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Pressur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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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中的核心问题，制约区域协调与社会公平。尽管稳定的经济发展对于缩小这一差距至关重要，但地方经济增长管理的分配后果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在城市空间结构视角下。基于城市偏向理论（urban bias theory）与空间经济学（
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中的核心问题，制约区域协调与社会公平。尽管稳定的经济发展对于缩小这一差距至关重要，但地方经济增长管理的分配后果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在城市空间结构视角下。基于城市偏向理论（urban bias theory）与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本研究利用中国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2007—202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泰尔指数（Theil index）约增加0.001—0.002个单位。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目标压力会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向更强的单中心化方向演化，而这一过程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还显示出明显的时间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这些发现表明，以增长为导向的地方治理可能通过空间组织方式重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为优化地方经济管理与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发表于《Land》，聚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分配问题，即城乡收入差距如何在地方政府增长导向治理中被进一步塑造。论文指出，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也直接影响农村消费扩张、城乡融合推进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中国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较为显著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尽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等政策持续推进，城乡收入失衡有所缓解，但基础性差异并未根本逆转。现有研究虽然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开放程度、宏观政策、教育差异、创业和互联网使用等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释，但对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管理，尤其是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作用机制，仍缺乏充分讨论。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研究人员引入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空间分析维度，尝试揭示“经济增长管理—城市空间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链条，以拓展对地方治理分配效应的理解。
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城市偏向理论（urban bias theory，指公共资源与政策优先向城市倾斜）与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强调空间组织对经济活动和分配结果的影响）。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制度背景下，上级政府通常通过可观察且可比较的经济增长指标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与激励，进而使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地方政府宏观治理的重要约束。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仅有追求政绩晋升的动机，也有通过增长扩大财政能力与提升治理绩效的现实需求。因此，当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上升时，地方政府更可能通过土地、财政支出、基础设施等发展资源的倾斜配置，优先支持城市非农部门和中心城区，以追求更快、更可见的增长结果。这种偏向性的资源投入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改善经济表现，但也可能抑制农村发展能力、削弱城乡共享机制，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研究人员围绕上述逻辑提出两项核心假设。其一，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通过强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单中心化（monocentricity）而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论文认为，地方政府在增长目标约束下对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增强中心城区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集聚能力，提升城市首位度（primacy），并使城市空间结构更加单中心化。单中心结构虽然可能提高集聚外部性（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和中心区经济效率，但若中心城区的虹吸效应强于扩散效应，则优质就业机会、高附加值产业与公共服务资源将过度集中于中心区域，外围和农村地区获得的发展机会减少，进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论文由此将城市空间结构界定为连接地方增长管理与收入分配结果的重要中介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以中国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2007—2023年面板数据为样本，统一采用2023年行政区划口径。研究人员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Bootstrap方法检验城市空间结构的传导作用。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使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测度；核心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即地方政府年度GDP增长目标与前三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所代表潜在增长水平之间的差值；中介变量为城市单中心性指数，采用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的首位度指数（primacy index）衡量；控制变量包括贸易依存度、道路密度、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人均财政支出以及第三产业占比。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DMSP/OLS与NPP-VIIRS数据，并经投影转换、裁剪、噪声处理、重采样与跨传感器拟合后使用。样本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在实证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报告了“4.1.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的结论。基准回归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在纳入控制变量后的主回归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目标压力每提高1个百分点，泰尔指数约增加0.0013。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在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有限资源更容易以城市偏向方式配置，从而强化城乡收入不平等。随后，研究进一步加入目标压力平方项以考察非线性关系，但平方项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存在显著非线性，这也验证了基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在“4.2. Robustness Tests”中，研究人员从四个方面检验结论稳健性。第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地级市增长目标相对于上级政府增长目标的超额部分重新测度目标压力，结果仍显著为正。第二，调整样本范围，一方面剔除南京、杭州、合肥和上海等行政层级较高城市，仅保留普通地级市后结果仍稳健；另一方面加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虚拟变量后，主结论依然成立。第三，调整样本期至2009—2023年，以排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短期冲击的影响，结果未发生实质变化。第四，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省级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政策与经济因素，核心解释变量仍显著为正。上述检验共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在“4.3. Heterogeneity Tests”中，研究考察了时间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部分以2012年为界，将样本分为2007—2011年与2012—2023年两个阶段。结果显示，两个时期内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均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2012年以后该效应明显减弱。研究人员将其归因于中央治理重心调整、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变化，以及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持续推进，使得民生与城乡协调在地方治理中的权重上升，部分缓解了城市偏向型资源配置的负面分配后果。区域异质性部分按省份划分样本，结果显示安徽的正向扩大效应最为明显，浙江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江苏则呈显著负向。论文据此指出，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经济基础、乡镇工业发展、城乡产业联系以及劳动力转移能力不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分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安徽而言，农村产业基础较弱、非农吸纳能力有限，使得增长收益更容易集中于城市部门；而江苏因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较强，农村可能更能分享增长收益，从而表现出不同结果。
在“4.4. Mechanism Tests”中，研究重点检验城市空间结构的中介作用。“4.4.1. Mediation Effect Test”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总效应；同时，目标压力显著提高首位度指数，说明其会增强城市单中心化趋势；在将目标压力与首位度指数同时纳入模型后，目标压力系数下降但仍显著，首位度指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进一步显示，经由城市单中心性的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23.077%，从而强化了中介机制的可信度。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增长导向下将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及其他发展资源向核心城区集中，不仅直接加剧城乡收入差距，也通过强化单中心空间结构进一步放大这一分配效应。
“4.4.2. City Size Heterogeneity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进一步从城市规模角度分析空间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依据2014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研究以500万常住人口为界，将样本分为500万以下城市和500万及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两组。结果显示，空间结构的中介传导机制主要存在于500万以下城市，而在特大、超大城市中并不显著。对前一组而言，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既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显著提高首位度指数，纳入中介变量后首位度仍显著为正，说明单中心结构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对后一组而言，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和首位度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论文据此认为，中小城市财政和产业资源相对有限，在增长压力下更倾向于向核心城区集中资源，而其次中心发育不足、交通联结与要素流动网络较弱，使中心区集聚收益更难扩散至周边农村，由此形成更强的城乡收入分化。
讨论部分围绕政策含义与研究局限展开。论文认为，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本身并非应被否定，因为增长仍然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基础；关键在于避免继续沿用单纯追求短期增长绩效的城市偏向路径。地方政府应根据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统筹城乡公共服务配置、产业布局以及小城镇的桥梁功能，以更好协调增长与城乡融合。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也应因地制宜。单中心结构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形成集聚效应并提升增长绩效，但当中心资源集聚超过合理阈值时，可能压缩外围与农村地区的发展空间，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且这种效应在中小城市中更为突出。因此，空间组织模式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城市规模与发展阶段，避免脱离地方实际地追求单一空间模式。此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亦需改进，适度降低GDP与增速指标权重，提高就业质量、社会保障、生态文明、公共服务和城乡融合等指标的重要性，从制度层面缓解增长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论文同时指出，受数据约束影响，研究尚未纳入土地财政等变量，也未充分展开城市间要素流动与空间溢出分析，未来可通过空间计量方法与典型案例研究进一步深化。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如何科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基于长三角地区2007—2023年城市层面面板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城市空间结构的中介作用。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基于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说明过度增长压力会加剧收入分化。第二，基于异质性分析，该效应具有显著的时间与区域差异：其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在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较弱，而在欠发达地区仍较为明显。第三，基于中介效应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尤其是单中心化程度，在增长目标压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该机制在不同城市人口规模之间也存在差异，在较小城市中更为明显，在较大城市中则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经济增长管理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也会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城乡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仍然是一项关键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