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企业层面气候相关风险如何融入企业风险管理？一项系统性文献综述

《Sustainability》：How Is the Integration of Climate-Related Risk into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t Firm Level?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尽管气候变化日益被认定为企业的重大风险，但气候相关风险在运营层面融入企业风险管理(ERM)流程的程度仍不明确。本文通过一项结构化文献综述，旨在回答企业如何将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评估纳入ERM流程这一问题。研究遵循PRISMA 2020协议，最终纳入2018年至2026年间Web of Science与Scopus数据库中发表的22篇同行评审文献。筛选排除了仅关注金融机构、纯政策导向及纯行业视角的文章，并通过五项资格标准进行筛选：企业层面聚焦、治理、风险评估、气候风险管理及/或ERM、气候风险类型。所有文献均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评估以降低偏误，并计算了Cohen’s kappa系数。经编码与定性分析发现，企业在气候风险评估的治理结构、披露实践与分析工具方面已取得进展，但在运营层面对ERM体系的融入依然有限。结果同时揭示了持续存在的整合缺口，包括战略与运营脱节、时间与方法论错配、象征性实施，以及系统性与知识壁垒。这些挑战阻碍了气候风险信息有效转化为风险管理实践与战略规划。总体而言，基于纯学术文献的研究表明，气候风险整合仍处于不完整状态，且在ERM体系内的嵌入程度较弱。在不断扩大的监管背景下，特别是随着IFRS S2的出台，本研究为理解当前企业层面的实践状况及未来气候风险整合的学术发展方向提供了基线参考。

引言气候变化已被广泛视为企业与金融体系的重要经济与金融风险来源。全球风险评估一致将气候相关威胁列为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连续多年将环境风险，特别是气候行动失败与极端天气事件，列为最可能发生且影响最大的全球风险。实证估算进一步显示，若将升温控制在1.5°C或2°C路径下，2015至2100年间全球累计经济损失将分别达259万亿美元与292万亿美元，凸显了气候变化的巨大财务影响。与此同时，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监管环境快速演变。2017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立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推动企业与金融机构提高气候相关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与一致性。TCFD建议标志着视角从“企业对气候的影响”转向“气候对企业绩效与金融稳定的影响”。这一监管势头在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成立后进一步强化，其于2023年发布IFRS S1与IFRS S2，建立了可持续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的全球基准。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瑞士、泰国、英国与美国等多个司法管辖区已建立监管框架或激励措施推进气候披露实践，企业披露数量与风险指标复杂度均呈上升趋势。然而，现有文献指出气候披露的质量与有用性仍存在局限，许多企业合规水平较低，数据来源不透明且计算方法不一致，导致披露不完整或缺乏可靠性，难以支撑决策。部分企业甚至策略性地利用气候报告提升合法性，而非提供实质性风险信息。气候风险通常分为物理风险（急性与慢性气候影响）与转型风险（源于政策、市场与技术变革）。企业风险管理(ERM)则被定义为一种整合式方法，旨在系统性识别、评估并应对企业各层级与各职能的风险，以实现组织效益。与传统分散于各部门的“孤岛式”风险管理不同，ERM强调风险的相互关联性与企业整体风险画像，通常依据COSO与ISO 31000等全球标准构建，旨在将企业风险偏好与使命、战略及业务目标对齐。有效的ERM不仅能提升企业价值与财务报告质量，还能增强应对系统性全球挑战的组织韧性。然而，尽管气候风险披露日益受重视，其在运营层面融入ERM流程的程度仍不明确。现有研究普遍缺乏统一的评估框架，对风险传导机制、机遇与适应能力的考量有限，且可持续发展与风险管理职能间的组织孤岛现象持续存在。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同行评审学术文献如何论述企业层面气候相关风险向ERM的整合？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分析，基于纯学术文献评估气候风险在ERM体系中的运营整合程度。

方法本研究采用结合结构化文献综述(SLR)与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综述严格遵循PRISMA 2020协议，未预先注册研究方案。文献检索覆盖Scopus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时限为2015年1月至2026年3月，以捕捉《巴黎协定》签署后气候风险议程在企业界的发展。初始检索获得190篇文献，去重后剩余174篇进入筛选阶段。筛选设定五项资格标准：企业层面聚焦、治理、风险评估、气候风险管理及/或ERM、气候风险类型，并排除金融机构研究、纯政策建议与纯行业视角文章。经过标题与摘要筛选、全文筛选及质量评估，最终纳入22篇文献。两名评审员在全文筛选阶段的Cohen’s kappa系数为0.812，显示几乎完全一致。纳入文献使用bibliometrix包与Biblioshiny界面进行年度产出、词云、主题地图与共现网络分析。数据提取采用标准化矩阵，涵盖五项分析维度。编码过程遵循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逻辑，从描述性代码逐步提炼为二阶分析类别与高阶主题，识别出战略—运营脱节、时间错配、方法论不确定性、披露驱动型实施、象征性实施与知识壁垒等模式。为确保可靠性，所有文献应用统一提取矩阵、编码本与操作定义，编码结果经讨论达成共识。生成式人工智能仅用于辅助整理提取数据，所有解释与分析由研究人员负责。研究明确承认，仅纳入学术文献限制了结论向企业实际实践的推广，样本应被视为集中证据体而非全领域代表。

结果与讨论结果按五个分析维度展开。维度1：企业层面聚焦与行业范围。文献显示气候风险研究广泛覆盖实体经济各行业，包括高排放碳密集型产业与脆弱的非金融行业。能源行业是研究重点，占纳入文献的18%，涵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与采矿等领域。然而，行业分析多聚焦于暴露度与脆弱性，对气候风险如何纳入企业层面ERM过程的证据有限。维度2：气候风险治理。文献识别出多层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BoD)、专门委员会、管理层委员会及外部支持，旨在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与机遇纳入长期战略与财务规划。然而，高层战略承诺与中层运营实施之间存在显著脱节。TCFD框架在约半数文献中被引用为治理与报告的指导结构。治理实践可细分为组织结构、角色职责与决策整合三层。董事会承担最高监督责任，专门委员会负责执行监督与目标追踪，管理层委员会负责运营落实，首席财务官(CFO)常担任气候风险执行发起人，首席执行官(CEO)的领导作用被视为关键。但管理会计师等中层的参与不足，气候活动常被错误视为可持续发展专家的专属领域。决策整合工具包括转型计划、情景分析、财务激励对齐、程序约束定义与资本配置，但这些工具在ERM流程中的有效嵌入并未得到一致证实。维度3：气候风险评估实践。评估实践分为框架、工具、监测实践与战略路径四层。框架层面，企业依赖全球标准化披露框架（如TCFD、IFRS S2、CDP）、技术风险与适应框架（如ISO 31000、ISO 14090、ISO 14001、ISO 50001、COSO）、定制化方法论框架（如11阶段系统方法论）及新兴监管区域框架（如CSRD、ESRS、AASB S2、NOU 2018）。工具层面，情景分析是核心工具，结合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典型浓度路径(RCP)及国际能源署(IEA)净零情景，辅以全球气候模型(GCMs)、降尺度技术、专业灾害模型（如STORM、全球风图谱）与开源平台CLIMADA等进行量化评估。此外，企业还使用公共平台数据集（如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国家气象研究所INMET、台湾气候变迁推估资讯与调适知识平台TCCIP）与第三方指数（如德国观察气候风险指数CRI、CDP评分）进行对标。监测实践主要包括阈值监控与能源产量跟踪，但整体碎片化且未与ERM系统一致对齐。战略路径层面，案例显示气候评估已开始影响资产选址与采购、预算与资本配置，但此类整合仍属零星，未形成系统性嵌入。维度4：与ERM的整合。文献明确指出气候风险在概念上与ERM框架的对齐，与其在运营层面的实际整合存在差距。少数案例提到ERM作为行政监督与资产保护的基础架构，部分企业将ESG因素与气候变化直接纳入ERM方法论，并使用风险登记表单独追踪气候风险。但总体而言，ERM在实践中的实施仍然有限，气候风险整合处于新兴但不完整的状态。维度5：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处理。90.9%的文献同时识别两类风险。物理风险包括急性极端天气事件（风暴、洪水、极端温度、野火）与慢性长期气候转变（海平面上升、降水模式改变、温度升高、生态系统退化）。转型风险包括政策法律风险（碳定价、排放报告限制、可再生能源法规、气候相关诉讼）、技术风险（产品替代、研发与资本成本、搁浅资产）、市场风险（消费者行为转变、供应链中断、资源稀缺与价格波动）及声誉与社会风险。监管风险是最常被提及的子类别，其次是声誉风险与市场风险。研究显示，转型风险因政策驱动与强制性特征，对战略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而物理风险更多引发被动适应性措施，未促成全面战略转变，这种不对称进一步加剧了ERM整合的碎片化。

跨维度综合揭示出若干模式：国际框架与标准的主导地位、企业规模与行业特征对评估质量的显著影响、转型风险与物理风险的不对称处理、企业间行为与竞争动态（如选择性披露与象征性报告）、技术与方法论进步（如定量建模与AI应用）与结构性缺口并存。这些缺口包括中小企业关注度不足、系统性与相互依存风险缺失、战略承诺与运营实施的脱节，以及实体层面风险分析的孤立性。

对ERM实践的意义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识别出四类核心整合缺口。一是战略与运营脱节：董事会层面的气候目标未能转化为中层管理的日常决策，气候风险常被委托给可持续发展专家，管理会计师与财务团队的参与严重不足，导致气候数据无法转化为ERM体系内的 actionable 财务指标。二是时间与方法论缺口：传统ERM框架基于短期规划周期与历史数据，难以吸收气候风险的长时段（延伸至2040或2050年）与非线性特征，缺乏前瞻性不确定情景处理能力。三是象征性与实质性实施的差异：合规压力促使企业采取象征性举措，气候披露更多用于声誉管理而非风险决策，企业倾向于展示视觉复杂的情景图表却未实质提升风险信息质量，且过度依赖外部顾问削弱了内部能力建设。四是系统性与知识壁垒：现有方法将气候风险视为孤立的企业层面问题，忽视供应链中断与跨部门影响的系统性互联，同时董事会成员与财务专业人员缺乏将气候指标转化为具体运营或财务后果的知识素养。这些缺口共同导致气候风险在传统ERM周期中嵌入薄弱，难以融入风险优先级排序与资本配置流程。

研究据此提出气候风险整合成熟度模型，包含碎片化整合、部分整合与嵌入式整合三个阶段，为企业自我评估与改进提供概念框架。研究强调，气候风险整合本质上是一个组织与结构性挑战，而非单纯的技术或披露问题。企业并非缺乏工具，而是缺乏将工具与业务流程对齐的能力。推进整合需要加强可持续发展、风险管理与财务职能的协作，调整ERM框架以适应长期不确定性，并将气候风险纳入资本配置与风险调整后绩效指标。随着IFRS S2的逐步实施，企业将面临更大压力，从披露导向转向运营层面的实质性ERM整合。

结论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同行评审文献中关于企业层面气候相关风险（含物理与转型风险）融入ERM的证据。结果表明，整合主要发生于治理结构、披露框架与分析工具层面，而在运营层面嵌入ERM流程的程度有限。气候风险虽日益被识别与评估，但其融入呈现割裂状态，转型风险更多与战略及财务考量联动，物理风险则多通过碎片化或被动方式处理。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识别出整合缺口，其特征为治理、风险评估实践、风险类型与ERM流程之间的错位。这些错位制约了气候风险在更广泛ERM体系中的有效运营化。研究发现提示，气候风险整合的主要障碍并非框架或工具的缺失，而是阻碍其与ERM流程对齐的组织与结构性壁垒。因此，推进整合要求企业超越披露与评估，将气候风险系统性地纳入核心风险管理常规与决策流程。未来研究应深入探索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模型中气候风险的运营整合机制，关注物理与转型风险在统一框架下的融合，考察组织结构对整合结果的影响，并将中小企业与系统性风险视角纳入研究范围。鉴于IFRS S2的监管效应将持续强化，本研究建立的基线为后续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