式下的技术采纳差异。
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游牧技术适配（Nomadic Technology Fit, NTF）”这一新构念，用以扩展传统技术接受理论。与以绩效和便利为中心的评价框架不同，NTF强调三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流动兼容性，即技术不能妨碍迁徙、装卸与运输；其二为季节适应性，即技术必须适配不同季节牧场与生活空间转换；其三为身份保持，即技术不应削弱游牧者对自身生活方式、群体边界与文化连续性的认同。研究据此提出，在游牧语境中，技术是否被采纳，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一种“主权计算”：该技术究竟是帮助延续游牧生活，还是把人束缚于固定地点。由此，文章对主流技术接受模型中“绩效期望”具有普遍预测力的设定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以下为论文结果部分的主题化解读。
Technology as a Threat to Nomadic Identity
研究表明，太阳能技术并未被受访者简单理解为中性的能源工具，而常被置于身份政治与生活方式保卫的框架中加以评估。研究人员发现，部分牧民担心某些太阳能系统由于安装、维护与使用方式过于依赖固定空间，可能逐步改变迁徙节奏，进而侵蚀游牧身份。也就是说，技术是否带来照明或充电便利，并不是首要问题；更核心的问题在于，技术是否迫使家庭与牧群围绕固定设施重新组织生活。由此可见，在游牧社区中，技术评估首先是文化和存在论层面的，而不是单纯工程层面的。
Institutional Trust as a Prerequisite for Adoption
研究发现，制度信任不是一般意义上对采纳意愿起强化或弱化作用的调节变量，而是更为基础的采纳前提。受访者对国家、政策机构及其技术推广项目的态度，深受历史上定居化政策经验影响。换言之，若技术被理解为国家将游牧群体进一步纳入固定治理框架的工具，即便其功能上具有明显效益，也可能遭遇抵制。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在此类语境中，推广机制若不能重建信任关系，就难以实现技术扩散。这意味着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技术采纳条件的一部分，而非外部背景因素。
Technology-Seasonality Misalignment
研究进一步揭示，太阳能技术设计与游牧季节性迁徙节律之间存在显著失配。游牧生活依赖不同季节牧场之间的空间移动，因此技术不仅要“能用”，还要在高地夏牧场（Yeylaq）与低地冬营地（Qishlaq）之间切换时保持适用。研究结果表明，定居社会常见的固定式能源装置难以适应这种季节转换逻辑。由此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技术季节适应性并非附加优势，而是移动牧业场景中的基本门槛。也正是在这一分析基础上，研究人员将季节适应性纳入NTF构念。
Social Capital as a Diffusion Catalyst
文章指出，技术扩散并非主要依赖个人层面的理性选择，而是深受游牧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结构影响。部族长者、部落领导议事机制以及共享资源规范，会决定新技术信息如何流动、是否被赋予合法性以及由谁率先试用。在这种集体主义和层级性交织的社会组织中，技术扩散路径明显不同于以个人主义采纳模型为基础的经典扩散叙事。研究因此揭示，太阳能技术进入游牧社区，往往需要通过既有社会网络、声望结构和互助规范实现合法化，而非仅靠市场宣传或国家行政动员。
Reconceptualiz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From performance expectancy to NTF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将上述发现上升至理论层面，提出从“绩效期望”转向“游牧技术适配（NTF）”的重构。文章认为，主流模型预设技术价值体现在效率提升、便利增加与使用意愿增强，但在游牧场景中，移动性保存才是评价核心。因此，技术采纳不应被理解为用户对某项装置功能属性的静态判断，而应视为技术系统与流动生计、社会身份、历史记忆及制度关系之间动态匹配的结果。这一理论推进具有“去殖民化”意义，因为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以定居社会经验普遍化解释所有技术接受行为的学术惯性。
从区域比较看，研究特别强调法尔斯省垂直转场与胡齐斯坦省水平迁移之间存在不同采纳路径。该发现说明，游牧群体并非同质化对象，不同生态区、迁徙路线和社会组织方式会塑造不同的技术适配标准。由此，国家层面的单一政策模型难以回应地方差异，未来能源项目设计必须从场景化、模块化和参与式出发，避免将游牧人口视为定居居民的“落后版本”。
文章的方法贡献与政策意义也较为突出。研究人员通过质性比较揭示了技术、文化与制度之间的耦合机制，为能源正义研究提供了面向流动人口的经验证据。政策上，论文主张发展模块化、可移动、与迁徙节律兼容的太阳能系统，并通过参与式协同设计让游牧群体在技术开发与部署过程中保有主体性。其意义在于，真正包容性的能源转型不应仅扩大设备覆盖率，更应确保技术形式、推广机制与受益逻辑不再复制空间排斥和文化压制。
综合讨论部分，论文认为伊朗游牧牧民对太阳能技术的评价标准，根本上并非技术效用最大化，而是生活方式自主性的维护。制度信任、季节流动、社会资本和身份边界共同构成采纳决策的关键中介。研究通过伊朗案例说明，若可再生能源转型继续以固定基础设施和定居住户为默认对象，就会在形式上推进低碳化、在实质上扩大不平等。相反，只有把流动性人口的知识、经验与需求纳入技术共设计，能源转型才能兼顾效率、公平与文化适切性。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翻译如下：本研究从文化语境出发，阐释了游牧牧民太阳能技术采纳的逻辑，指出流动性而非技术效率才是最主要的评价准则。结果表明，伊朗牧民并非依据效用本身评估太阳能技术，而是依据一种“主权计算”进行判断：技术究竟能否使其继续维持游牧生活方式，抑或将其束缚在固定地点。该发现挑战了技术接受研究中以定居社会为中心的基本假设，并表明在游牧场景中，流动兼容性、季节适应性与身份保持应被视为技术设计与政策推广的核心前提。制度信任是采纳的先决条件，且深受历史定居化政策影响；不同迁徙模式下的采纳路径差异，则进一步说明政策不能采取单一模式。总体而言，研究为构建面向流动群体、兼顾能源正义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