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s》：Resilience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the Industrial Community in Response to Factory Bankruptcy: A Case Study on Shanxi Knitting Factory, Taiyu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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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社区在历史上被组织为将生产与居住相结合的高度一体化社会—空间形态。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许多工厂的破产与搬迁迅速瓦解了生产系统和工业景观，并加速了城市内部工业社区的重组。然而，同一工业社区内部不同空间单元如何响应工厂运营的突发变化，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基于
中国工业社区在历史上被组织为将生产与居住相结合的高度一体化社会—空间形态。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许多工厂的破产与搬迁迅速瓦解了生产系统和工业景观，并加速了城市内部工业社区的重组。然而，同一工业社区内部不同空间单元如何响应工厂运营的突发变化，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基于建成环境韧性（resilience）视角，本研究以中国太原山西针织厂的工厂破产为案例展开分析。研究人员通过将建成环境异质性的定量评估与定性访谈相结合，识别建成环境中的韧性能力，并考察其社会含义。研究发现：① 工厂区通过土地重构与功能替代表现出转型能力（transformability），而居住区则通过维持基本生活功能表现出持续性（persistence），但由于工厂破产后调整仍然有限，其适应性（adaptability）有所弱化。② 居民总体上对这些物质变化持消极感知，并将其与不利的社会体验联系起来。③ 综合结果表明，建成环境韧性不应仅通过形态变化来理解，还应通过其支持居民日常需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来加以把握。
《Buildings》发表的这篇论文聚焦中国工业社区在工厂破产冲击下的建成环境韧性问题。研究背景在于，新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大量工业社区，依托“单位制”这一制度结构，将就业、住房、福利、公共服务与政治管理整合在工厂及其毗邻居住空间之中，形成生产与生活高度耦合的社会—空间组织。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城市土地市场化及地价上升推动大量工厂破产、搬迁与原址再开发，原有工业景观迅速衰退，工业社区也随之发生深刻重组。既有研究虽已讨论工业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物质变迁与社会变迁，也关注旧厂区再利用或居住区渐进式更新，但通常将工厂区与居住区割裂考察，且对工厂破产、搬迁等“突发性运营转折”如何在同一工业社区内部引发差异化空间响应关注不足。正因如此，研究人员引入韧性（resilience）理论，试图从持续性（persistence）、适应性（adaptability）与转型能力（transformability）三个维度，解释工业社区不同空间单元在共同扰动下的不同演化路径。
论文以太原山西针织厂（Shanxi Knitting Factory, SKF）为案例。该厂始建于1960年，是典型的国有工业社区，既有生产用地，也有工人住宅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工厂于1999年停产，2007年宣告破产，近5000名职工失业。此后，工厂区迅速拆除并被再开发，而居住区则继续承担居住功能。这一显著分化使其成为分析“同一扰动下不同空间单元韧性差异”的理想对象。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同一工业社区内部，不同空间单元在应对工厂破产时，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出不同的建成环境韧性？
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序列式解释型混合研究设计（mixed-method sequential explanatory design）。首先，在1979、1989、1999、2007、2015、2025六个时点，对工厂区与居住区的建筑基底、公共空间、街道、边界墙及建筑功能进行时序化建库，并利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 Maximisation, EM）算法识别结构要素的聚集（aggregations）与间断（discontinuities）；随后，借用生态多样性研究中的丰富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与Pielou均匀度指标，测度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最后，在居住区对8位居住和工作均超过30年、年龄在60岁以上的原山西针织厂职工开展半结构式访谈，以解释建成环境变化的社会含义。样本来源为山西针织厂居住区长期居民，经社区委员会协助识别并随机抽取正式访谈对象。定量与定性结果在解释阶段整合，并置于单位制衰退、社会责任转移与地方治理重组的制度背景中加以理解。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保留“4.1. Aggregation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这一部分，说明工厂区与居住区在六个时点的结构要素聚集和间断格局均发生持续重组，并不存在简单稳定状态，这为后续异质性量化提供了直观基础。
在“4.1.1. Factory Area”中，研究表明1979—1999年间工厂区总体向北扩展，生产性建筑主要集中于中部与南部，北部逐渐出现更多非生产性用途；内部道路网络趋于紧凑规整，边界墙随工厂规模增长而扩展。1999年后，尤其2007年破产及拆除之后，工业景观迅速崩解，仅余纺织车间，后转作农贸市场。到2015年，原厂区西部已重建为现代城市住区，公共空间增加，道路形态变得不规则；至2025年，除东北角少量未开发地外，原工厂区几乎完成再开发，工业建筑基本消失。由这一时序研究可见，工厂区在破产后经历了显著的土地重构与功能替代。
在“4.1.2. Residential Areas for Workers”中，研究指出居住区被一条城市道路分为两部分，均毗邻原厂区。早期建筑基底由分散向占据大部分住宅区演变，服务设施最初集中于中心，后沿主要内部街道延展。自1999年起，许多密集平房被多层建筑替代，内部道路密度下降，小街巷减少；公共空间始终有限；原有砖墙围合到2025年大多被通透围栏与绿化带取代，仅北侧和东侧保留少量边界。相较于工厂区的急剧变化，居住区变化更为缓慢且延续性更强。
在“4.2. Richness, D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中，研究通过结构要素与建筑功能的丰富度、多样性、均匀度指标比较两区差异。结果显示，工厂区在工厂运行期内建筑基底数量最多、丰富度与多样性最高；2007年后，各项结构指标骤降至最低，随后回升，到2025年公共空间增长最明显。功能方面，工厂区建筑功能的特征数在1999年达到峰值，2007年全面跌至最低，之后反弹。居住区则表现为渐进变化：建筑基底长期保持较高丰富度与多样性，街道自1989年后均匀度较高，公共空间始终最少，边界墙在1989年达到高点后持续衰减。功能层面，居住区丰富度在2007年后增加并保持稳定，但多样性和均匀度至2025年下降。由此可见，工厂区的结构与功能变动明显更突发，而居住区则表现为渐进式调整。
在“4.3.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中，研究进一步比较结构异质性、功能异质性与综合异质性。工厂区在多数时点上功能维度指标高于结构维度，但2007年结构、功能与综合指标同步跌至最低点，之后回升。值得注意的是，到2025年其结构与功能丰富度虽未恢复至工厂运行时期峰值，但多样性与均匀度已超过既往高点，说明新城市用途的导入带来了新的复杂性。与之不同，居住区三维指标并未在2007年发生断崖式变化，而是从2007年至2025年综合异质性总体下降，尤其结构丰富度下降更明显，意味着其类别数量减少主要发生在结构层面。综合均匀度轨迹表明，破产前居住区综合均匀度一直高于工厂区；2007年工厂区降至最低，而居住区仅小幅下降，但此后两者路径分化：原工厂区迅速回升并于2015年超过居住区，而居住区持续缓慢下滑，到2025年差距进一步扩大。该结果构成论文识别不同韧性能力的关键量化依据。
在“4.4. Subjective Perception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of Residents”中，访谈揭示长期居民对居住区建成环境恶化具有普遍而负面的主观感知。居民反复提及建筑老化、排水管线年久失修、冬季供暖不足、许多服务设施被拆除或废弃，而新增功能有限。虽有受访者观察到主街沿线商业活动增加，但整体上仍认为住宅区“荒凉且破败”。公共空间方面，绿地维护不佳；街道存在积水与泥泞问题；边界墙拆除虽提升了通透性，却也在安保不足时带来安全感下降。社会体验层面，受访者认为工厂破产削弱了“山针人”这一以劳动与单位归属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老邻居搬离与新住户迁入削弱了熟人社会网络；公共活动空间与设施不足进一步限制了日常交往；由长期居住与工作积累起来的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地方归属感）也因生活条件恶化、工厂身份消退及邻里关系松动而减弱。论文据此说明，量化上表现为异质性下降的建成环境变化，在居民经验中具体体现为生活条件下滑、工作身份流失、邻里关系不稳与归属感降低。
讨论部分首先在“5.1. Factory Area: Collapse and Transformability”中，借助Holling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解释工厂区演化。1979—1999年可对应开发期（r）向保守期（K）过渡：持续资源投入支撑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建筑累积，结构与功能异质性上升，空间组织由灵活逐渐趋于稳定。2007年破产和拆除标志进入释放期（Ω），工业景观崩解，异质性降至最低。随后地块拍卖与再开发使原厂区进入重组期（α），新住宅、商业与服务功能取代旧工业系统，异质性迅速回升，因此工厂区表现出典型的转型能力（transformability），即在原结构不可持续时转向新系统的能力。至2025年，再开发大体完成，增长速度放缓，显示其可能正迈向新的保守期（K）。
在“5.2. Residential Area for Workers: Persistence but Declining Adaptability”中，研究人员指出居住区在1979—1989年处于开发期（r），随着人口增长和住房、服务设施投入而扩张；1999年异质性达到高点后转向保守期（K）。2007年工厂破产并未导致居住区像工厂区那样崩塌，原因一方面在于此前长期投资形成了较稳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于随着单位制瓦解，住房、福利、服务等社会责任已在破产前逐步转移至政府、居民委员会和私人服务主体，降低了居住区对工厂持续运转的直接依赖。因此，居住区在破产后仍保持居住功能和基本空间结构，表现出持续性（persistence）。但研究同时指出，这种持续并不意味着韧性增强。由于缺乏有效的日常治理、维护机制和渐进更新安排，人口老龄化、居住流动性上升及社区物质老化等长期压力未能被有效吸收，导致建成环境异质性持续下降，表现为适应性（adaptability）逐渐弱化。尽管2010年该地被纳入地方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但复杂产权、低改造激励与实施受限使其长期停滞。研究由此强调，物质环境的持续存在可能掩盖更深层的制度与社会问题。
在“5.3. Weakening Adaptability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Its Negative Social Implications in the Residential Area”中，论文整合定量与定性证据指出：居住区在工厂破产后一方面没有出现突然崩塌，而是继续承担基本居住用途；另一方面，结构与功能异质性的持续下降说明其适应性在逐步减弱。访谈证实，单位制解体后责任转移虽使居住区得以维持基本运转，却未形成有效替代机制来承担维护、服务供给与长期更新。结果是，居住区虽然“仍在”，却越来越难以支持多样化的日常生活需求。居民的负面感知进一步揭示，这种适应性弱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结构与功能简化，也转化为日常生活支持能力下降、身份认同削弱、邻里关系松散与地方归属感流失。因此，建成环境韧性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物理连续性，而必须联系其能否持续支撑居民社会生活与日常实践来判断。
综合来看，论文结论部分指出，山西针织厂两个空间单元在工厂破产后呈现出显著不同的韧性能力：工厂区在工业建筑拆除与新城市功能替代中表现出转型能力（transformability）；居住区则在维持基本居住功能的同时，因缺乏有效治理与更新而出现适应性（adaptability）减弱。定性证据进一步表明，居民对这种建成环境衰退具有明显负面体验。由此，研究人员认为，建成环境韧性不能仅从形态学变化来界定，而应同时考察其是否仍能支持居民的日常需求与社会生活。
研究结论可译为：研究发现，山西针织厂的两个空间单元在应对2007年工厂破产时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韧性能力。工厂区经历了最为剧烈的转变，工业建筑被移除，原生产场地逐步被具有居住、商业和服务功能的新建筑所替代，这一空间构型的转变表明其具有转型能力（transformability）。相比之下，居住区在扰动后继续承担基本居住功能。然而，随着其逐渐演变为一个缺乏有效治理与充分更新的普通城市社区，其适应性（adaptability）不断减弱。定性证据进一步显示，居民以明显负面的方式感知并经历了这种建成环境衰退。这些发现表明，建成环境韧性不能仅从形态层面加以理解，还应取决于其是否持续支持居民的日常需求与社会生活。
