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沿海渔村的领土不平等：一种综合指数方法

《Marine Policy》：Territorial inequalities in Chilean coastal caletas: A composite index approach

　　

在智利，474个手工渔村（caletas）面临着显著的领土不平等。近期的社会与环境变革改变了其发展条件。本研究利用渔村可持续发展指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for Caletas， SDIC）生成了一张不平等地图，该工具旨在为公共政策干预的优先次序提供依据。SDIC整合了四个主要维度：领土基础设施（territorial infrastructure）、社会条件（social conditions）、经济条件（economic conditions）和环境考量（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指标权重通过熵权法（entropy method）计算，随后进行离散化处理以促进分析。研究人员利用公开可得的数据，分析了各维度的分布情况，并进行了专题制图和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分析，以识别领土模式。研究结果显示，62%的渔村呈现低或中低发展水平，并集中在北部和南部区域。高发展水平的空间聚类（spatial clusters）出现在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尤其是奇洛埃（Chiloé）岛，则显示出低发展水平的集中分布。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基础设施和经济能力方面，这表明需要根据特定的领土背景进行差异化的政策干预。

# 基于综合指数的智利沿海渔村领土不平等研究解读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智利沿海存在着多样化的聚落形态，其中被称为“caletas”的小规模渔业社区是一个独特且重要的群体。这些渔村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传统上以手工海洋捕捞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实践。近年来的社会与环境变革深刻重塑了沿海社会，特别是手工渔业。现有学术研究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合成指标考察制度变革对渔村表现的影响；二是探讨资源枯竭与适应性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分析城市扩张对特定渔村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存在共同局限：大多局限于单个渔村或区域集群，并且孤立地考察渔村生活的特定维度，无法进行跨领土的比较，也缺乏国家尺度上的综合发展评估。与此同时，渔村与城市中心之间存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和行政依赖关系，形成“农村”、“城乡”和“城市”等类型，这种领土不平等导致了隔离、技能形成受限以及社会预期降低等问题。在公共政策层面，国家干预与渔村的领土现实之间存在根本性脱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缺乏系统的技术标准和地理优先次序，使得资源分配往往偏向更发达的渔村。近期立法改革（如2024年21.698号法律和2025年21.752号法律）要求提升渔村发展，但有效实施需要首先识别差距集中之处和需优先关注的维度。因此，填补国家尺度上的分析空白，全面诊断智利所有474个渔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与不平等格局，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动机。

## 二、 研究方法概述
为实现研究目标，研究人员开发并应用了渔村可持续发展指数（SDIC）。该研究的核心技术方法主要包括：首先，构建一个涵盖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和环境四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其概念框架基于可持续发展文献和渔村特性。其次，采用熵权法（entropy method）为各指标赋权，该方法基于数据自身变异性确定权重，能最大化指标的区分能力并减少主观偏差。再次，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异常值缩尾处理、偏态变量对数变换、采用最小-最大法进行归一化。然后，通过加权求和法计算每个渔村的SDIC总分。接着，运用标准差分级法和基于自然断点的离散化方法对渔村进行发展水平分类。最后，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LISA）识别发展水平的高值聚类（High-High）和低值聚类（Low-Low）空间模式，并辅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平均发展差距等指标分析不平等的结构与程度。研究数据来自国家渔业服务局（SERNAPESCA）的渔村登记数据库、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公共服务设施地理位置数据、渔获记录以及市政数据。研究总体本为智利大陆全部474个渔村。

## 三、 研究结果
### （一） 指数的稳健性与敏感性分析
全局敏感性分析表明，权重方案是影响最终排名最显著的方法论因素，其总效应指数（ST_i）达到0.972，而异常值截断阈值的影响则可忽略不计。不同赋权方案（如等权重法、主成分分析法、Pena距离法）计算的指数与熵权法结果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均高于0.90的稳健性阈值，证实了最终排名的稳健性。对异常值截断阈值（1至5倍四分位距范围）的测试影响接近零，进一步确认了SDIC的方法论稳定性。

### （二） 国家尺度分布与领土模式
研究发现，智利渔村的SDIC分布极不均匀。约34%的渔村属于“低发展”水平，28%属于“中低发展”，24%属于“中高发展”，仅14%达到“高发展”水平。这意味着超过60%的渔村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不平等分析显示，SDIC的基尼系数为0.118，泰尔指数（T）为0.022，表明相对不平等程度较低。然而，泰尔指数分解显示，高达93.3%的不平等源自各宏观区域（macrozona）内部的差异，仅7.4%来自区域间差异。平均发展差距为0.589，表明渔村平均仅发挥了41%的发展潜力，其中“极南区”（Austral Zone）差距最大（0.655），“中部区”（Central Zone）最小（0.558）。北部区同时具有最高的基尼系数（0.132）和最低的平均发展水平，反映出该区域内部高度分化。城市型渔村在所有宏观区域的SDIC值均显著高于农村型，且这种差距在“中部区”和“南部区”尤为明显。此外，SDIC值与渔村到区域首府的距离呈负相关，距离越远，发展水平越低。

### （三） 维度分析
对SDIC四个构成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异质性的分布模式。“社会”维度分布呈正偏态，相当一部分渔村在该维度表现良好。“基础设施”维度变异性最大，分布大致对称，集中在“中低”水平。“经济”维度分布最不对称，严重集中在“低”水平。“环境”维度呈现两极分化模式，集中在“低”和“中低”水平。分区域看，“基础设施”维度在“北部区”、“中部区”和“南部区”呈双峰分布，主峰在“中高”状态，而“极南区”则左移至“中低”状态。社会维度呈现纬度梯度，北部、中部和南部区倾向“中高”和“高”状态，极南区则集中在“中低”水平。经济维度在所有区域均严重偏向“低”状态。环境维度在所有区域均呈双峰结构，主峰在“低”状态。进一步分析11个子标准发现，“生产”和“供水”是最关键的瓶颈，绝大多数密度集中在“低”水平。

### （四） 空间自相关分析
SDIC的空间分布显示，中低和低发展水平的渔村在北部和南部区域密度较高，而中部区域集中了中高和高发展水平的渔村。多个大区（如阿塔卡马、艾森、阿劳卡尼亚、奥希金斯、马乌莱、纽布莱和麦哲伦）没有任何高发展水平的渔村。洛斯拉戈斯大区，特别是奇洛埃岛附近，拥有最多的低发展水平渔村（27个）。LISA分析识别出显著的地理聚类：高-高聚类主要与科金博、瓦尔帕莱索、比奥比奥和洛斯里奥斯大区的主要城市中心一致；低-低聚类则持续存在于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和阿塔卡马大区，以及南部的洛斯拉戈斯大区（尤其是奇洛埃群岛）。南部区域缺乏高发展单元，普遍呈现低或中低发展水平。

## 四、 讨论与结论
### （一） 讨论总结
研究证实，智利渔村发展面临显著的结构性不平等。城市-农村类型是首要的分化轴线，农村渔村普遍滞后，且与区域中心的距离直接抑制发展。尽管整体不平等系数较低，但普遍存在的平均高达59%的发展差距表明，这并非公平福祉的分布，而是向普遍不发达状态的收敛。不平等主要发生在各宏观区域内部，而非区域之间，这说明城市-农村鸿沟和到区域首府的距离梯度是横贯全国的结构性分化机制。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渔村发展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受邻近单元条件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发展差距在维度上分布不均，集中在经济能力和环境管理方面，基础设施（尤其是住房和电信）存在普遍缺陷，在子标准层面，生产和供水是最关键的短板。这些发现为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依据：国家干预需要摒弃非纲领性的自由裁量分配，转向基于领土公平和经济效率的证据驱动标准。干预措施必须是多维度的，涵盖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且需要考虑空间溢出效应，采取区域协调的方式，而非孤立地处理单个渔村。2024年和2025年的立法改革为差异化领土实施提供了框架，其成效取决于能否根据SDIC揭示的不同发展特征和差距进行精准施策。

### （二） 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涵盖智利大陆全部474个手工渔村的首个综合性、多维度诊断工具——渔村可持续发展指数（SDIC）。该指数整合了基础设施、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环境考量四个维度，并通过基于熵权法和全局敏感性分析验证的权重体系进行计算。结果揭示，62%的渔村处于低或中低发展水平，并沿海岸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得出三个关键的领土模式：首先，城市-农村类型是主要分化轴，城市渔村在所有区域均优于农村渔村，且发展水平与距区域首府的距离呈负梯度。其次，发展水平呈现空间自相关：LISA分析在科金博、瓦尔帕莱索、比奥比奥和洛斯里奥斯大区的城镇周边识别出高发展聚类，而在安托法加斯塔、阿塔卡马和洛斯拉戈斯大区的奇洛埃群岛识别出低发展聚类。第三，发展差距集中体现在经济和环境维度，而基础设施维度在住房和电信方面存在普遍缺陷；在子标准层面，生产和供水构成最严峻的瓶颈。通过SDIC生成的领土不平等地图，为公共投资的主题和地理优先次序提供了技术工具，推动了从自由裁量分配向基于领土公平的证据驱动标准的转变。所记录的空间模式表明，有效的干预需要采取区域协调方式，认识到相邻渔村间的溢出效应，而非将每个渔村视为独立单元。近期立法改革的差异化领土实施，可依据SDIC作为基线，以识别差距集中之处并监测改革的长期领土效应。根本挑战依然是从参与性话语转向制度实践，以有效识别、重视并保护智利渔村和手工渔业的社会空间、文化和经济复杂性，并依据特定领土背景明确干预位置与优先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