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首发重性抑郁障碍(MDD)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与社会人口学因素及照顾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关联：一项横断面研究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Caregiver Mental Health an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Burden of Care in Taiwan Among Primary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摘要 背景(Background)：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患者的照顾者常承受显著的心理健康与社会负担，但亚洲人群的相关证据有限。本研究旨在识别台湾人群中与MDD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Caregiver Burden)相关的因素。 方法(Methods)：于台湾某精神科门诊对150对照顾者–患者配对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经验证量表评估照顾者负担、常见精神症状(Common Mental Symptoms, CMS)及抑郁症状。通过相关分析与分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探讨总负担及各亚域负担的相关因素。 结果(Results)：照顾者报告轻度至中度负担，其中照顾者紧张(Caregiver Strain)维度得分最高，病耻感(Stigma)维度得分最低。常见精神症状和抑郁症状均与总负担显著相关。回归分析显示，照顾者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和抑郁症状是总负担的最强预测因子，二者共同解释43.7%的变异量(R2=0.437)；抑郁严重度也是多个负担亚域的关键影响因素。 结论(Conclusion)：MDD患者的照顾者经历有意义的负担水平，主要受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特别是抑郁症状的影响。这些发现强调需针对照顾者进行心理健康评估与支持性干预，以减轻负担并促进其福祉。

本文发表于《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对台湾首发的关于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又称重度抑郁症)患者主要家庭照顾者(Primary/Informal Caregiver)照顾负担(Caregiver Burden)及其关联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报道。

研究背景与目的

现有文献多关注精神分裂症对患者照顾者的冲击，而MDD作为高发致残性精神障碍，其对照顾者身心、经济与社会（如病耻感、关系紧张）的负担在亚洲人群中研究不足。西方研究表明MDD照顾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下降、生产力受损且医疗资源使用增加，但亚洲本土证据匮乏。部分针对老年MDD或小样本的研究仅聚焦患者抑郁严重度与家庭负担的关联，未系统考察照顾者自身心理健康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的作用。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横断面研究，旨在明确台湾MDD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社会人口学与临床特征，并探讨照顾者自身常见精神症状(Common Mental Symptoms, CMS)、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s)及社会人口学变量与照顾负担的关联，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在台湾高雄义大医院(E-Da Hospital)精神科门诊连续招募150对处于临床缓解期（临床总体印象-严重程度量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Severity, CGI-S评分＜2）MDD患者及其主要无偿家庭照顾者。排除沟通认知障碍及资料不全者。通过自填问卷收集双方社会人口学资料；用宋氏照顾者负担量表(Caregiver Burden Scale, CBS；16题5点Likert，含家庭/职业干扰、病耻感Stigma、内疚Guilt、照顾者紧张Caregiver Strain、被照顾者依赖Care Recipient Dependency五个亚域)测负担；用中文版健康问卷(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CHQ-12)测CMS；用台湾抑郁问卷(Taiwan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 TDQ；18题0–3分四点量表，≥19为MDD划界分)测照顾者抑郁症状。统计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组间负担差异，Pearson相关分析连续变量关联，分层多元线性回归(Hierarchical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分三步（先入患者及照顾者人口学特征，再加入CHQ，最后加入TDQ）分析总负担及亚域负担的影响因素，并做敏感性分析排除TDQ≥19者，以VIF<10判多重共线性，p<0.05为显著性水准，使用SPSS 20.0分析。

研究结果

MDD患者及照顾者特征

最终纳入150对，患者平均55.88±19.50岁，女性54.7%；照顾者平均55.06±11.90岁，女性53.3%，44.0%为高中/高职学历，44.7%为患者配偶，平均照顾时长5.45±5.2年。照顾者平均CHQ为4.35±2.76，平均TDQ为12.56±11.97，24.0%达重度抑郁划界值(TDQ≥19)。总照顾负担均分20.4±11.3（轻–中度），各亚域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家庭/职业干扰(7.40±6.08)＞照顾者紧张(指数分Index Score 51.4)＞被照顾者依赖(3.79±2.34)＞内疚＞病耻感(Index Score 5.88最低)。

按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照顾者负担

仅有教育程度与总负担显著相关(p=0.006)：高中及以上教育者报告负担高于初中及以下者(均值21.76 vs 15.79，Cohen's d=0.55)；性别、职业、婚姻、月收入、与患者关系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常见精神症状、抑郁症状与照顾者负担的相关性

CHQ总分(r=0.489, p<0.01)与TDQ总分(r=0.593, p<0.01)均与总负担呈显著正相关。TDQ与家庭/职业干扰(r=0.559)、内疚(r=0.398)、照顾者紧张(r=0.475)、被照顾者依赖(r=0.326)均显著正相关，与病耻感无显著相关(r=0.082)；CHQ与各亚域均正相关，最强为家庭/职业干扰(r=0.436)。照顾者年龄与内疚呈负相关(r=-0.253, p<0.01)，即较年轻照顾者内疚感更强；照顾年限与负担无显著相关。

总负担及亚域负担的相关因素

分层回归结果：Model 1（人口学变量）解释总负担变异R²=0.190；Model 2加入CHQ后R²=0.356(ΔR²=0.166, p<0.001)，教育程度(β=0.299, p<0.01)与CHQ(β=0.446, p<0.01)显著；Model 3加入TDQ后最终模型R²=0.437(调整R²=0.369, ΔR²=0.081, p<0.001)，教育程度(β=0.209, p<0.05)与TDQ(β=0.449, p<0.001)仍显著，CHQ不再显著(β=0.120, p>0.05)，提示抑郁症状吸收了CMS的部分解释力而非严重多重共线性(VIF<10)。亚域分析中，家庭/职业干扰受患者婚姻、照顾者月收入及TDQ影响；病耻感受教育程度、关系类型、CHQ及TDQ影响；内疚、照顾者紧张、被照顾者依赖主要由TDQ解释。敏感性分析排除重度抑郁照顾者(TDQ≥19)后主要结论保持一致，照顾年限在排除后显现显著关联。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指出本研究发现照顾负担为轻–中度，教育程度高与抑郁症状重是负担增强的关键因素。较高教育者可能因更投入参与医疗决策、对健康知识了解更深而产生更高心理期待与自责，从而感知更大主观负担，这与部分西方研究相符。约四分之一照顾者达MDD筛查阳性，提示需将其纳入精神卫生服务范畴。病耻感虽绝对分值低但与教育、非配偶/子女关系及照顾者抑郁显著相关，提示仍需关注去污名化工作。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单中心连续抽样限制外推性、照顾者负担与抑郁症状同源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患者均为缓解期故未纳入患者当前抑郁严重度、部分亚域如病耻感分数偏态分布及未校正多重比较等。

结论(Conclusion)：MDD患者主要照顾者经历有意义水平的照顾负担，照顾者自身教育程度与抑郁症状（尤TDQ测得之抑郁严重度）是负担最一致的预测因子，抑郁症状在多个负担亚域中起核心作用。这些结果强调有必要针对此脆弱群体开展靶向心理健康评估及支持性心理社会干预，以减轻负担并提升照顾者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