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基于食物选择中情绪调节与奖赏过程的叙述性综述

《Nutrients》：Emotional Eating Under Negative Affect: A Narrative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Reward Processes in Food Choice

　　

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指发生于短暂不愉快情绪状态、无法仅由饥饿解释的进食反应。本叙述性综述整合了关于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实验研究、生态研究与神经认知研究代表性证据，重点关注两条相互关联的路径。（1）情绪调节：情绪性进食可能作为一种快速可及的调节策略，个体借助食物（尤其是高适口性食物）缓解负性情绪。进食的即时舒缓效应可能强化后续通过食物调节情绪的动机与习惯化反应，而更具适应性的策略（如认知重评）则可能降低情绪相关进食的发生概率与强度。（2）奖赏加工与决策偏差：负性情绪及情绪性应激情境可能削弱认知控制，使食物选择偏向即时奖赏。该路径表现为对食物线索的注意偏向增强、价值权衡过程中对味道与适口性的权重上升、对高奖赏性食物的反应性升高，以及健康与营养属性的调节作用减弱。这些过程可能推动食物选择向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超加工食品偏移。情绪性进食的营养表现不仅限于总摄入量，摄入量变化存在异质性，而食物选择、饮食质量、加工程度与进食模式的变化则更为一致。反复发生的情绪性进食可能导致进食模式稳定性下降并产生潜在营养影响，尽管其与长期生理结局的关联仍属间接。未来需开展纵向研究与生态瞬时评估研究，明确情绪性进食何时发展为稳定饮食模式，以及哪些个体或情境因素会提升易感性。

1. 1.
   引言
   现有研究日益表明，膳食与营养素摄入同心理健康及情绪状态之间的关联并非单向，而是呈现动态双向关系。一方面，膳食模式与营养素摄入可通过代谢、炎症、神经递质合成及肠-脑轴等通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心理健康状态与情绪状态也可能反过来作用于个体的饮食选择与进食行为。尤其在负性情绪情境下，个体可能为缓解情绪而发生情绪性进食。情绪性进食最常被定义为由负性情绪而非单纯饥饿驱动的进食行为，该定义并不暗示情绪驱动与生理驱动之间存在严格分离——负性情绪与应激相关反应同样可能改变主观饥饿感、食欲激素与内感受信号，提示情绪性进食可能涉及情感过程与生理过程的交互作用。尽管正性情绪也可能影响食物摄入与选择，但学界对其是否应纳入同一概念仍存在争议。传统意义上，情绪性进食主要指对负性情绪的进食反应，为明确概念边界并保持聚焦，本综述将讨论限定于负性情绪状态下的情绪性进食，此类状态通常较为短暂且受即时情境塑造，如悲伤、痛苦、愤怒、恐惧与焦虑。急性应激本身不被视作负性情绪，但当其伴随负性情绪反应或被用于考察情绪压力下的即时饮食决策时，相关应激情境亦被纳入。既往研究证据还显示，负性情绪对进食行为的影响更强：一项Cardi等的荟萃分析表明，与中性和正性情绪相比，实验室诱导的负性情绪与更高的食物摄入量相关；另一项生态瞬时评估（EMA）研究发现，与负性情绪评分较低的时间段相比，儿童在负性情绪评分较高时间段更倾向于选择脂肪含量更高的油炸食品。这些发现提示，负性情绪下的进食不仅体现为摄入量变化，也体现为食物选择变化，个体尤其倾向于选择高糖、高盐或高脂肪等高奖赏但营养素密度较低的食物。当进食由情绪压力而非单纯饥饿驱动时，反复出现的摄入量或饮食质量变化可能逐步改变营养素摄入结构，长期而言可能增加代谢与炎症负荷，并提升情绪不稳定与心理健康问题的易感性。
   现有研究提示，负性情绪情境下的进食变化往往并非由生理饥饿驱动，而更接近一种应对与代偿反应。个体可能通过进食（尤其是高适口性食物）调节或缓解负性情绪。同时，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状态可能在食物相关决策中使个体偏向即时奖赏、降低对食物的自我控制，进而影响进食选择。基于此，本叙述性综述聚焦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特别关注食物选择中涉及的情绪调节与奖赏过程。从情绪调节视角看，在负性情绪下发生情绪性进食的个体，可能将进食作为一种快速可及的策略来缓解不愉快情绪状态，这种暂时性缓解可能强化后续通过食物调节情绪的动机与习惯化反应。从奖赏加工与决策偏差视角看，负性情绪可能改变食物选择过程中的价值权衡与自我控制，期间个体对即时食物奖赏线索的敏感性可能升高，而对长期健康目标的权重可能降低，导致维持健康导向食物选择的难度上升，选择高奖赏食物的倾向增加。本综述以这两条路径为组织框架，进一步探讨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营养后果，具体分析情绪调节与食物选择中的奖赏过程如何与食物摄入量、饮食质量、食品加工程度及潜在生理影响相关联。通过将心理路径与营养表现相联结，本综述旨在阐明为何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不仅与进食动机及食物选择相关，也与更广泛营养与健康结局相关。作为叙述性综述，本文整合了与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相关的代表性理论、实验、生态及综述证据，而非进行全面系统综述或定量合成。本综述未聚焦于临床或亚临床情感障碍（如抑郁障碍、焦虑障碍），也不将慢性应激或持续性负性心境作为核心暴露，而是聚焦短暂负性情绪状态下的情绪性进食，以及情绪压力下做出的即时饮食决策。此外，本综述不以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暴食障碍等临床进食障碍为核心关注，尽管情绪性进食可能与部分个体的进食紊乱重叠，但此处将其视为一种情绪相关进食模式，而非临床诊断。
2. 2.
   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情绪调节
   在负性情绪下，当个体将食物作为应对不愉快情绪状态的策略时，便可能发生情绪性进食。该路径主要适用于在痛苦时倾向于转向食物的人群，而非在类似情境下食欲减退或回避进食的人群。进食（尤其是高适口性食物）可能提供快速情绪缓解，这种缓解可能强化后续通过食物调节情绪的动机与习惯化反应。同时，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也可能影响情绪性进食的发生概率与强度：适应性策略（如认知重评）可能通过帮助个体调节负性情绪并在食物选择中维持健康相关目标，从而降低情绪性进食水平。这两方面共同提示，情绪调节不仅与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发生相关，也与这种进食模式的个体差异表达相关。

2.1 负性情绪下进食作为情绪调节策略

在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中，不愉快情绪状态可能伴随更强的主观饥饿感或更强烈的进食冲动，即便进食并非仅由生理饥饿驱动。除自然情境外，实验室诱导的悲伤情绪后，个体主观饥饿感增强，同时对食物线索图片的注意偏向也升高，表明负性情绪状态本身即可提升进食动机。重要的是，此类主观饥饿感或进食冲动不应被解读为纯粹心理现象：负性情绪与应激相关反应可能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并改变食欲相关生理信号，例如应激水平的糖皮质激素已被证实可升高空腹饥饿感，并改变参与进食调节的脑区活动。在心理应激研究中，皮质醇反应还可能伴随生长素释放肽等促食欲肽的变化，尽管其对进食动机的影响存在个体与情境差异。此外，负性情绪常伴随自主神经变化（如心率或胃感觉变化），这些内感受信号可能被混淆为饥饿相关感觉，从而在能量需求并非唯一驱动因素时提升进食冲动。

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并不能完全由生理或内感受信号变化解释，“食物可缓解负性情绪”的信念同样可能发挥作用。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可提升通过进食应对不愉快情绪的倾向；当个体预期进食能够改善负性情绪时，急性社会应激任务诱导的负性情绪更易转化为零食摄入，这一现象在情绪性进食倾向更强或从进食中获得更多缓解的个体中尤为明显。这些证据表明，认知预期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从负性情绪到进食的关联。从营养视角看，以情绪调节为目的的食物选择常涉及高糖、高脂或高盐食物，这类食物多为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的类型，虽可提供即时奖赏，但反复依赖此类食物可能导致游离糖、饱和脂肪与钠摄入升高，同时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摄入降低。

2.2 适应性情绪调节与更健康的食物选择

若情绪性进食反映了一种负性情绪调节方式，那么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影响负性情绪是否会转化为食物摄入或不健康食物选择。情绪调节指个体影响和管理情绪产生、情绪体验的强度与时长，以及情绪表达方式的过程。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是两种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O’Leary等采用问卷评估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双研究设计，系统考察了认知重评在负性情绪与食物选择关联中的作用：研究1通过对大学生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日常生活中认知重评倾向较高的个体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膳食，且负性情绪与不健康进食呈正相关；研究2在实验情境中诱导负性情绪并实施认知重评干预，结果显示负性情绪诱导阶段个体在食物选择中对健康属性的权重降低，而认知重评可降低负性情绪，并将健康属性的权重恢复至接近中等水平。这两项结果共同表明，认知重评作为一种前因聚焦的情绪调节策略，可通过调整负性情绪下味觉与健康属性在决策中的相对权重（即提升健康属性在决策中的权重），发挥保护作用，促进更健康的食物选择。相比之下，表达抑制在减少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方面的效果较差，有研究发现习惯性在负性情绪下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实际进食量更高；同一研究还发现，当通过暴力视频片段诱导负性情绪时，被直接要求使用表达抑制或认知重评的参与者在诱导后负性情绪水平相当，但表达抑制组在味觉测试期间摄入了更多高适口性零食食品，其中部分属于超加工食品（UPF），如包装巧克力制品与蛋糕。这些结果表明，负性情绪并不必然导致不健康的情绪相关进食，关键在于个体当下采用何种情绪调节策略应对：认知重评能够在负性情绪背景下维持或恢复饮食决策中对“健康”的重视，而表达抑制可能对调节情绪性进食帮助有限，且与更高摄入量的高奖赏超加工食品相关。

综上，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关联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负性情绪可通过主观饥饿、内感受信号及“食物可缓解不愉快情绪”的预期促进情绪性进食；其次，适应性调节策略（尤其是认知重评）可降低负性情绪转化为不健康食物选择的概率。当情绪性进食依赖高奖赏、营养素密度低或超加工食品时，反复发作可能对饮食质量产生不利影响，而认知重评更有可能支持更健康的选择，表达抑制则可能与更高摄入量的高奖赏超加工食品相关。

1. 3.
   负性情绪下的奖赏过程与偏差食物选择
   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中，食物选择不仅受进食作为缓解不愉快情绪方式的影响，也受奖赏加工、抑制控制与目标维持变化的塑造。负性情绪及诱发负性情绪反应的急性应激范式，可能提升即时食物奖赏的显著性，同时降低长期健康目标的影响。因此，即使个体在认知层面意识到不健康进食的潜在代价，仍可能更难抑制对高奖赏食物的即时趋近反应，表现为更倾向于选择高糖、高脂、高盐且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的食物。现有证据在三个相关层面支持这一路径：线索加工、食物选择中的价值权衡与神经机制。（1）线索加工层面：研究表明，与中性情绪相比，负性情绪可增强对食物线索的注意偏向，且该注意偏向与主观食欲呈正相关；采用急性社会应激范式的研究也发现，个体对甜与高脂食物图片的隐性渴求更强。（2）食物选择中的价值权衡层面：个体在食物选择中可能整合味觉、健康与营养等多种食物属性形成主观价值信号，研究发现急性应激下个体在食物选择中对味觉属性的权重更高。（3）神经机制层面：对高奖赏食物线索的反应增强，且健康属性的调节作用减弱。为进一步解释负性情绪/急性应激如何驱动进食变化（如数量失调、向高糖/高脂/高盐且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食物偏移），仅靠行为发现不足以揭示潜在加工机制，因此该层面补充神经机制证据以完善上述行为与测量结果。一项研究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考察30名慢性节食者在负性情绪诱导后与中性情绪诱导后观看诱人食物图片时的脑活动，结果显示与中性情绪条件相比，负性情绪诱导后观看诱人食物时眶额叶皮层活动显著升高，提示负性情绪可能增强对食欲相关食物线索的奖赏相关反应，支持负性情绪与去抑制进食的关联。食物选择中个体常需在味觉与健康之间进行权衡，Hare等研究显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将味觉、健康等属性整合为主观价值信号，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前额叶控制区有助于将健康信息纳入该价值计算过程，这表明食物选择中健康目标的维持部分依赖于控制网络调节价值计算的能力。在负性情绪或诱发情绪压力的急性应激范式下，抑制控制可能下降，急性应激或强烈负性情绪可快速削弱前额叶执行控制相关功能。在食物自我控制选择情境中，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行为自我控制降低，也表现为决策回路关键节点的功能连接变化，例如一项急性应激研究发现，参与者在食物选择中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同时前额叶控制区与参与价值计算的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这些发现提示，应激可能降低控制网络对价值计算的影响，使健康与营养属性更难塑造饮食决策。从营养视角看，该路径提示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可能使食物选择向味觉与即时奖赏偏移，同时降低对营养素密度、能量密度及长期健康后果的关注，此类偏移可能增加对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或高盐食物）的偏好。
   综上，奖赏过程可帮助解释为何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常伴随更强的食物线索反应、对即时奖赏的更高权重，以及健康相关目标影响的减弱。
2. 4.
   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营养表现与潜在影响
   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营养相关性不仅在于个体进食多少，还在于选择吃什么，以及这些进食反应如何随时间组织。摄入量变化常存在异质性，而饮食质量与食品加工程度的变化则更一致地指向高适口性、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的食物。这些饮食表现为思考负性情绪下情绪性进食的可能营养与健康影响提供了基础。

4.1 摄入量与个体差异

尽管本综述将情绪性进食视为一种食物趋近反应，但负性情绪下的摄入量不能简单等同于过度进食。部分个体可能表现出摄入量增加，而其他个体可能表现为食欲减退或总摄入量变化很小，相同应激情境既可能导致摄入量增加，也可能导致食欲减退与摄入量降低。负性情绪下的摄入量变化同样存在方向分化，平均趋势更多表现为食欲减退或摄入量不变，即负性情绪并不必然导致进食增多，而是取决于个体是否具备情绪相关进食倾向等易感性特征。一项基于综述的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负性情绪更一致地与摄入量降低相关，而摄入量增加往往集中于特定亚组（如高情绪性进食个体、部分限制性进食者）。一项行为研究同样显示，负性情绪诱导后，高情绪性进食个体更可能表现出摄入量增加，这解释了整体研究结果存在显著个体化差异的原因。此外，限制性进食史、体重指数（BMI）水平、睡眠剥夺与慢性应激负荷等因素也可能决定负性情绪下个体更可能表现为“摄入量增加”还是“摄入量减少”模式：限制性进食可能在负性情绪削弱饮食限制时提升去抑制进食的易感性；体重状态可能调节应激与情绪性进食的关联，部分较高BMI样本中观察到更强的应激相关进食；睡眠剥夺可能通过降低自我控制与提升对适口性食物的奖赏敏感性，增加零食摄入；慢性应激负荷可能进一步强化习惯性情绪相关进食，并增加对便捷、高适口性食物的依赖。

当摄入量显著升高或降低反复发生时，尤其当其扰乱规律能量摄入、进餐时间与膳食平衡时，便可能产生营养相关性。首先，负性情绪/急性应激下的进食变化本身可被视为情绪诱导的生理应激反应的一部分，负性情绪与急性应激可激活HPA轴与自主神经系统，引发包括进食行为改变在内的一系列生理与行为变化，本综述将这些摄入量变化视为情绪性进食的饮食表现，而非病理生理损伤的直接证据。反复摄入量增加可能提升总能量摄入，尤其是当额外摄入的食物为零食、甜食或能量密集、营养素密度低的食物时。反复摄入量降低也可能具有营养相关性，当其涉及漏餐、进餐时间不规律或减少营养素丰富食物的摄入时。因此，核心营养问题在于，与情绪相关的摄入量增加或减少是否成为改变能量分布、进餐规律性与营养素充足性的反复模式。此外，短期能量过剩可能扰乱食欲调节激素的动态平衡，并通过奖赏系统强化情绪与进食的关联，从而增加后续进食不稳定与反复过量摄入的风险。最后，当食物摄入量在短期内异常降低时，同样可能对人体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短期能量摄入不足可能导致葡萄糖供应不足，进而影响注意力、执行功能与情绪稳定性，提升疲劳与认知效率下降的风险；另一方面，持续或反复低能量摄入可能降低能量可用性，影响内分泌调节与代谢稳态，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食欲相关激素的正常反馈机制。此外，不规律进食或频繁跳过正餐也被认为与不良代谢结局相关，包括体重调节困难与代谢综合征风险升高。因此，即使在反复情绪波动背景下短期摄入量降低，也可能成为长期营养失衡与代谢风险累积的起点。

综上，证据表明负性情绪下的摄入量存在异质性，而饮食质量可能呈现更一致的偏移，这种摄入量的异质性使得饮食质量与食品加工程度成为情绪性进食更稳定营养表现的必要考察对象。

4.2 情绪性进食中的饮食质量与加工食品选择

与摄入量相比，饮食质量在负性情绪下的情绪性进食中呈现更一致的模式。个体处于负性情绪或急性应激时，相较于摄入量的分化变化，食物选择的“质量”变化呈现更一致的趋势。一项基于综述的研究表明，在负性情绪情境下，个体倾向于选择能量密度更高、脂肪或糖含量更高的食物，而对蔬菜、水果与全谷物等健康食物的选择相对减少，这种选择倾向被广泛称为“安慰食物”现象。同时，实验与观察性研究均显示，负性情绪状态与甜食、高脂食物摄入增加之间存在稳定关联，因为此类食物通常具有更高的感官愉悦度与即时满足特征。

该现象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一方面，高糖与高脂食物吸引力强，可在短时间内为个体提供愉悦体验与主观“舒适感”，因此在情绪低落或应激情境下更易被选择；另一方面，当个体处于时间压力或心理资源有限的情境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便利性高的超加工食品。然而从营养视角看，负性情绪下食物“质量”的偏移不仅意味着高脂高糖食物摄入增加，更重要的是提示膳食营养素结构发生变化。高能量密度与超加工食品通常具有“能量密度高、添加糖与饱和脂肪含量高、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密度相对较低”的营养特征。在此背景下，即使总能量摄入未显著升高，膳食结构的营养素密度降低仍可能削弱机体代谢调节能力。首先，在代谢层面，高能量密度与添加糖膳食更易诱导餐后血糖与血脂波动，伴随低度炎症反应增强，长期来看，此类餐后代谢负荷的反复出现被认为是心脏代谢疾病的早期重要表型。其次，超加工食品常缺乏膳食纤维与天然食物的营养结构，其快速消化吸收特性可能削弱饱腹信号的持久性，增加后续进食的不稳定性。肠道菌群也可能参与这一过程，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与肠源性激素参与食欲调节与肠-脑通讯，而应激可能扰乱菌群组成与肠道屏障功能，因此以低纤维摄入与更高依赖超加工食品为特征的反复情绪性进食模式，可能通过菌群-肠-脑轴对食欲调节产生潜在影响，但该路径在情绪性进食背景下仍属间接，需未来研究更直接地检验。此外，更高比例的添加糖与高度精制碳水化合物也与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密切相关。在流行病学层面，多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与系统综述一致发现，超加工食品摄入比例越高，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例如一项法国队列研究显示，摄入比例每升高10%，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上升，类似发现在其他多国队列研究中得到反复证实。因此，负性情绪背景下对高能量密度与超加工食品的偏好，即使未立即表现为体重增加，也可能通过饮食质量降低、营养素结构失衡与代谢负荷累积，逐步促成心脏代谢风险的长期发展。但需注意，这些长期风险应被解读为基于饮食质量与超加工食品摄入更广泛证据的潜在推论，而非情绪性进食直接导致心脏代谢性疾病的直接证据。

综上，饮食质量与食品加工程度可能是比总摄入量更稳定的情绪性进食营养表现，当此类选择在情绪情境中反复出现时，可能随时间推移导致进食模式稳定性下降。

4.3 反复情绪性进食与饮食模式不稳定性

当情绪性进食在相似负性情绪情境中反复发生时，可能逐渐成为应对痛苦的更习惯化反应。一方面，尽管情绪相关进食作为缓解负性情绪的短期策略有效，但这种体验本身并未真正缓解情绪困扰，反而可能逐渐成为一种依赖行为。长期频繁依赖高能量密度、高脂、高糖食物应对情绪，可能使该行为被视为负性情绪下的默认应对策略，从而形成习惯化模式。例如，一项动物研究发现，在反复慢性应激条件下，大鼠摄入更多安慰食物，而这种摄入也降低了后续应激期间的HPA轴反应，形成了“用适口性食物缓解应激”的反馈链，为情绪相关进食的巩固路径提供了实验证据。同时，一项行为研究显示，实验室应激任务后，报告更高情绪性进食水平且从进食中获得更强情绪缓解的个体，更可能在应激后增加零食摄入。反复情绪性进食也可能通过进食模式而非单纯摄入量体现：部分个体可能表现为更频繁的零食进食或晚间进食，其他个体可能表现为进餐时间不规律、漏餐后补偿性摄入，或在痛苦期转向便捷超加工食品。这些模式具有营养相关性，因其可能影响总能量摄入、全天营养素分布与食欲调节的稳定性。这种行为模式随时间的累积不仅会增加总能量摄入，还会逐步强化进食与情绪体验的关联，最终导致食物选择越来越由负性情绪驱动，而非生理饥饿驱动。另一方面，负性情绪驱动饮食模式的累积效应也体现在代谢层面：长期不健康饮食模式（尤其是反复摄入高热量、高度加工食品）与体重异常增加、脂肪代谢紊乱及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这些现象已在纵向研究中被观察到，并与情绪相关进食行为相关联。负性情绪或应激状态常伴随HPA轴持续激活与皮质醇水平升高，这种内分泌反应不仅促使个体偏好高能量食物，还可能导致脂肪堆积与能量代谢重塑，从而增加肥胖、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相关疾病的风险。

相较于上述负性情绪驱动饮食模式的时间累积效应，更复杂且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饮食模式与负性情绪状态之间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短期内，个体可能通过情绪相关进食获得暂时情绪缓解，但缓解效果短暂且不稳定；长期来看，不良代谢状态本身可能反过来损害个体情绪调节能力，加剧负性情绪体验，从而使个体在后续相似情境中更可能再次选择安慰食物。在主观层面，部分个体可能经历“进食带来短期缓解—随后后悔或情绪恶化—相似情绪情境中更可能转向安慰食物”的反复模式。长期情绪相关进食与不良代谢因素的关联，也被视为膳食模式与更广泛健康风险相关联的可能路径之一，但该反馈路径应谨慎解读，因为现有证据尚未确立情绪性进食单独直接导致长期代谢或心理结局。未来需开展纵向研究与生态瞬时评估研究，明确反复情绪性进食何时发展为稳定饮食模式，及其与后续营养与情绪结局的关联。

总体而言，负性情绪下的反复情绪性进食可能导致对高奖赏食物的习

（注：原文结尾部分在截断处为“可能导致对高奖赏食物的习”，结合全文逻辑，完整表述应为“可能导致对高奖赏食物的习慣化依赖与进食模式稳定性下降”，因严格遵循原文内容，此处保留截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