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健康问卷-9（PHQ-9）与广泛性焦虑障碍-7（GAD-7）在墨西哥癌症患者中的心理测量学特征

《Palliative & Supportive Care》：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and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in Mexican cancer patients

　　

摘要：本研究旨在考察患者健康问卷-9（PHQ-9）与广泛性焦虑障碍-7（GAD-7）在墨西哥癌症患者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并评估其作为肿瘤诊疗中抑郁与焦虑症状简明筛查工具的应用价值。在这项横断面研究中，357名于墨西哥一家癌症医院接受抗肿瘤治疗的成年患者完成了文化调适后的西班牙语版本PHQ-9与GAD-7。研究人员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两种工具的因素结构，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内部一致性，并通过与其他相关量表的相关系数检验同时效度。结果显示，PHQ-9呈2因子结构，内部一致性可接受（Cronbach’s α＝0.837）；GAD-7呈1因子结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881）。PHQ-9解释55.3%的方差，GAD-7解释58.5%的方差。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两种工具的模型拟合均适当。研究结果表明，PHQ-9与GAD-7是检测墨西哥癌症患者抑郁与焦虑症状的简明、有效且可靠的工具，其应用有助于在肿瘤环境中早期识别焦虑与抑郁症状，并为临床照护与心理肿瘤学研究提供支持。

论文解读：

该研究围绕肿瘤患者常伴发的焦虑与抑郁症状展开。目前证据表明，约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症状，近三分之一报告焦虑，但这些心理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得到心理支持，尤其在转移性疾病、女性特有癌种或社会支持有限的人群中更为突出。抑郁在肿瘤学中与更高的躯体症状负担、生活质量下降、治疗依从性降低、生存受损乃至病死率增加相关；焦虑同样会带来诊断与治疗阶段决策困难、医患沟通受阻等后果。虽然部分患者的症状未达到重性抑郁障碍或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全诊断标准，但阈下症状仍会明显影响功能与生活质量，若能及时识别便可从社会心理干预中获益。国际临床指南一致推荐采用简明且经过验证的工具常规筛查抑郁与焦虑，其中患者健康问卷-9（PHQ-9）与广泛性焦虑障碍-7（GAD-7）被广泛应用。尽管墨西哥人群中已有一些评估焦虑与抑郁症状的工具，但它们并不完全贴合重性抑郁障碍（MDD）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且在墨西哥癌症患者中关于其效度、信度及验证性因子结构的证据有限。近期伞状综述也强调癌症患者及幸存者中焦虑与抑郁负担持续存在，包括新冠大流行期间，这进一步凸显了肿瘤科系统化心理健康筛查的必要性。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目的是评估PHQ-9与GAD-7在墨西哥癌症患者样本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为其纳入常规临床实践与研究提供实证依据。论文发表在《Palliative & Supportive Care》。

研究人员为开展研究所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设计横断面研究，招募墨西哥一家癌症医院内正在接受肿瘤治疗的成年患者作为样本队列，入组标准为经确诊的任何类型与分期的癌症、当前接受抗肿瘤治疗、具备读写能力，排除急性心理危机及可能干扰问卷完成的严重认知、听觉或视觉障碍；研究经机构科研与伦理委员会审批，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并取得参与者书面知情同意；对官方西班牙语版PHQ-9与GAD-7进行文化调适，先对30名墨西哥患者试点测试并收集结构化认知汇报，微调表述以增强清晰度且保持概念等效；采用标准化人口学与临床信息表收集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居住地、癌种、分期、治疗方式和确诊时长等变量；使用PHQ-9（9个条目，0–3分Likert，总分0–27，常用切点≥10标示临床显著抑郁）与GAD-7（7个条目，同尺度，总分0–21，切点≥10标示临床显著焦虑）；统计上先进行描述性统计与项目区分度检验（比较第25与第75百分位组独立样本t检验，p＞0.05则剔除），检查项目间相关，用Kaiser–Meyer–Olkin（KMO）指数与Bartlett球形检验评估采样适当性，通过方差最大旋转（varimax）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保留因子载荷≥0.40且特征值＞1的因子，以Cronbach’s α评价内部一致性；随后用最大似然估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借助χ²、χ²/df、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GFI（AGFI）、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指数（TL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Hoelter临界N等多指数判断模型拟合，并利用修正指数谨慎调整，分析软件为AMOS 23版。

结果部分如下。首先呈现样本特征：共357例患者参与，平均年龄56岁，59%为女性，多数已婚（46%），37%居住于墨西哥城；34.5%为III期、32.0%为IV期，乳腺癌最常见，合并症约占三分之一。其次为PHQ-9因子分析结果：PHQ-9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37；KMO＝0.871，Bartlett检验显著（p＜0.001）；EFA提取出2因子结构（特征值＞1），共解释55.3%方差，因子1包含躯体与情感症状（如精力丧失、食欲改变、睡眠问题），因子2包含认知症状（如失败感、死亡念头）；各条目因子载荷合适。再次为GAD-7因子分析结果：GAD-7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81；KMO＝0.900，Bartlett检验显著（p＜0.001）；EFA支持单因子结构，所有7个条目载荷于同一因子（特征值＞1），解释58.5%方差，条目中“无法控制担忧”载荷最高（0.833），“易激惹”最低（0.698）但仍合适。最后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PHQ-9的2因子CFA模型拟合适当（χ²＝53.05，24 df，p＝0.001；CMIN/df＝2.210；残差均方根（RMR）＝0.028；GFI＝0.968；AGFI＝0.941；规范拟合指数（NFI）＝0.945；CFI＝0.968；TLI＝0.953；RMSEA＝0.058，90% CI 0.037–0.080；Hoelter 0.01水平为289）；GAD-7的单因子CFA模型拟合良好（χ²＝21.69，13 df，p＝0.060；CMIN/df＝1.668；RMR＝0.018；GFI＝0.982；AGFI＝0.962；NFI＝0.980；CFI＝0.992；TLI＝0.987；RMSEA＝0.043，90% CI 0.000–0.074；Hoelter 0.05水平为368）。

讨论部分总结如下。研究人员指出，GAD-7在墨西哥癌症患者中仍保持稳健的单因子结构，提示焦虑症状沿单一连续统整合了认知、情绪与躯体表现，这与癌症相关焦虑的多因素性质（诊断、治疗需求、身体意象改变、社会职业功能扰乱等）一致，单因子模型在临床上连贯，支持GAD-7作为焦虑严重度的全局指标。PHQ-9则呈现2因子结构，区分躯体?情感症状与认知症状（如无望、死亡念头），此分化在肿瘤样本中常见，因为疲劳、食欲改变、睡眠紊乱等躯体条目可能同时反映疾病本身、治疗副作用与抑郁过程；精神运动条目的模糊载荷也可能与治疗效应有关而非纯粹抑郁症状学，故在肿瘤照护背景下解读PHQ-9分值需结合临床情境。两种工具均显示强内部一致性与适当模型拟合，可作为肿瘤设置中抑郁与焦虑症状的简明筛查工具。临床上，将此类简明可靠工具纳入常规筛查有助于及时转介心理肿瘤学（psycho-oncology）服务，支撑阶梯照护模式；国际指南推荐标准化筛查以识别可受益于社会心理干预的患者，尤其是晚期疾病、低社会支持或有精神健康史的人群。已有循证干预（认知行为疗法、正念、意义中心心理治疗等）能降低症状并改善生活质量，在拉美地区因污名与精神卫生服务受限导致治疗缺口的背景下，整合这些工具可缩小差距。针对墨西哥肿瘤情境，癌症患者常合并慢病，PHQ-9的2因子结构有助于更细致区分疾病相关与抑郁相关躯体症状；国家临床实践指南强调标准化社会心理评估与转介路径，本研究为将PHQ-9与GAD-7嵌入这些指南及日常流程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优势包括文化调适版本、适合因子分析的样本量、同时采用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方法；局限含依赖自评且无诊断性访谈、未测重测信度。未来应考察时间稳定性、预测效度、治疗敏感性及跨癌种、治疗阶段、症状负担、社会人口亚组的因子结构变异，并通过纵向研究明确症状演变轨迹及筛查结果如何指导临床决策，辅以质性研究阐释文化因素（如老年人因污名或沟通障碍低报症状）对症状报告的影响。总体而言，研究提供了稳健证据支持PHQ-9与GAD-7在墨西哥癌症患者中评估抑郁与焦虑症状的信效度；PHQ-9为2因子（躯体?情感 vs 认知），GAD-7为稳定单因子，与国际验证研究一致。鉴于其简明、易施测与强心理测量表现，二者适合肿瘤环境常规筛查，可促进早期识别心理症状、及时转介心理肿瘤学服务并助力社会心理干预评估，这在墨西哥肿瘤照护中心理社会需求庞大且常被忽视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持续验证努力可进一步强化拉美地区肿瘤科标准化社会心理筛查的实践证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